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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他后来一再提出，〃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中国有源远流长丰富宏大的文化，这是旧邦；中国一定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作并世之先进，这是新命。在三松堂寓所书房壁上，挂了他自撰自书的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是平生之志向，下联是追求之境界。
父亲希望有更多青年学子加入阐旧邦以辅新命的行列。所以就要以基金为基础，在北大中文、历史（中国历史）、哲学（中国哲学）三系设立奖学金，并每三年一次面向全国奖励有创见的哲学著作。
父亲最关心哲学，但不限于哲学。他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十八年，清华文学院是一座极有特色的文科学府，至今为学者们所怀念。父亲曾说，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在清华的那一段日子。
又因为西南联大老校友加籍学人余景山先生用加币在北大哲学系设立了冯友兰奖学金，已经数年，对哲学系就不必再有偏向。
当我把款项交出去时，颇有轻松之感。〃又办完一件事。〃我心里在告禀。
回想起来，父亲和母亲一生自奉甚俭，对公益之事总是很热心的。一九四八年父亲从美国回来，带回一个电冰箱，当时是清华园中惟一的，大概北京城也不多。知道校医院需要，立即捐出。近年又向家乡河南唐河县图书馆和祁仪镇中学各捐赠一万元。款项虽小，也算是为文教事业做出的小小的呐喊吧。
北大校园电视校内新闻节目中，播出了设立冯友兰学术基金的消息。荧屏上出现了父亲的画像，那样泰然，那样慈祥。他看着我，似乎说：〃你又办完一件事，可你的《野葫芦引》呢？〃
《野葫芦引》是我的一部长篇小说，是父亲一直关心的。可我不争气，写完第一卷《南渡记》，一停就是四年。还不知道下一个野葫芦在哪里。
原载1993年1月16日《联合报》
三松堂岁暮二三事（1）
铁箫人语题记
我家有一支铁箫。
那是真正的铁箫。一段顽铁，凿有七孔，拿着十分沉重，吹着却易发声。声音较竹箫厚实，悠远，如同哀怨的呜咽，又如同低沉的歌唱。听的人大概很难想象这声音发自一段顽铁。
铁质硬于石，箫声柔如水；铁不能弯，箫声曲折。顽铁自有了比干七窍之心，便将美好的声音送往晴空和月下，在松阴与竹影中飘荡，透入人的躯壳，然后把躯壳抛开了。
哦，还有个吹箫人呢，那吹箫人，在哪里？祈祷和平
世上有些事如过眼云烟，在记忆中想留也留不住。有些事如高山大川定在生命之中，想绕也绕不开。该忘记的事很多，不能忘记的事很少，至于永远不能忘记的，则少之又少了。可是它是那样巨大，那样沉重，人遇上了，便是一辈子的事。
八年抗日战争的苦和恨是渗透在我们全民族的血液中的。我没有直接参加过战争，但战争的阴影覆盖了我的少年时代。我想一个人经历过战争和没有经历过，是很不一样的。在成长时期经历和已是成人的经历，也很不一样。
八年抗战，七年在昆明。其中四年几乎天天要对付空袭。轰炸，是我少年时代的音乐；跑警报，是我少年时代的运动。
人已渐老，过去的朋友、同学稍有暇相聚。几个中学同学叙旧时，回忆起那段日子。一个说，最初听见警报响，腿都软了，明知该跟着大人走，就是迈不开步，后来渐渐习惯。看来人什么都能习惯。一个说，当时我们的高射炮火力太弱了，敌机低飞投弹，连驾驶员都可以清楚看见，我看见敌人在笑！真的，刽子手在笑！一个说，因为飞得低，他们用机枪扫射地上的无辜百姓，瞄准了扫射，肆无忌惮地扫射，笑着扫射！
我们相望着，我们怎能忘记！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当时后方各大城市无不遭受惨毒的轰炸，比较说来，昆明受到的轰炸还不算太凶狠。我想这和当时敌人的力量有关。如果日本帝国主义有能力，它会把炸弹从早到晚倾泻在美丽的昆明坝。昆明在轰炸中遇难的人数我不清楚。记得一九三九年有一次激烈的空袭，只那一次便有百人之多。西南联大有数名学生遇难。他们辗转逃难，前来求学，却化作他乡之鬼。设于西仓坡的清华大学办事处后园曾中弹，一名老校工当场死去。那园中有几株腊梅树，我不知是否把他葬在腊梅树下。
那时轰炸目标不只是城市，连郊外田野也是目标。因为田野上有人，因为侵略者想杀人！南京大屠杀还不过瘾，对零星的人群也不放过。
我原籍河南唐河县。冯氏是大族，有许多认不得的本家。同曾祖的兄弟姐妹，男十六人，女十六人。我行九，人称九姐九妹九姑九姨。和我年龄相仿的八姐、十妹，便在一次轰炸中丧生。当时十二弟和她们在一起，正走过田野，要到树林中去躲藏，他摔了一跤，慢了几步。敌机忽然到了头顶，追逐着人群，用机枪扫射！他亲眼见她们和别的乡民们一起倒下来，倒在血泊中，离他不过五十米，亲眼见族人们把她们抬到小河岸上，亲眼见她们的父亲（弄不清是几伯几叔）守着她们，直到天黑。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们，她们当时大概也只有十来岁。知道这一消息时，我忽然觉得前后都空落落的。我这个〃九〃还在人间，〃八〃和〃十〃都被杀死了，杀死在自己家门外的土地上！
我们怎能忘记！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除了轰炸，八年中最大的威胁是疾病。那时患病当然不是〃丫环扶着到阶下看秋海棠〃的情景。疾病给人的折磨是残酷的，患病的日子是难熬的。生病而缺医少药，营养差，休息不够，便敌不过病魔，退却了，再要翻身，又需要更多的时日。俗话说〃贫病交加〃，其状极惨。我们还不能说是到了这一步。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有父亲工作的学校，有同事，有朋友，有云南老百姓。我们还有一定要胜利的精神力量，为国家、为民族，也为了每一个自己，我们不能死！
我们活着，亲眼见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九八一年我应邀访问澳大利亚，在墨尔本，正遇见二战老兵游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那一年并不是逢五逢十。他们和儿子、孙子一起，有的骑马，有的步行，精神抖擞。我又看见许多地方都立有纪念碑，写着〃不要忘记〃。回来后，我写一篇文章，题目是《不要忘记》。中国人已经忘记得太多了。
待到记忆之井全部干涸，是追悔无及的。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记忆留给后人。
每一年七八月间，我都有一个念头，举行一次烛光晚会，继之以游行，以悼念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抗日战士，悼念惨遭日本帝国主义杀戮和在苦难中丧生的我无辜同胞，以及全世界为和平献身的人们。
三松堂岁暮二三事（2）
到时候我可能走不动了，便是坐轮椅，我也要去参加。
为了和平，为了未来。
写下以上的文字时，老实说，我心中充满了悲痛，仇恨占的地位不多。我愿意相信古代哲学家张载的话：〃仇必和而解〃，人民之间永远是友好的。我曾经在飞机上看见云雾堆拥的富士山，心想那里一定是极美的地方，住在那里的，一定是善良的，和我们相了解的民族。在富士山下，有川端康成的小说，有东山魁夷的画……
六十年代初，日本女作家深尾须磨子来访，中国作家协会派我陪同。深尾二十七岁寡居，三十年过去了，她见到铁路员工的制服时，向我介绍，她的丈夫是在铁路做事的。她的深情令我感动。八十年代，近代史研究者后藤延子治学的认真态度，令我敬重。《三松堂自序》日译者吾妻重二汉学造诣很深，与老学者合影时，双手放在膝上，一种发自内心的恭敬态度为我国学子所不及。九十年代，一位退休的内藤佼子女士看到《花城》上刘心武的文章，其中写到我和我院中的丁香花，乃要求北大日本学专家张光带她来访。她手持这本杂志，要看看我和丁香花。我当然是随便看的，可惜当时早过丁香开花的季节，她说见到人是最要紧的，没有花，看看树也是好的。
日本人民在战争中也遭受到苦难。最令人发指的是日本慰安妇。中国、韩国的慰安妇是被迫的，这笔血泪债一定要算清！而日本慰安妇有一部分是自愿的，其中有学生、教师、工人等。她们于服务后要向士兵说一句〃拜托了〃。拜托他们去侵略去屠杀！她们不只身体受蹂躏，灵魂受到戕害的程度也无以复加了。我真要为此闭门痛哭！
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绝对拥护禁止原子弹。今年四月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放了反对原子弹的报道。一开始便是广岛上空的蘑菇云，却没有指出，那两颗原子弹为什么投下。我要大声说，那是为了制止兽行，为了加速结束侵略战争，那是为正义而投下！是的，日本人民因此受到了苦难，我们当然同情，但应该对此负责的不是正义的一方，而是日本军国主义。日本人民应和我们一起向日本军国主义讨还丧失的一切！在咀嚼原子弹带来的灾祸时，想一想中国人民吧，想一想中国和亚洲老百姓那些年惨绝人寰的遭遇！
德国领导人主动否定侵略战争，瑞士领导人为曾在战争中拒绝犹太人入境而公开道歉，这说明历史向着和平与光明发展。但是六月六日的日本国会决议案却含糊其辞，连道歉、悔过的字样都没有。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战争的阴影还在，空袭的警报声、敌机声、轰炸声还如梦魇般压在我们身上。这些会唤起积淀的千百万中国人和亚洲人心中的愤恨，其力量大过蘑菇云！
我希望举行烛光晚会时，日本朋友也来参加。我们都爱和平，让我们一起祈祷和平。
为了和平，为了未来。
1995年6月
原载1995年7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告别阅读
二○○○年，正逢阴历龙年。春节前，看到各种颜色鲜艳、印刷精美的贺卡，写着仟禧龙年，街上挂着红灯，摆着花篮，真觉得辉煌无比。
龙年是我的本命年，还未进入龙年，便有人说，你要准备一条红腰带。我笑笑说，才不信那些呢。临近兔年除夕，我站在窗前，突然眼前一黑，左眼中仿佛遮上了一层黑纱帘，它是我依靠的那只眼睛，右眼早已不大能用。现在一切都变得朦胧，这是怎么了？我很奇怪。自从去年夏天，做过白内障手术后，我已经习惯了过明白日子，而且以为再不会糊涂，现在的情况显然是眼睛又出了问题。因为就要过节，只好等到春节后再去就医。
龙年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去医院。诊断是我没有想到的：视网膜脱落。医言只要做一个小手术，打气泡到眼睛里，即可复位。我便听医生的话住院，做手术。手术后真有两周令人兴奋的时光，眼前的纱帘没有了，一切和以前差不多，头脑似乎还更清楚些。
不料十几天后，气泡消尽，再加上我患喘息性支气管炎，咳嗽得山摇地动。二月二十七日，视网膜再次脱落。
我只有再次求医，医生还是说要打气泡。我想这次脱落的范围大了，气泡是否顶得住。经过劝说，还是做了打气泡的决定。
当时我认为咳嗽是大敌，特住进医院求保护，果然咳嗽是躲过了，但仍然没有躲过网脱。
三月二十日，气泡快消尽时，视网膜第三次脱落。气泡果然不能完成任务。我清楚地看见，视网膜挂在眼前，不再是黑纱，而像是布片。夜晚，我久不能寐，依稀看见窗下的月光，月光淡淡的，我很想去抚摸它。我怕自己再也不能感受光亮。查夜的护士问，为什么不睡？有什么不舒服？我只能说，我很不幸。
第三次手术，是把硅油打在眼睛里，是眼科的大手术。手术确定了，可是没有床位。一天天过去了，可以清楚地感觉到网脱的范围越来越大，后来，无论怎样睁大眼睛，眼前还是一片黑暗，无边无涯，没有人帮助我解脱。忽然，我仿佛看见了我的父亲，他也在睁大了他那视而不见的眼睛，手拈银须，面带微笑，安详地口授巨著。晚年的父亲是准盲人，可是他从未停止工作，以后父亲多次出现在黑暗中，像是在指点我，应该怎样面对灾祸。
终于熬到住进了医院，到了做手术的这天，上手术台前的诊断是，视网膜全脱。
在手术室里还和麻醉师有一番争论。麻醉师很年轻，很认真负责。她见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