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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2月2日
原载1990年3月8日《文汇报》
燕园墓寻
提起燕园的墓，最先就会想到埃德加·斯诺安眠的所在。那里原是花神庙的旧址，前临未名湖，后倚一小山，风水绝佳。岸边山下，还有花神庙旧山门。在燕园居住近四十年，见这山门的颜色从未变过，也不见哪一天刷新，也不见哪一天剥落，总是一种很旧的淡红色。映着清波，映着绿柳。
下葬在一九七二年。那天来了许多要人，是一大盛事。据说斯诺遗嘱葬他一部分骨灰在此，另一部分撒进了纽约附近的赫德孙河，以示他一半属于美国，一半属于中国。分得这样遥远，我总觉得不大舒服。当然这是多虑。一块天然的大石头盖住了墓穴，矮长的墓碑上简单地刻着名字和生卒年月，金色的字，不久便有几处剥落了。周围的冬青，十几年也不见长高，真是奇怪。
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曾风行全世界。三四十年代在沦陷区的青年因看这书被捕入狱，大后方的青年读这书而更坚定追求的信心。他们追求理想社会，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献身的热情十分可贵，只是太简单了。斯诺后来有一部著作《大河那边》我未得见。如果他活到现在，不知会不会再写一部比较曲折复杂的书。
另一位美国人葛立普（一八七○年至一九四六年）一九二○年应聘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和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为中国地质学会创立者之一。他去世后先葬在沙滩北大地质馆内。一九八二年迁在燕园西门内。这里南临荷池，北望石桥，东面是重楼飞檐的建筑，西面是一条小路。来往的人很容易看见他的名字，知道有这样一位朋友。这大概是墓的作用。
还有一位英国朋友的墓可真得寻一寻了，不仔细寻找是看不见的。前两年，经一位燕京校友指点，我们在临湖轩下靠湖的小山边走来走去许多遍，终于在长草披拂中找到一块石头，和其他石头毫无区别，只上面写着〃Lapwood〃几个英文字和〃1909…1984〃几个数字。只此而已，没有别的记载。
赖朴吾曾是燕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北平沦陷时曾越过封锁线到过平西游击区，和我游击队有联系。解放后他回英国任剑桥大学数学系主任。一九八四年来华讲学，在北京病逝。遗愿〃把骨灰撒在未名湖边的一个小小的花坛里〃。大概原是不打算留下名字的，所以葬在草丛中大石下，让人寻找。
这几天在未名湖边散步，忽然发现临湖轩下小山脚的草少了许多。赖朴吾的名字赫然分明，再没有草丛遮掩。旁边一块较小的石上，又添了一个外国名字和数字〃1898…1981〃。因照签名镌刻，认辨不出是哪一位。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这不是墓，而是纪念碑。那名字是Sailor，即故燕京大学心理系教授夏仁德，美国人。
据说夏仁德是虔诚的基督徒，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青年学生，在他指定的参考书中第一次接触了《共产党宣言》。在北平沦陷时进步学生常在他家中集会。他曾通过各种关系，将许多医药器材送进解放区。解放后返回美国。后来人们渐渐不知道他了。现在燕京校友将他的名字刻在石上，以示不忘。
这几个朋友的墓使我感到一种志在四方的胸怀。我们总希望叶落归根，异域孤魂是非常凄惨的联想。而他们愿意永远留在这未名湖边，傍着旧石，望着荷田，依着花神庙。也许他们的家乡观念淡泊些？也许他们认为，自己所爱的，便是超乎一切的选择？
离葛立普不远，在原燕京图书馆南面小坡旁，有两座碑，纪念四位青年学子。我一直以为那是墓，所以列入〃墓寻〃篇，这次仔细观察，始知是纪念碑。两座碑都是方形柱，高约两米，顶端是尖的，使人想起〃刺破青天锷未残〃的诗句。
四位同学都是一九二六年三·一八事件中的遇难者。北面的一座纪念三位北京大学学生。四方柱上三面刻三·一八遇难烈士名字。他们是：张仲超，陕西三原人氏，二十三岁；黄克仁，湖南长沙人氏，十九岁；李家珍，湖南醴陵人氏，二十一岁。背面刻〃中华民国十有八年五月卅日立石〃，下有铭文，曰：〃死者烈士之身，不死者烈士之神。愤八国之通牒兮，竟杀身以成仁。惟烈士之碧血兮，共北大而长新。踏着三·一八血迹兮，雪国耻以敌强邻。后死之责任兮，誓尝胆以卧薪。北大教授黄右昌撰。〃黄右昌不知何许人。立碑时这里还是燕京大学。倒是巧得很，以后北大迁来了。
南面一座纪念燕京大学二年级女学生魏士毅。有说明本来同学们打算把她葬在这里，因家属不同意，乃立碑〃用申景慕〃。碑文和铭文都简练而有感染力。碑文如下：〃劬学励志，性不容恶，尝慨然以改革习俗为己任。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学校学生为八国通牒事参加国民大会至国务院请愿，女士与焉，遂罹于难。年二十有三岁。〃铭曰：〃国有巨蠹政不纲，城狐社鼠争跳梁，公门喋血歼我良，牺牲小己终取偿。北斗无酒南箕扬，民心向背关兴亡。愿后死者勿相忘。〃碑最下方书：燕大男女两校及女附中学生会全体会员立。
这一带环境变迁很大，实际上人的忘性也很大。有多少人记得这里原来的那一片树林，那一片稻田？记得那林中的幽僻和那田间的舒展？我曾在震耳的蛙声中，在林间小路上险些踩上一条赤练蛇。现在树林稻田都已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留学生楼勺园，蛙声则理所当然地为出租车声代替了。
幸好这两座烈士纪念碑依旧。碑座上还不时会出现一两束新摘的野花，在绿荫中让人眼前一亮。
长勿相忘。
燕园居民中传着一种说法，说是园中还有许多无形的、根本寻不出的墓。那是未经任何手续，悄悄埋在这风景佳胜处的。对于外人来说，就无可寻考了。只亡人的亲人，会在只有自己知道的角落，在心里说些悄悄话。也许在风前月下，在悄无人迹的清晨与黄昏，还会有小小的祭奠。
祭奠与否亡灵并不知道，实在是生者安慰自己的心罢了。墓其实也是为活人设的。在燕园寻墓迹的同时，也在为已去世十三年的母亲在燕园外安排一个永栖之所。要它像个样儿，不过是活人看着像样而已。也许潜意识里更为的是让以后有这等雅兴的人寻上一寻。
1990年4月15日
原载《随笔》1990年第6期
燕园桥寻
燕园西墙边这条路走过不止千万遍，从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这次本想从路的一端出新校门去的，有人站在那儿说，此门只准走车，不能走人。便只好转过身来，循墙向旧西门走去。
忽然看见了那桥，那白色的桥。桥不很大，却也不是小桥，大概类似中篇小说吧。栏杆像许许多多中国桥一样，随着桥身慢慢升起，若把个个柱顶连接起来，就成为好看的弧线。那天水面格外清澈，桥下三个半圆的洞，和水中倒影合成了三轮满月。我的眼睛再装不下别的景致了。
〃燕园桥寻〃这题目蓦地来到了心头。我在燕园寻石寻碑寻树寻墓，怎么忘记了桥呢！而我素来是喜欢桥的。
再向前走，两株大松树移进了画面，一株头尖，一株头圆，桥身显在两松之间，绿树和流水连成一片。随着脚步移动，尖的一株退出了，圆的一株斜斜地掩着桥身，像在问答什么。走到桥头时，便见这桥直对旧西门。原来的设计是进门过桥。经过一大片草地，便到办公楼。现在听说为了保护文物，许久不准走机动车了，上下班时间过桥的行人与自行车还是很多。
冬天从荷塘边西南联大纪念碑处望这桥，雪拥冰封，没有了桥下的满月。几株枯树相伴，桥身分明，线条很美。上桥去看，可见柱头雕着云朵，扶手下横板上雕出悬着的流云，数一数，栏杆十二。这是燕园第一桥。
燕园的第二座桥，应是体育馆北侧的罗锅桥。这种桥颐和园里有。罗锅者，驼背之意也。桥面中间隆起，两面的坡都很陡，汽车是无法经过的，所以在桥旁修了柏油路。桥下没有流水，好在未名湖就在旁边，岸边垂柳，伸手可及，凭栏而立，水波轻，柳枝长。湖心岛边石舫泊在对面，可以望住那永远开不动的船。
不知中国园林中为什么设计这样难走的桥。圆明园惟一存下的〃真迹〃桥，也是一个驼背。现在可能因为残缺了，更是无法过去。再一想，大概园林中的桥不只是为了行走，而且是为了观赏。〃二十四桥明月夜〃，桥，使人想起多少景致。我未到过扬州。想来二十四桥一定各有别出心裁的设计，有的要高，有的要弯，有的要平，所以有的桥平坦如路，有的就高出驼背来了。
第三座桥是临湖轩下的小桥，桥身是平的，配有栏杆。栏杆在〃文革〃中打坏了半边，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心里称它为〃断桥〃。现在已修好了。桥的一边是未名湖，一边是一个小湖，真正的没有名字，总觉得它像是未名湖的女儿，就称它为女儿湖吧。夏初，桥边一株大树上垂下了一串串紫藤萝，遗憾的是，没有小仙子从藤萝花中探出头来。秋初，女儿湖上有许多浮萍，开极鲜艳的黄花，映着碧沉沉的水，真如一幅油画。
未名湖还有两座简朴的桥。一座通湖心岛，是平而宽的石板桥，没有栏杆。这样湖面便显得开阔，不给人隔开的感觉。有时想，如果这里造的也是那种典型桥，大概在感觉中湖面会小许多。可惜无法试验这想法是否正确。另一座从钟亭下通往沿湖各楼的小桥，不过几块青石堆成。桥下小溪一道，与未名湖相通，桥边绿树成荫，幽径蜿蜒。可以权且想象这路不知通往何方。其实走过几步便是学校的行政中心办公楼了。
想着燕园的桥，免不了想到燕园的水。燕园中有大小湖陂，长短沟溪，正流着的水会忽然消失，隐入地下，过一段路又显现出来。从未名湖过去，以为没有水了，却又见西门内的水活泼泼地，向南形成一片荷塘。从旧西门进来，经过荷塘，以为没有水了，东行却又见未名湖。勺园留学生楼北侧，立有塞万提斯像，在这位古装外籍人士的背后，横着一条深溪，两座小桥分架其上，一座四栏杆桥在荷塘边，一座六栏杆桥通往树丛之中。若不注意，只管走下去，顺脚得很，因为有桥连着呢。
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的诗剧《桃色的云》中有这样几行反复出现的句子：〃虹的桥是美丽的，虹的桥是相思的。虹的桥是想要上去的，虹的桥是想要过去的。〃我很喜欢《桃色的云》，曾多次撺掇剧院演出，总未果。桥本身就是美的，充满希望的；虹的桥更是美丽的，相思的，而且是属于春天的。
燕园北部镜春、郎润两园水面多，也有几个石板桥，印象中似乎特色不显著。这一带较有野趣，用石板平桥正可取。记得一年夏间，随意散步过来，过几处石桥，见两园交界处，数家民房，绿荫掩映，真有点江南小镇的风光。
曾见一个陌生人在曲折的水湾旁问路，人们指点说，前面有桥，有桥连着呢。
载1992年4月10日《联合报》副刊
三松堂断忆（1）
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
去年这时，也是玉簪花开得满院雪白，我还计划在向阳的草地上铺出一小块砖地，以便把轮椅推上去，让父亲在浓重的树荫中得一小片阳光。因为父亲身体渐弱，忙于延医取药，竟没有来得及建设。九月底，父亲进了医院，我在整天奔忙之余，还不时望一望那片草地，总不能想象老人再不能回来，回来享受我为他安排的一切。
哲学界人士和亲友们都认为父亲的一生总算圆满，学术成就和他从事的教育事业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见到了时代的变化，生活上有女儿侍奉，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学的清纯世界中自得其乐。而且，他的重要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八十岁才开始写，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他居然写完了。他是拼着性命支撑着，他一定要写完这部书。
在父亲的最后几年里，经常住医院，八九年下半年起更为频繁。一次是十一月十一日午夜，父亲突然发作心绞痛，外子蔡仲德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好不容易将他抬上救护车。他躺在担架上，我坐在旁边，数着脉搏。夜很静，车子一路尖叫着驶向医院。好在他的医疗待遇很好，每次住院都很顺利。一切安排妥当后，他的精神好了许多，我俯身为他掖好被角，正要离开时，他疲倦地用力说：〃小女，你太累了！〃〃小女〃这乳名几十年不曾有人叫了。〃我不累〃，我说，勉强忍住了眼泪。说不累是假的，然而比起担心和不安，劳累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