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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国宾馆5号楼——一栋单独的小型欧式建筑。
一楼大厅内坐着四个人：陆少阳、秦长风、任安平、石铮，皆默然不语。
终于，脚步声起。在卫青陪同下，爱因斯坦摇摇晃晃走下楼梯。
这是一次特殊的会议——方舟小组历史上第一个有外人参与的全体会议。
爱因斯坦重重瘫坐在沙发上，接过秦长风递过的一杯酒，仰头喝干。“我想我需要一个解释，就现在，立刻。”
一下船，他就被接到了这座小楼的二层。在卫青的帮助下，他已经对着那台古怪的“方舟电脑”浏览了整整8个小时。其间他无数次以为自己处于精神错乱状态。现在的他，迫切需要一个合理的答案来拯救他濒临崩溃的人生观。
陆少阳微笑道：“我想只有一个解释最合理。”
爱因斯坦盲目地望着天花板，耳中传来卫青准确的翻译：“那就是，我们来自未来。”
爱因斯坦闭上眼，作为一名作风严谨的科学家，他从不立刻完全接受任何一个看上去很合理的解释。“嗯，也许是这样。假设你们真的是来自2021年的未来世界。那么，你们找我来有什么目的？”
“很简单，帮助我们。准确地说是，帮助这个即将在一百多年后毁灭的世界。”
“是那个原子弹毁灭了这个世界吗？”
“不，是人类的贪婪和国家的界限毁灭了整个世界。”
秦长风站起，来回踱了几步。“即使我们可以推迟原子弹出现的时间，即使没有原子弹，但是总有一天，会出现足以在一瞬间毁灭地球的武器。”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出现了原子弹，而是在于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国家的界限，是否存在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否存在压迫、歧视和野心家。”
爱因斯坦猛地睁开眼睛，整个脸庞发散出灿烂的光芒。“我开始相信，你们是来自二十一世纪的陌生人了。”
片刻冲动后，爱因斯坦目光又渐转暗淡，喃喃道：“也许阻止原子弹的出现要比阻止人类的私欲膨胀容易得多。”
陆少阳：“是的，以我们所掌握的未来科技，依靠武力逐渐征服全世界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相信，正如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帝国，我们永远无法阻止国家的再分裂、民族的再独立。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将成为镜花水月。”
任安平：“所以我们必须在有生之年建立起一个没有歧视、没有压迫、民族融合的世界新秩序。既然人性无法改变，那么我们就用制度来约束人性，消灭一切敢于挑战新秩序的野心家。也许这只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梦想，但是我们愿意付出毕生的努力去实现这个——大同世界。”
爱因斯坦把“大同世界”这几个字反复念了几遍。“那么，依靠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个伟大的世界新秩序？”
石铮：“坦率地说，我们每个人都在黑暗中前进，但是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不断摸索。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争取本民族的自由独立。只有我们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才能探索下一个目标，进而左右整个时代的发展轨迹。”
爱因斯坦：“我只是一名科学家，我可以做什么？”
陆少阳微笑道：“历史证明你几乎是一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如果你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掌握一百年后的未来科技，如果我们能够为你提供一切你所需要的研究环境，你认为你可以做什么？”
爱因斯坦全身一震，几乎是在呻吟。“世界上没有一个科学家会拒绝这样的要求。”
“不仅如此，这个时代所有知名或者即将知名的科技精英都不会拒绝这样的要求。我们将会建立起一个属于全人类的科研基地以及实用技术转化基地。简单地说，我们将会节省一百多年时间。”
“简单地说，也许我们可以利用节省下来的一百年时间实现这个伟大梦想，消灭所有阻碍我们的敌人。”
简单地说，爱因斯坦先生晕了。
第四十九章黄浦销烟
一
1912年1月12日下午，中华共和国临时国会通过陆少阳提交的财政改制案。孙中山以总统名义发布《中华共和国财政经济改制令》，财政部以全文下发各省市。13日，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同盟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等有影响的大报，都刊发了这一命令。同时，又公布了《中元发行办法》《中央银行设立办法》等5项办法。将“财政经济改制令”和各种办法综合起来，
其主要内容有5项：
1设立中国中央银行，中国中央银行是国家的法定中央银行。
2发行中元纸币，中元每元法定合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由中央银行发行，
面额分为1元（角、分）、5元（角、分）、10元、50元、100元九种。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
3各种金银币、铜钱以公布折合价兑换中元。中元发行后，限期收回。
4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期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
5禁止一切外国货币在本国流通，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均应以中元计算价格。违者以扰乱金融秩序罪论处。
1月15日，筹备已久的中国中央银行以及各分支机构于各主要城市同时挂牌成立。同日，“中元发行准备监理会”成立，负责监督检查中元的发行及准备情形。
1月16日，中华共和国副总统、财政改制委员会主任陆少阳命令向各大城市派遣财改管制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政策。派宋教仁为两广地区督导员；程潜为两湖地区督导员；胡汉民为闽浙地区督导员等。
1月20日，陆少阳率大批财政部骨干抵达上海，同时任命上海军管会主任王啸飞为上海财改委执行委员。坐镇南京的孙中山也亲自出马，邀请南京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座谈，希望他们协力执行各项办法。
1月22日，中国中央银行正式在各主要城市兑换中元。
各地民众对这个新生事物虽然还无法完全理解，但此前政府已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加上害怕“违者没收”或者被以扰乱金融秩序罪坐牢，只好将家中积蓄的金银外币向中央银行兑换中元。中元发行第一天，上海、南京、
杭州等地中央银行分支机构门前，就挤满了前来兑换的市民。
5天后，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上海外滩中央银行门前，许多人早晨五六点就在那里排队了，到下午一、二点都还没有兑到。临时增开了十几个柜台也无法应付。只得紧急委托市内各大钱庄以及交通银行代兑金银外汇。即便如此，各行门前汹涌如潮的兑金者仍十分拥挤，门警用尽力气也不容易维持秩序。
到29日中元发行一周时，已有金银外币折合1亿3200余万兑换成中元。在兑换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
如经常会因金银成色发生纠纷，使收兑工作受到影响。不过总体来说，这个阶段的工作还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上海外滩，东临黄浦江的一栋高大建筑。门前挂着一个铜牌，上书“中国中央银行上海市分行”。
两人立于三楼窗前。从这个角度，可以直接俯瞰正门下的景象。
望着黑压压排了数里长的人群，王啸飞欣慰道：“看来我这个执行委员没什么事可干了。”
陆少阳淡淡道：“那倒也未必。”
王啸飞一怔，问道：“嗯，经济上的事情我不懂，只会看看表面现象，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讲究？”
陆少阳微微一笑，道：“那好，你再仔细看看，这些人身上穿的都是什么衣服？再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
王啸飞依言而行，凝目观察之下，果然发现了问题。原来排队的人数虽然众多，但大多衣着朴素，相貌忠厚，显然都是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市民。偶见一两个衣着鲜亮的，看上去也不过就是低级职员、教书先生之类的人物。
只听陆少阳缓缓道：“早就听人说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弯下腰就能检到金子。现在看起来，不过如此。啸飞，我说得对吗？”
王啸飞恍然大悟。面前这些排队的普通百姓，多是迫于政府法令的压力，还能按规定办事。可是轮到了那些工商、金融界的资本家，就没那么乖顺了。他们比普通百姓更了解政府的行政漏洞。如今共和政权初立，且只打下了半壁江山，所以他们对中元的前途尚处在观望阶段。他们也比那些平民百姓更懂得，手中捏着金银外汇才是最可靠的。
即便是一些有识之士，对于货币改革本身是很赞同的。但这种认识多数仅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真的要落实到个人头上时，难免要私心作祟了。
王啸飞不觉皱起眉头，问道：“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陆少阳微笑道：“夫欲取之，必先予之。看来是时候给我们的工商界朋友送份礼了。”
二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由于中英南京条约的签定，上海被迫开埠。同年，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家使用机器印刷的墨海书馆。此后，西方列强以攫取的租界为阵地，设立了工部局、公董局等机构。随后英、美、法等国相继在航运、修船、缫丝、烟草、制药和公用事业等行业开办工商企业，第一代产业工人开始诞生。随着外资企业的开办和英、美、法、日、德等国在上海开设洋行、银行等机构，有别于传统店员的新式职员也开始在上海出现。经济的发展吸引了江浙一带大批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来沪做工谋生，也吸引了大批商人、厂主、官僚和豪绅涌入上海开厂设店或做寓公享乐。如此也诞生了中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
随着外贸和航运的迅速发展，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上海仅外资企业就有职工3。6万人。此时的上海已拥有一百五十多万人口，五百人以上的大型企业二百多家，雇用工人十六余万。
然而，由于前清政府与列强签定过历次不平等条约，外国人在华享有种种特权。上海的工商经济命脉几乎都把持在外国势力手中，即使本国行政司法权也大部被列强瓜分。
1月30日凌晨，驻扎在上海近郊的三个步兵团开进市区，包围了所有外国租界。同时，几十份盖有上海军管会红印的通知送入了各国领事馆以及租界最高当局。大意是：
1前清朝廷以及北洋政府与各国签定的条约无效。即刻起撤销所有租界。未与中华共和国正式建交的各国领事馆即刻撤销。
2驻扎在租界内的外国军队、警察、巡捕等武装人员三小时内必须解除武装，否则将被视为外国侵略军。
3所有外籍人士15日内必须持护照等有效证件前赴军管会外事办登记造册，领取中国暂住证，未通过暂住审核者遣送回国，否则视为非法移民拘留10天后遣送回国。
4外国人在沪开办之企业，必须15日内赴军管会工商登记处重新办理验资审核，换发营业执照后可以继续经营。凡涉及市政、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性行业的企业中方作价收回。
另附出入境管理条例：金银等贵金属、文物、枪支弹药不得携带出境。
德国领事馆早一步得到通知，率先服从。其余各国面对荷枪实弹的中国军队，只得相继服从。
与此同时，几十支稽查队查封了遍布市区大街小巷的烟馆以及鸦片仓库。同时查封了新、老沙逊洋行、英国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等十几家从事鸦片买卖的洋行，并没收其全部资产。
早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鸦片走私已经成为英美等国商人对华进出口贸易的中心内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尽管《南京条约》并未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但由于租界和外国势力的掩护，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的鸦片走私公然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作为“洋药”获得了合法贸易地位，每箱鸦片在通商口岸交纳三十两进口税后，即可通行无阻。
其中尤以新、老沙逊洋行规模最大，两家洋行仓库中共查抄出鸦片2800多箱，没收财物合现银500多万两。
沙逊洋行由总部设在印度孟买的英籍犹商沙逊家族开办。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沙逊家族对华鸦片贸易额就已占总量的20％，仅落后于英国怡和洋行。1872年后，沙逊家族除了老沙逊洋行外，由已故大卫·沙逊的次子伊利亚斯·沙逊自立门户创立的新沙逊洋行也在上海设立分行，积极开拓对华贸易，特别是鸦片买卖业务。由于新沙逊洋行将经营的重心放在上海和整个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