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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诸子辩（一名龙门子）。本书据顾颉刚先生标点《诸子辨》（再版校正）朴社民十七年七月第三版整理排录，竖排繁体改横排简体，其中间有标点分段等处，则据文意重加整理。顾颉刚先生所在《序》、《再版弁言》及增补目录仍旧。洛阳老庄研究院潇雨整理排录。
目录
序
再版弁言
序（宋濂）
鬻子
管子
晏子
老子
文子
关尹子
亢仓子
邓析子
鶡冠子
子华子
列子
曾子
言子
子思子
慎子
庄子
墨子
鬼谷子
孙子
吴子
尉缭子
尹文子
商子
公孙龙子
荀子
韩子
燕丹子
孔丛子
淮南鸿烈解
扬子法言
抱朴子
刘子
文中子中说
天隐子
玄贞子
金华子
齐丘子
聱隅子
周子通书
子程子
跋
作者简介
宋濂（1310～1381） 明初散文家。字景濂，号潜溪。先祖潜溪人（今属浙江金华），至宋濂时迁到浦江（今浙江浦江县）。宋濂自幼好学，曾从散文大家吴莱、柳贯、黄□等人学习。元至正时被荐为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就，隐居龙门山著书10余年。朱元璋起兵取婺州，召见宋濂，命他为五经师。朱元璋称帝后又命他为文学顾问、江南儒学提举，授太子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修《元史》，为总裁官。当时朝廷祭祀、朝会、诏谕、封赐文章大多由他执笔。累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洪武十年因年老辞官还家。后因长孙犯法，又牵涉胡惟庸案，全家谪茂州，中途病故于夔州。正德时追谥文宪。
宋濂散文，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最为出色。其传记小品文，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性格鲜明，各具特色。如《秦士录》写文武兼长而怀才不遇的邓弼磊落性格及坎坷命运，其豪爽奔放个性，跃然纸上。《杜环小传》及《李凝传》分别叙写两个中、下层人士仗义助人、赈济病贫的品德，以对比手法抨击时弊。文中说：〃举世混浊，清士乃见，五伤流俗之嗜利也。传其事以劝焉〃，可见写文目的。《记李歌》则写出了生于娼门的少女李歌；拒绝豪华生活诱惑；维护尊严的不屈性格。再如《王冕传》中王冕豪放孤傲性格也刻画得十分鲜明。
宋濂有寓言体散文集《燕书》及《龙门子凝道记》。书中以一些生动故事说明抽象的哲理；寓意深刻；耐人回味。如《尊卢沙》讥讽了好说大话、贻误国事之人；文章以〃终身不言。欲言；扪鼻即止〃作结；颇有谐趣。《鼠□狸□》则写因享受而丧失搏斗能力的狸□竟望鼠而抖，表现长期养尊处优之害。其他如：《成阳□借梯》、《越人溺鼠》、《白雁啄奴》等皆风趣诙谐，启人深思，为较好讽刺小品，其中有些故事已在民间广为流传。
宋濂写景散文佳作亦不少。如《环翠亭记》写亭外竹林〃积雨初霁〃；〃浮光闪彩；晶荧连娟；扑人衣袂；皆成碧色〃，秀丽清新。他如《桃花涧修禊诗序》、《看松庵记》等皆文笔简洁，写景状物都较生动、自然。
宋濂因身居显位；又逢明初开国盛世；其文章中较多颂扬封建统治、宣传封建道德的内容。有些文章如《阅江楼记》，虽情景畅达，但颇为粉饰之辞所累。宋濂此类文章，成为后来〃台阁体〃的先声。此外，宋濂因受佛、道影响，部分作品亦有消沉、感伤情绪。宋濂文名远播国外，高丽、日本、安南等国使节曾以重价购其文集。
宋濂著作，有《宋文宪公全集》，53卷，亦有版本称《宋学士全集》或《宋学士文集》。此外还有《篇海类编》20卷；《洪武正韵》16卷。主编有《元史》210卷等。
序
自从《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许多人知道我曾在五六年前辑集辨伪的文字，很劝我把这些东西整理付印。我既拗不过他们的好意，但也找不到时间把搜得的材料整理就绪。因想宋濂的《诸子辨》卷帙最少，不妨先印出来，稍塞同志们的责望；并且可以把它作一回尝试，如其销场不坏，以后还可由朴社印些大部的辨伪著作，如万斯同的《群书疑辨》之类。所以现在便把这书印出来了。
这书原来编在宋濂的文集里，没有单行本。我最早知道它，是由于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的短序中说的“明宋景濂有《诸子辨》，予合经、史、子而辨之”一句话。但我并没有宋濂的文集，所以不曾读到。直至民国九年十一月中，因标点《古今伪书考》而检得此书，一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浦江傅氏刻《宋文宪公集》本，一为京师图书馆所藏明刊《宋学士全集》本，便依据了这两本钞录了。可惜这两本的刊刻都不精，误字很多。现在发印此书，凡两本异同处，择善而从；至于两本一例错误的地方，非灼知其为某字之误则不轻于改正，因为恐怕随意改了反而更错。标点旧籍是很不易的，希望读者诸君肯把我的误处随时见告。
宋濂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主修《元史》，这想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生于元武宗至大三年（一三一0），卒于明太祖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年七十二。这本书是元顺宗至正十八年（一三五八）做的，他那时年四十九。那时明太祖的将邓愈打下了建德，宋濂遣妻孥到诸暨山中避难，自己独住在浦江很寂寞，便把平日积蓄的意见写成此书。在跋上看，他著这书始于是年三月丙辰（十八日）之后，至六月壬午（十五日）脱稿，不满三个月。因为家室屡次迁徙，没有书籍存留，单凭记忆，所以定得并不详细。过了两年，他就受明太祖的征召了。
宋代辨伪之风非常盛行，北宋有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南宋有郑樵、程大昌、朱熹、叶适、洪迈、唐仲友、赵汝谈、高似孙、晃公武、黄震等。宋濂生在他们之后，当然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他的书里征引他们的话很多，尤其是高似孙、黄震二家，而此书的体裁也与《子略》和《黄氏日抄》相类。接着这书的，有他的弟子方孝孺《逊学斋集》中《读三坟》、《周书》、《夏小正》诸篇和他的乡后学胡应麟《四部正讹》诸书。这一条微小而不息的川流流到了清代，就成了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公然用了一个“伪书”的类名来判定古今的书籍，激起学者的注意了。
我们现在要表章这此著作，只为它们的作者肯用一点自己的心思，能给与读者一个求真的暗示之故，并不是说他们的批评和考证都是很精确的。老实说，在现在时候，这些著作是早该没有价值的了。即如此书，你看宋濂在序跋中所说的话，成见何等的重，态度何等的迂腐，他简直是董仲舒请罢百家的口气。他恨不使庄子受孟子的教诲，恨不强葛洪改学《六艺》，恨不把《公孙龙子》烧毁了。他一方面既以《吴子》的“五胜者祸，一胜者帝”的话为然，一方面又以吴起的“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的事为合理，这是怎样的矛盾自陷？他称许《尉尉子》的“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的话为慈仁，却忘记了本书中尚有“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威加海内”等鼓吹杀人的话。这种遮遮掩掩，缚手缚脚的态度，真使我们看了难过。就是考证方面，也有许多很浅陋的地方。如他信《鬻子》非伪书，而其理由只是“其文质，其义弘”。他不信《化书》为宋齐丘作，而其理由只是“使齐丘知此，则何为不得其死也？”（里面自然也有很好的，如《亢仓子》、《子华子》、《淮南子》、《文中文》诸条。）总之，他是用善恶功过的信条来论定古书的真伪的。这种的观念，在现代的学术界里是绝对站不住的了。
我们既经看出他们的态度是卫道的态度，他们的思想是浅薄的功利思想，入不得现代的学术界的，为什么还要表章他们呢？唉，这原是我们的学术界里的公同的羞耻！我们的学术界真是太不长进了，在十四世纪是这样，到二十世纪还是这样，宋濂们的孤陋的见解比较了现代的一班陈腐的学究的头脑尚算得是新颖的。我们现在要做一种开新的工作，还不得不从他们一辈人说起，请他们一辈人做我们的先导。我希望这书出版之后，大家看了，知道在五六百年以前已经露出了这一线的求真的微光，便想起我们生在今日，应该怎样地努力，使得我们的成绩，可以超过他们。若是我们连这一点也没有，甚至于捧了伪书当法宝看待，岂不令古人在地下笑人！
再有一层，我们也须知道的。我们现在能有这样清楚的头脑，能够作出比古人精密的考证，满目看出古人的错误，这并不是我们比古人一概聪明，乃是我们遭值的时势比古人一概好。我们固然要不辜负自己的“一切要求解放”的时势，但也须原谅古人在他们的“不许发展自己理性”的时势之下所作的贡献。在他们那样的时势之下，能有这一点怀疑的趋向，一点一滴地留传给我们以零碎的疑古的遗产，使得我们增加了许多寻求真理的勇气，这真是可以感谢的呵！
我常说，只要大家在作一件事情时肯想一想，世界的进步不知将怎样地快。读者们，如果以我这意见为然的，请在读这一本书时就想一想罢：“我们对于他所批评、所考证的应不应信它？如其我们对于他的话觉得不对，我们自己便该怎样做？”
顾颉刚
中华民国十五年七月廿七日
再版弁言
北京社中来信，说《诸子辨》第一版售罄了，豫备再版。自这本书出版后，我便发见了几个错字。现在有改正之望，这是使我很快乐的。到厦门大学图书馆中一查，见有嘉庆庚午金华知府严荣所刻《宋文宪公全集》和同治中胡凤丹所刻《金华丛书》中《宋学士全集》，便借来校对一过。结果，这一本小册子里竟改正了二十个错处。这使我很惶恐了！我敬致歉忱于购买初版《诸子辨》的读者！
顾颉刚
十五，十一，十二
序（宋濂）
诸子辩者何？辩诸子也。通谓之诸子何？周秦以来，作者不一姓也。作者不一姓而立其言何？人人殊也。先王之世，道术咸出于一轨，此其人人殊何？各奋私知而或盭大道也。由或盭大道也，其书虽亡，世复有依仿而托之者也。然则子将奈何？辞而辩之也。曷为辩之？解惑也。
鬻子
《鬻子》一卷，楚鬻熊撰。熊为周文王师，封为楚祖，著书二十二篇，盖子书之始也。《艺文志》属之道家，而小说家又别出十九卷。今世所传者，出祖无择所藏，止十四篇。《崇文总目》谓其八篇已亡，信矣。其文质，其义弘，实为古书无疑。第年代久邈，篇章舛错，而经汉儒补缀之手，要不得为完书。黄氏疑为战国处士所托，则非也。序称熊见文王时，年已九十。其书颇及三监曲阜时事，盖非熊自著，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记欤？不然，何有称“昔者文王有问于鬻子”云？
管子
《管子》二十四卷，齐大夫管夷吾撰，夷吾字仲。其书经刘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自《牧民》至《幼官图》九篇为《经言》，《五辅》至《兵法》八篇为《外言》，《大匡》至《戒》九篇为《内言》，《地图》至《九变》十八篇为《短语》，《任法》至《内业》五篇为《区言》，《封禅》至《问霸》十三篇为《杂篇》，《牧民解》至《明法解》五篇为《管子解》，《臣乘马》至《轻重庚》十九篇为《管子轻重》。予家又亡《言昭》、《修身》、《问霸》、《牧民解》、《轻重庚》五篇，止八十一篇。题云“唐司空房玄龄注”，或云非也，尹知章注。是书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绝似《曲礼》者，有近似老庄者，有论伯术而极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汙者。疑战国时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书成之。不然，“毛嫱西施”，“吴王好剑”，“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乱”，事皆出仲后，不应豫载之也。朱子谓仲任齐国之政，又有“三归”之溺，奚暇著书？其说是矣。先儒之是仲者，称其谨政令，通商贾，均力役，尽地利，既为富强，又颇以礼义廉耻化其国裕如，（潇雨按：张舜徽选编《文献学论著辑要》本作“余如”，属下句。）《心术》、《白心》之篇，亦尝侧闻正心诚意之道，其能一匡天下，致君为五伯之盛，宜矣！其非仲者，谓先王之制，其盛极于周，后稷、公刘、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经营之难，积累之素，况又有出于唐、虞、夏、商之旧者矣，及其衰也，而仲悉坏之，何仲之不仁也！呜呼！非之者固失，而是之者亦未为得也。何也？仲之任术立伯，假义济欲，纵其致富强，而汲汲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