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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秋天我们过了那一段过节般的时期：每年年终城里要召开全省地方自治会议员代表大会。冬天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过节般地过去了：有以赞科维茨卡娅和萨克萨罔斯基为首的小俄罗斯剧院来巡回演出，有首都的名角契尔诺夫、亚科夫列夫和穆拉维娜举办的音乐会，还有不少不化装和化装的跳舞晚会，以及家庭晚会。地方自治会代表会议后，我去莫斯科拜访了托尔斯泰。回来之后，我特别忘情于世俗间的罪恶诱惑。这些诱惑，从外表上看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似乎没有一个晚上在家呆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不知不觉地恶化了。
“你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有一天她说。“完全是个男子汉了，不知为什么也蓄起法国式的胡子来。”
“你不喜欢？”
“不，干吗不喜欢呢？我不过想说，一切事物都要变的！”
“对，你看你也变得象个少妇了，清瘦了，也更漂亮了。”
“你又开始嫉妒我了。我真怕跟你说老实话。”
“什么？”
“我想穿一套服装参加下次的化装舞会。随便一套价钱不贵的、朴素的。戴一副黑面具，再来件什么又黑、又轻、又长的……”
“到底要化装成什么呢？”
“夜。”
“这么说，奥勒尔时期的东西又要开始了？夜！这真够庸俗的。”
“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奥勒尔时期的东西，有什么庸俗的地方。”她冷淡地、自有主见地回答道。从这种冷淡和独立自主的精神中，我真的害怕地感觉到了往日的某种东西了。“你不过是又开始嫉妒我罢了。”
“为什么我又开始嫉妒了呢？”
“我不知道。”
“不，你知道，因为你又开始疏远我，又想讨男人们的喜欢，博得他们的欢心。”
她不怀好意地笑了一笑，说：
“你没有资格说这个。正是你一个冬天都没有离开过切尔卡索娃。”
我脸涨得通红。
“是没有离开过！可是我和你在哪儿她就跟到哪儿，难道是我的过错？最使我伤心的是你和我在一起总有点不自在，仿佛你有什么心事瞒着我。你直截了当说吧，什么心事？你心里藏着什么 ？”
“我藏着什么？”她回答道，“悲伤，我悲伤的是，我们往日的爱情已经没有了。不过说这个干吗……”
她沉默了一会又补充说：
“既然你不快活，那么化装舞会我就准备谢绝参加了。只是你对我太苛刻了，我每一个心愿你都说成是庸俗的，你剥夺我的一切自由，而你自己却什么都干……”
春夭和夏天我又多次出外漫游。初秋时节又遇见了切尔卡索娃（在此之前我和她之间确实没有什么），并且得知她要迁居基辅。
“亲爱的朋友，我要和您永别了，”她用一双鹰眼看着我说：“我丈夫在那里等得不耐烦了。您愿意送我到克列缅楚格吗？当然，要完全保密。我在那儿要过一夜，等船……”
二十九
这事发生在十一月间。我迄今还看到和感觉到那偏远小俄罗斯城市的死板而阴郁的生活，它的冷落的街道，狭窄的木板人行道，围着篱笆的黑色的花园，林荫道上光秃秃的高大白杨，空荡荡的市立公园，里面有一间窗户被打死的夏季餐厅，这时节湿润的空气，公墓里腐烂树叶的气味，我沿着这些街道、花园毫无表情、毫无目的地徘徊，我那些同一的思绪和回忆……回忆是一种使人沉痛。使人恐惧的东西，它甚至需要有专门的祈祷文才能解脱。
在一个非常不幸的时刻，她那些偶尔才吐露一点的隐痛使她发狂了。那天格奥尔基哥哥下班回来晚了些，我回来得更晚（她知道我们机关在筹备地方自治会年会，要晚些回来）。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好几天没有出门（每月她总有几天是这样），而且，跟往常一样，在这种时候她总是神态异常的。她准是照自己的习惯蜷缩着身子，半躺在我们卧室的沙发上好半天，抽了许多烟（她从某个时候起开始抽烟，我多次请求甚至要求她丢掉这种对地极不适合的嗜好，可她总不听），或许，她还茫然地瞧着面前的什么东西，然后蓦然站起身来，在一片小纸上一字也不改地给我写下几行字（这是哥哥回来以后在这间空空如也的卧室里的梳妆台上发现的），然后就急急忙忙地收拾自己的一部分东酉，其余的都干脆扔掉了。这些到处乱扔的东西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勇气去拾起来，收藏在什么地方。夜晚她已经走远了，走在回父亲家的途中……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去追赶她？也许是因为出于愧疚，也许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她有时脾气倔强。我打了许多电报，写了许多信，最后也只收到两句回话；“我女儿走了，而且不许把她的去向告诉任何人。”
如果当时哥哥不在我身边（虽然他本人也束手无策，茫然若失），天晓得我会发生什么事。那简短的写明了她出走的原因的宇条，哥哥没有立刻交给我，想让我事先有个思想准备——他这样做很笨拙。最后他下定了决心，噙着泪珠把字条交给了我。在那片小纸上她用坚定的笔触写道。“我不能再看着你离我愈来愈远，不能继续忍受你无休止地，日趋频繁地污辱我的爱情，我既不能让它在我心中死灭，也不能不明白：我受到的屈辱已到了极限，我的一切愚蠢的希望与梦想都已破灭。愿上帝给你力量经受住我们的诀别，忘掉我，在你那新的、完全自由的生活中去获得幸福吧……”我一口气读完了宇条，觉得脚下的土地在下陷，脸皮和头皮在发冷，在缩紧，但我却嘣出一句相当厚颜无耻的话来：
“这有什么？早就该料到的，这种‘破灭’寻常得很！”
此后，我竟然还有勇气走进卧室，摆出一副冷漠无情的神态躺在沙发床上。黄昏时分，哥哥蹑手蹑脚地走进来着我，我假装睡着了。他碰见任何不幸的事都惊慌失措，经受不起，这一点特象我们的父亲。他匆忙中很快就相信我真的睡着了，趁当晚还得出席参议会会议的机会，便悄悄穿上衣服走了……现在想起来，我当天夜里没有开枪自杀的唯一原因，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总得自杀。当时窗外花园里的乳白色的月光照亮了我的房间，我走进餐室，点着灯，在橱柜旁喝了一杯伏特加，接着又是一杯……我从屋里出来，走到街上去。街上寂静无声，温暖潮湿，周围的一切——空荡荡的公园里和林荫道上的白杨间到处弥漫着浓密的白雾，这雾和月光融合在一起，情景十分可怕……然而回家就更可怕：要点燃卧室里的蜡烛，在暗淡的烛光下看到这些还扔得到处都是的袜子、鞋子、夏令时装和那件花睡衣——我入睡前常常搂着这件睡衣裹着的她，吻她向我仰起伸过来的睑，感受她那温馨的呼吸。只有和她在一起，在她面前痛哭才能使我摆脱这种恐惧，可是她已经不在了。
第二天晚上，死一般静寂的卧室依然亮着微弱的烛光。漆黑的窗户外是茫茫的黑夜，正渐渐沥沥地下着深秋的细雨。我躺在床上凝视前面的墙角，那儿挂着一幅陈旧的圣像，她睡前总要向它祈祷。圣像陈旧，仿佛是一块浇铸板，正面涂了一层朱砂，在漆得光亮的红底上是穿金衣的圣母像。圣母既严肃又悲伤，又大又黑的眼睛超出黑眼眶，叫人毛骨悚然！圣母和她，这幅圣像和她疯狂出走时仓惶扔下的一切女用什物在我脑海中搅在一起，即使人觉得可怕，又使人感到亵渎。
接着过了一个星期、两星期、一个月。我早已辞掉了我的职务，不到人群中去露面。我压下了一个回忆又一个回忆，熬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就象某些斯拉夫农民，曾经在某个地方，在坑坑洼洼的林荫道上，“纤着”装满沉重货物的大船一样。
三十
无论家里还是城里，仿佛到处都有她的身影，我又被这种幻觉折磨了约一个月。最后我觉得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痛苦，于是决定到巴图林诺去住一段时期，暂不理会将来的事。
我匆匆和哥哥最后拥抱一次之后，怀着非常奇怪的感觉走进已经开动的列车车厢。进了车厢，我自言自语道：嘿，我又象小鸟一样自由啦！这是个没有下雪的漆黑的冬夜，车厢在干燥的空气中轰隆轰隆震响。我提着小箱子坐在门边的一个角落里，回想起我爱在她面前重复的一句波兰谚语：“人为幸福生，鸟为飞翔活”。我一个劲地凝视着隆隆声中漆黑的车窗，不让人看见我的眼泪。这一夜列车开往哈尔科夫……两年前的那一夜是从哈尔科夫开过来的：那是一个春天的拂晓，她还在渐渐亮堂起来的车厢里酣睡……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紧张地坐在又闷又挤的车厢里，一心盼着天亮，盼著有人走动，盼着哈尔科夫车站上的一杯热咖啡……
后来到了库尔斯克，它同样引起我的回忆：一个春天的中午。我和她在车站上吃饭，她显得很高兴，说；“我平生还是第一次在车站上吃饭！”眼下却是个灰蒙蒙的寒冷的日子，时近黄昏，我们这列过长而又十分平凡的客车停在车站前：库尔斯克—哈尔科夫—亚速海铁路线上的三等车厢都是庞大而又笨重的，象一堵没有尽头的墙一样。我走下车厢，看了着周围，前面老远的地方现出一个黑糊糊的车头，几乎着不见。一些人拿着茶壶从踏板上跳下来，急急忙忙地到车站食堂去打开水——他们全都一样的令人厌恶。我的几个邻座也下了车：一个是被自己的肥肿症弄得精神不振，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商人；一个是极其活泼、对一切都好奇的小伙子，他那鄙俗的面孔和嘴唇整天叫我作呕。他总是向我投来狐疑的眼光……我也整天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会说，这个人怎么老是坐在那里沉默不语，不知是个少爷呢，还是个什么别的人！不过他倒友好地提醒我，说话象放连珠炮似的：
“您注意，这里总卖烤鹅，便宜得不得了！”
我停住脚步，心里想着小卖部，我不能去。因为那儿有一张我和她曾经坐过的桌子。虽然这个地方还没有落雪，但空气中却已经充满俄罗斯严冬的气息。在巴图林诺等着我的将是怎样的一座坟墓啊！父母都年事已高，不幸的妹妹艳容已衰，冷落的庄园，破败的房屋。倾颓的花园，只有寒风在那里呼啸，冬日的犬吠声在这寒风中显得格外多余、凄切……列车的尾部长得望不到头。对面，站台的栏杆房耸立着一排白杨树，光秃秃的象扫帚。白杨树后面冻结的鹅卵石便道上，有几辆出租马车等着生意，看这情景，库尔斯克的苦闷寂寞就不言而喻了。站台上一群村妇就站在白杨树下，他们都用围巾围得严严实实，围巾两端系在腰间，脸冻得发青，正在讨好多地招徕顾客，叫卖那些便宜得不得了的烤鹅——个个肥大，僵硬，皮上象长满了粉刺。打好了开水的人爽快地从车站前朝暖和的车厢往回跑，虽然觉得冷，但还挺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