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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提醒黑娃：‘小老弟，照这相，三块八一张，先交钱。”
黑娃觉得耳朵里“嗡”的一声。但那诧异和嘲笑的目光又使他涨红了脸庞。他
“刷”地从兜里掏出两张二元钱的钞票，以破釜沉舟的姿态，把钞票摔到开发票的
小桌子上，“咚”地拍着胸脯说：“你给我照！”
摄影师先是愕然相视，继而肃然起敬，看热闹的人们也都收敛声息，对这个穿
着补丁袄的小伙儿刮目相看了。
当黑娃把钞票摔到桌子上的时候，他心里猛地一沉。但他望着人们瞠目结舌的
样子，又感到无比的快意。
“穿哪件衣裳？”摄影师热情地询问着。
黑娃向树杈上膘了一眼，指着一件蓝色西装上衣说：“就要它！”又指着一件
翻领毛线衣，“还有它！”
在人们不知是惊讶还是羡慕的目光下，黑娃从容地脱下补丁小袄和沾满汗污的
小布衫儿，勇敢地袒露着正在发育的结实浑圆的肌肉，赤膊站在阳光下，象是向人
们炫耀：看看．好好看看，这才是真正的黑娃呀！穿戴时新的人们啊，你们都扒了
衣裳，跟俺黑娃比比肉吧，这可是俺自个儿长的，咱不比身外之物！然而，当摄影
师热心地帮助他，把毛衣、西服、呢子裤等等“身外之物”堆砌在他那健美的躯体
上时，他还是感觉着一种进行了一次报复的惬意。
“系领带吗？”摄影师双手比划着问。
“系上！”
在众目睽睽之下，焕然一新的黑娃，面不改色地登上花坛，从容不迫地在沙发
上落座，身子颤了两下，对沙发的弹性表示满意，庄严的目光环顾了人群，又打量
着茶几上那部作道具用的电话机，干咳着，清了嗓子，忽然抓起电话机的话筒，大
声喊叫起来：
“喂喂！你是俺娘吗？俺是黑娃呀！俺在中岳庙给你说话哩！俺是问问你，晌
午做的啥饭哩！啥？蒜面条？鸡蛋卤？中，中！先搁锅台上晾着，俺一会儿就坐直
升飞机回去……”
围观的人们先是愕然不知所云，断而明白了这是黑娃的即兴表演，一个个前仰
后合，哗笑起来。
黑娃很满意这番表演的戏剧性效果，兴之所至，信口开河，又冲着话筒喊叫：
“美国！美国！你听见没有？俺是中国的黑娃博士，听说你们那彩色照相机不
赖，俺今儿个也照一张试试，验验质量……啥？质量老好？那俺丑话说前头，要是
没照好，得叫你美国赔俺！”
黑娃绷着脸，又说了一句谁也听不懂的外国话，“叭”地放下了话筒。
人们早已笑得直不起腰来。“咦咦！”一个戴草帽的老汉捂住肚子、跺着脚说，
“这小伙儿，咦咦，他可真做得出来……”
黑娃显然是打电话打累了，他仰脸靠在沙发上，懒洋洋地掂起那把细瓷小茶壶，
嘴对嘴地，发出“哧溜、哧溜”的声音，有顷，又放下茶壶，把苹果、酒瓶移至脸
前，一手执酒杯，一手抓苹果，露出“万物皆备于我”的自满自足的神态，仰脸作
饮酒状，说：“照啊！”
摄影师一直惶恐不安地望着黑娃的表演。我的爷！他在想，我咋碰到这样一个
泼皮货呀，他干万别把我那蜡制苹果囫囵个儿地吞下去呀！而这时，在黑娃的一系
列“慢镜头动作”过后，举杯欲饮，又恰合时宜地来了个“定格”——凝止不动了。
“照啊照啊！”黑娃催促着。
摄影师终于从心底吁出一口气来。他感到，这个泼皮的、富于想象力的顾客，
已经引人入胜地为他做了一回“活广告”，连忙摘下自己戴的墨镜，送上去，说：
“戴上，戴上这照！”
黑娃望望墨镜，想起了毛驴拉磨时戴的“碍眼”，便摆着脑袋说：“免啦免啦！”
“笑笑！”摄影师说。
黑娃想起毛驴，想起他已经充分利用了“美一回”给他提供的一切享受，也想
起他穿的这件毛衣，说不定就是那啥“开司米”织的哩！不由地绽开嘴唇，开心地
笑了。
“嚓！”
当黑娃脱去西装，重新换上破袄的时候，摄影师已经把刚刚显影的彩色相片呈
送到黑娃面前，呀呀！相片上的黑娃，是那样英俊、富有、容光焕发，庄重的仪态，
嘲讽的眼神，动人的微笑，好象是为着某一项重大的外交使命，出现在某一个鸡尾
酒会上似的。背景却是中岳庙的天中阁，红墙绿瓦、雕梁画栋、古色古香。
黑娃愣愣地望着相片，那眼神好象在问：这一位果真是俺么？但他很快便确认，
这就是本来的黑娃，或者说，这就是未来的黑娃。评论家也说，相片之外的黑娃不
过是黑娃的暂时的“异化”罢了。这样，美国政府也就避免了一场要求赔偿损失的
贸易纠纷。
赶会的山民们都被照片里的奇迹惊呆了。那位戴草帽的老汉，再三地将相片内
外的两个黑娃作了对比，“噫嘻！”他使用着在中岳嵩山之下保留至今的一个文言
叹词，发表评论说：“只要有好的穿戴，人人都有福贵之相啊！”
黑娃为今日赶会的一个意外圆满的结局感到满意。他一边走，一边乐嗬嗬地把
相片高高举起，不住地转动着身子，向四面八方展示着相片，让人们看看相片上那
位黑娃的丰采。
“你同志等等！ ” 摄影师从黑娃身后赶上来，手中晃着两角钱的钞票，说：
“找给你钱。”
黑娃这才发觉自己的疏忽，但他望着摄影师满脸陪笑的样子，想起他刚才的巴
结劲儿，不由地可怜起他来，便以使自己也大为吃惊的慷慨，大声说：“这钱俺不
要了，送给你喝碗面条吧！”
“那咋能？那咋能？”摄影师忙不迭地把钞票塞到了黑娃兜里。
“你照得不赖！”黑娃郑重地给以精神的鼓励，又热情相邀：“有空儿去俺家
坐坐。”
“一定一定！”
当黑娃挤出人群的时候，有人在他背后议论：
“这小伙儿看着面熟。”
“不错，咋看咋象县长他二小子，别看穿得窝囊，那是他爹叫他忆苦思甜哩！”
“可也说不定，如今这庄户人家，穿得赖，可兜里也有了钱夹子！”
黑娃任凭人家议论，径自兴致勃勃地走着，把相片捧在脸前打量着。他感到满
足而且激动。他想着，娘见了也会高兴，因为他给娘带回去的，是一个五颜六色的
向往，一个黑娃“吃得穿得”的证明。但不知为什么，当他重新把右手插进袄兜的
时候，他的心却在“通通”地跳动，伴随着一种淡淡的莫名的惆怅。
黑娃走出庙会，不觉登上了山坡。远望家乡的村庄，他想起了他的长毛兔，说
不定那两只母兔已经生下了两窝兔娃。他得赶紧回去扩建兔窝，垒成两棚楼的，通
风向阳。他又仿佛看见，爹正弯着腰，蹲在往年只准种红薯的那块“责任田”里，
一边栽着烟苗，一边掰着指头念叨：西乡那种烟的人家，一亩烟有超产三百多块钱
的，俺这三亩烟能超多少呢？
黑娃想着，心里又踏实而舒适了。他再次掏出彩色照片，审视良久，忽然对相
片里的他说：“我说你呀，你好好听着，再过两年，咱来真个的！”他又回头望着
山下的庙会，望着那鳞次栉比的货棚、饭铺，大声喊叫着：“你们——统统的——
给俺留着！”
“留着”——“留着！”群山发出了回声。
穿过盛开着油菜花的田间小路，黑娃哼着梆子戏，飞快地回家去了。
（《上海文学》一九八一年第七期）
文学视界扫描校对
飘逝的花头巾
作者：陈建功
秦江这个人很怪，虽然写了很多充满人情味儿的小说，在待人接物方面却缺少
起码的人情味儿。最近，我采访过他两次，想写关于他的专访，都被拒绝了。上星
期六晚上， 在103路无轨电车上，临下车时我看见了他。喊他，他连理也没理，沉
着脸，抓着扶手，冷冷地站在那里。是不是太狂了？不象。他那样子很憨厚，他的
作品也很深沉、平易，绝非浅薄的人所为。究竟因为什么呢？
说来也巧，这次采访文学丛刊《碧云》主办的“优秀小说授奖大会”，竟和他
安排在一个房间住。他的短篇《纤夫》以深远的题旨，粗犷淳朴的人物形象，大江
出峡的笔势而获奖。可是他迟迟不到，直到授奖仪式开过了，他也没来。是因为所
在的S大学学习确实紧张，还是因为害怕刺眼的镁光和接踵的采访？
晚上，他来了。瘦瘦的中等个儿，长方脸棱角分明，剑眉，眼窝微陷，鼻梁显
得高且直，嘴唇绷成平直的一线，下颌微微上扬。和我前几天见他时一样：他满脸
倦容，不时眨着干涩的眼睛。他朝我点点头一笑，这时仿佛也没有离开重重的心事。
他坐到沙发上。
“你怎么才来？给编辑部赶稿子去了？”
“没有。”
“我看你很累的样子。”
“是吗？”他不否认，却也无心接过我的话题。
我们沉默了。
我很难忍受这种难堪的局面。我说：“授奖仪式你没露面，真让大家扫兴。连
马征远同志都来了，作了指示，还说想认识你。”
“哦。”他的眉头皱了一下，旋即说，“我来电话请假了。学校有事脱不开身，”
我说：“征远同志临走嘱咐我，看见你时，领你去找他一趟。想和你谈谈。他
说你很有希望。”
他未置可否。
熄灯以后，躺到床上，他忽然问我：“你能不能找个借口，帮我推托一下？我
……我最近还不想去见他。”
“为什么？”
又是沉默。
这真有点过分了。马征远同志是文艺界的领导，七十高龄了。而他，不过是个
毛头小伙儿。他还是这么不近人情。
我说：“我们初交。我对你的脾气还不太了解。可是，我觉得，从礼貌上来讲，
总不能……”
“嘶啦——”他划着了火柴，点上烟，默默抽了起来。过了很久，说：“是啊，
本来，我是想见他的。我也猜到他会来。可是……”
“怎么，你们……”话语中，我猜出他和征远同志之间似乎有什么微妙的关系。
“看来，我只好告诉你了。因为还得求你帮我挡挡驾。不过，你能为我保守一
段时间的秘密吗？”他的话音里带着苦笑，“你是绝对想不到的，我是他的儿子。”
“什么……马征远同志不知道？他还不知道？！”
“干嘛这么喊。你躺下好不好？他不知道。秦江是我的笔名。他只知道他的儿
子马明在四川，在长江航道上当水手。他不知道我新近考上了大学，还写了小说。
秦江就是我。”
“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很简单。我是个不争气的儿子。”他抽了一口烟，看了我一眼，缓缓把
烟嘘出来，“你现在一定想象不出当年的我是个什么样子。七、八年前，我和我的
朋友们整天泡在‘老莫’。你知道‘老莫’吗？”
“老莫？”噢，想起来了。莫斯科餐厅，现在叫北京展览馆餐厅。“老莫”，
是高干子女们通用的称呼。
“那时‘老莫’刚刚重新开张，用的是银餐具。我们每吃一次都要偷回一把勺
子或一把叉子——不是为了卖钱。这是吃了一次‘老莫’的标志，和军功章一样值
得炫耀……我们还常去‘康乐’——过去在王府井，现在搬了——那里开菜单的一
位姑娘特别漂亮。我们在那儿喝呀、闹呀、昏天黑地。我曾经拿一张拾元的票子叫
她给我再上一瓶汽水。她找给我一桌的毛票和硬币。我醉醺醺地把它们全扫到地下，
叮叮当当四处乱滚。这还在我的朋友间传为美谈，据说是‘拔了份了’……酒足饭
饱了，躲到一个人的家去，聊大天——那会儿还不敢跳舞，也没录像看，只能聊大
天，打牌，也骂‘红都女皇’……每天半夜三更才回自己的家。
“……你不信？其实，对我来说，势在必然。我从小在干部子女集中的寄宿学
校里长大。我知道肩章领章上金杠金豆所代表的官阶，也熟知红旗、吉姆、奔驰、
吉斯一直到伏尔加、巴别达。可我对人生道路上所应有的准备却一点儿也没有。生
活的浪潮来了。一会儿我是‘子承父业，理所当然’的‘好汉’、‘小将’，一会
儿我是‘黑帮崽子’。我随着爸爸的浮沉，得意，沮丧，酩酊大醉，咒天骂地，却
从来也没有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干点什么。爸爸也越来越
罗苏了。可能是没官当了，找不着人训了？他骂我是‘寄生蟹’。早晨拧开我的房
门：‘喂，老奥，起来吧！’——后来我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