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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他拿不到钱回来，他该怎样不安呀！他对我说过两遍：“今晚一定还你。”
总之这一切算是过去了。
院子里的空气有点潮湿，四月的夜空乌黑的，一点点星光也没有，老远有一两
声蛙鸣。我想：蛙声这样叫，一定要有场风雨。
赵人杰这天买了三块钱的花生米，仿佛招待一顿盛餐那样几次的让我：“吃呀！
吃呀！”
他这晚上是过分的愉快。他说：“你就要到重庆去了，我们还能见面吗？你看，
我们才认识一礼拜，可是我觉得我们是认识很久了似的。”他说，“我是要把我的
作品拿出来，拿到世界上来。可是我的生活牵制我，你不知道，我前两天是怎么过
的，我卖了两本珍贵的意大利版的油画集子。”
“为什么不向我借呢？”
“不好意思的。”他说，“现在是没有问题了，月中我可以接到一个朋友的汇
款。我打算下半年回北方去，我还有个叔父，在乡下住。他有三十多亩田，过的挺
舒服。我想回去，就住在他那儿，前几年他来信催我回去，我没答应。若不，我是
没有画出画来的那一年的，我的身体又不好，我想回去过一年再出来。而且对都市
生活，我也厌倦了。”
“你叔父还健在吗？”
“我想还健在。他是没有娶过老婆的，晚年，吃酒吃得很凶，一天醉到晚。不
过他挺喜欢我。我从小是孤儿，完全是我叔父带大的。”
一个人愉快的时候，话总没有完。从他所向往的家乡，又谈到北方的麦季，谈
到夜晚挟着凉席子，躺在打麦场歇凉的风味。
“你们那里几月割麦子？”他问。
“七、八月。”
“那么你们那里晚。”他说，“我们那里是六月，一过端午节麦子就秀齐穗了。
你到了晚上听吧，望坡的人在月亮底下常常高声的呼啸，那是他发觉有偷麦子的动
静了。我们那儿的习惯，没出嫁的闺女都是在这时候去找私积蓄的，她们每年都能
弄一两斗。这不算是丢脸的事情。她们的娘就给她们放出去，两斗麦子，到年底本
利就有两斗半了，就这样从八、九岁到出嫁的年龄，一个闺女至少有了一套说得过
去的嫁装了。好手，一个麦季，就能偷个三、四斗，不管有钱财主的闺女，还是穷
的讨饭户家的，都是一黑天就三、五结队的到村外的麦子地去了。男孩子们可不作
兴，捉住了，打得头破血流，还得罚钱。所以不大离儿，看坡的听见老远有脚步声，
就高声的呼啸，也不去追赶。只要不是饥荒年月，是没有男孩子偷麦子的事情发生
的。看坡的也就不去追逐，不过呼啸声是可怕的。那呼啸声在夜晚从野外传到村子
里来，说不出的一种灾害感呀！我小时候，听见这种声音就害怕，就象是感到土匪
要攻村子而村子的人大声疾呼着，召集人抵抗一样。
现在我又觉着，这声音是富有诗性的，可惜我不懂音乐，若是音乐家或许有更
美的感受吧！”
“我们那里不兴这个，不过你说的那种声音，我可以想象到的。我们那里也有
看地的，叫作望青的人，他们都带着枪，他们听到什么动静，只是朝空打一下空枪，
可是偷庄稼的人听见就要跑了，一跑嘛，望青的人就循声追去了，他们放枪原来就
是试探偷庄稼人的方向的。他们都是猎手，那本是打猎的法子，可是他们用到对付
人上了，又一样的灵验。人在某时是聪明的，在又一个时候又愚蠢的和野鸡差不多
了。”
我们谈的又投机又兴奋。在我们之间，没有一丝的距离。
我们彼此感觉到忘情的愉快。话一中止，我们就听见院子里的草叶飘舞的声音，
竹篱摇晃着，天气是变了。足征我听见那一两声蛙鸣的断定不虚。我想若是明天落
场雨，又得延搁一天。
我们分手的时候，屋子里的气息也骤然阴冷了。远处传来树木的摇撼声，显出
风势来的大。不久，我们的房子里也旋起风来，从窗户和墙壁之间，从屋檐墙缝之
间，风声呜呜作响。地中央的风，也就回旋起来，越来越大。赵人杰房间的纸窗颤
动呜叫。壁画击打着土壁，劈劈剥剥。
“赵先生，”我说，“关上你的房门吧！”
“不用关……”
“外边起风了。”
“恐怕你明天走不成了。”
“关上门好。整夜开着作什么。”
“早晨你进出方便呀！”
“还是关上好，若是下雨，早晨我不一定比你起来的早。”
我说。
“不用关吧！你真客气。”
“赵先生！”我说，“不关门，一定要受凉。关上门，风就不会来往在我们这
两间屋子里转了。若是我们的身体一有病，什么也糟了。”
“你真客气。”
“赵先生！”我平心静气的说，“我并不是客气呀！你知道你是招待客人呀！
我是客人，你要招待得使我舒服，你就要听我的话呀！就是有成见，你还得牺牲呢！
不是吗！”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他笑着。意思是：我不是小孩子呀！你别绕着弯骗
我了。
“你关上门吧！”
“客气。”他说。
“怎么这是客气呢！我们还要客气吗？我是说真话呀！”
“嘿嘿。”他笑着。我们现在的距离又是这么远。
就这样我伤风了。又在北望园住了两天。整天躺在床上，头晕，发烧又咳嗽。
感谢上帝，林美娜待我很好，就是在她忙着给小鸡雏在竹篱下掘蚯蚓的时候，就是
在她忙着洗衣裳的时候，她也没忽视了我，哪次醒来她都及时的赶到我床前，问我
要不要喝水。
今天是七月一日了。桂林北望园的夏天该是怎样的呢！林美娜还是在掘蚯蚓吗？
若是那些鸡雏壮大了，那么她在熊星睡着的下半天作些什么呢？她是从来不读书的，
也不翻杂志，那么她的生活不是会有一段空白吗？她会在这段空白的时间感到空虚
吧！正如杨村农，他若不是每天有着进城去一趟的小欲望，他若不是每天回北望园
有着自谴太晚的忧虑，那么他的生活就会空虚的，一个人连点小的忧虑都没有，那
是怎样可怕的虚无啊！至于赵人杰是有独自的世界的，祝福他现在已脱去冬大衣。
实在说北望园的男女住客在无忧无虑的时候也不会寂寞，还会坐在走廊下打盹
呀。红瓦屋子的客厅里，由于花瓶里那株美人蕉的花朵，给他们幸福的点缀也一定
不小。也许还有株秋海棠呢！我怀念北望园，怀念北望园的深夜……赵人杰一定还
是冥坐在他那阴暗的屋子里遐想……现在北望园的深夜应该有一片蛙鸣了……
1943年，松竹屋
（原载1943年9月15日《文学创作》第二卷第四期，
选自1946年1月星群出版公司初版《北望园的春天》）
重逢
作者：金河
事情发生在地区公安局的预审室。
当一个审讯完的犯罪分子被带下去之后，预审科李科长把一本新案卷，递给了
身边的地委副书记朱春信。
朱春信，五十几岁年纪，身躯魁梧，略有些发胖。头发修理得很整齐，两条眉
毛又粗又黑，一双眼睛总带着沉思的神色，连鬓胡子刚刮过的方下颏微微泛青，给
人总的感觉是严肃、老练、精力充沛。在地委常委分工中，他负责组织、人事和公
检法系统。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清查打、砸、抢分子的时候，他亲自来到地区
公安局，想抓几个典型案例，开一次全地区的有线广播公判大会，公开审判一批打、
砸、抢首恶分子，推动一下这场清查运动。但是，抓这样的案例，并且做到实事求
是、证据确凿、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是十分费力的。对第一个犯罪分子的预审就很不
理想：检举材料、起诉材料同被告本人的交代，差距还是很大的。朱春信粗黑的眉
毛紧皱了一下，趁第二个犯罪分子没进来之前，活动了一下微胖的身躯，伸了一个
不大容易看得出来的懒腰，斜靠在椅子上，浏览着李科长递过来的第二本案卷。只
见案卷开头的提要上写着：“叶辉，男，二十八岁，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学生，
捕前系我地区直属发电厂锅炉工。叶犯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四人帮’，大
搞打、砸、抢，尤其严重的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的一次武斗中，亲手将一名工人打
伤致残，用长矛将学生石志红刺死，实属打、砸、抢首恶分子……”朱春信看着案
卷，粗黑的眉毛突然跳动一下，若有所思地抬起头来，但又马上轻轻地摇摇头，继
续看下去了。
李科长指着案卷笑着问朱春信：“朱书记，您听说过这个人吗？”
“没有。 ”朱春信摇摇头，“我是七0年才到这个地区来的，六七年我还在北
宁市。”
“叶辉是北宁市的下乡知识青年，一九七二年在咱地区招工到发电厂。”李科
氏又说。
“碍…”朱春信严肃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一种惊讶和不安的表情，但是当他意识
到这一点以后，便立刻镇静下来，轻松地笑了一下说：“我那时正被揪斗，武斗的
事是后来听说的，没听说过叶辉这个人。——双方都有伤亡，很惨啊！”朱春信痛
心地摇摇头，然后又抬起他的方下颏问，“叶辉当时是干什么的？”
“一个中学红卫兵组织的小头头。”
“中学红卫兵……小头头？”朱春信眼睛一动，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对李科
长的发问。
“是埃”李科长肯定地回答。
“嗯……这样有血债的打、砸、抢分子是应该严肃处理的。”朱春信凛然地说
完，又想起一个问题，“他还有别的名字吗？”
“好象没有……”李科长还要说什么，预审室的门开了，一个二十八九岁的青
年工人被带进来，他向朱春信小声说，“呶，来了！”
被告穿了一身旧工作服，带有斑斑油污的上衣，两个肘部都打了补钉，脚上的
翻毛皮鞋使人很难看清它的颜色。这个青年人不修边幅，但他并不拖沓。茂密粗硬
的头发盖住了他的半个前额，棱角分明的嘴微微张开，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这
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在坐上被告的小方凳之前，他用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向他
面前的审讯人员扫了一下，并且讥诮地笑了，显得镇定、从容。可是，当罪犯的眼
光跟朱春信的眼光相遇的时候，却使朱春信的心为之一震——这个眼神，这种笑容，
他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
“是……他嘛？”朱春信的心中迅速闪过一个神秘的猜想。
“你叫什么名字？”李科长开始审问了。
“叶辉。”罪犯回答。
“用过别的名字吗？”
“没有。”
李科长向朱春信点了点头，这证实了他刚才对朱春信的回答。朱春信根本没有
理会李科长的示意。他拧起粗黑的眉毛，死死地盯着被告的脸，接着他又破例离开
座位，背起双手，在罪犯身边踱了几步，然后又回到座位上来，朱春信先是做了个
考虑问题的样子，但是他的眼光总是在犯人的额角上搜索着，显然是在审视着犯人
的什么外形特征。
“有必要向你交代一下党的政策……”李科长照例说着预审罪犯时的常用话，
“那就讲讲你犯罪的经过吧。”
审讯在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着，可是朱春信却一言未发，眼睛一直盯着案卷上的
一行大字：“打、砸、抢犯叶辉。”
“是他，的确是他——叶卫革！”朱春信在心里叫着，“我希望不是他，可是，
我看见了他额上的那块伤疤！可是，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用过‘叶卫革’的名字呢？”
“讲主要犯罪事实，不要避重就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审讯的声音在
朱春信耳边越来越微弱了，一段本来不愿回忆的往事，却清晰地展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严峻、混乱、痛苦的秋天。
北宁市的群众组织早已分化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名叫“东方红”总部，
一派是“红联”总部。在《人民日报》“站出来亮相”的号召声中，被冲垮了的北
宁市委主要领导干部包括朱春信在内，都认真地考虑应该支持哪一派。也有的领导
干部不想去“亮相”，但考虑到种种利害，朱春信觉得还是亮一下好。根据观点、
力量、 社会影响和固有联系等多方面的条件来衡量， 朱春信声明站在力量较强的
“东方红”总部一边，认定“东方红”是“革命造反派组织”，承认另一派是“群
众组织”。“亮相”的结果，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