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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眼的屁股拍了一巴掌，“看什么看什么？”
婆娘大吃一惊，红着脸开骂：“你这个臭王八蛋，你是哪里拱出来的货？你想做什么？”
“你怎么开口就骂人？”他对旁边一位秘书说，“她如何嘴巴这么臭？我只是拍了一下，……”
“不要脸的你还敢说！”
“我说什么了？”
本义一急，就说起了马桥话，说得嘴巴要抽筋也没有什么人能听懂。但他看见那个臭婆娘远远地躲到了墙角，听懂了她嘴里真真切切三个字：“乡巴佬！”
领导后来找一义谈话。本义一点也不明白领导有什么可谈的。好笑，他这也算犯错误？这也算调戏？他不过是拍了一巴掌，拍在哪里也是拍，他在村子里的时候谁的屁股拍不得？他忍着性子。没同领导斗嘴。
领导定要他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没什么根源，我就是晕街。一到这街上，火就重，脑壳就痛，每天早上起来都像是被别个打了一顿。”
“你说什么？”
“我说我晕街。”
“晕什么街？”
领导不是马桥人，不懂得什么叫晕街，也不相信本义的解释，一口咬定本义是拿胡言乱语来搪塞。本义感到高兴的是，因祸得福，一巴掌倒是把他的处分拍下来了，他的差事丢了，可以回家了！以后又可以天天吃姜盐豆子菜还可以每天早上睡懒觉了！他拿到回乡通知的时候，高高兴兴地骂了一通娘，一个人进馆子狠狠地吃了一碗肉丝面，喝了三两酒。
多少年后，他有一次到县里开一个于部会，碰到自己在专署的老同事胡某，以前的一个小通讯员。胡现在当官了；在会上说的“三个关键”“四个环节”“五个落实”，本义完全听不懂了。胡轻轻顿着纸烟的动作，向右上方理一理头发的动作，吃饭以后还要漱漱口而且用把小刀削苹果的动作，本义也感到十分陌生，十分惊讶和羡慕。他在老同事下榻的招待所客房里手足无措，对着明亮的电灯也盼不开眼。
“你呀你，当初是亏了一点，也就是一件小事么，不该处分得那么重。”胡抚今追昔，给了他一个已经削皮的苹果。
“不碍事的，不得事的。”
老同事叹了口气，“你现在是不行了，文化太低，归队也不合适了。你有娃崽没有？”
“有，一男一女。”
“好呵，好呵，年成还好？”
“搭伴你，锅里还有煮的。”
“好呵，好呵，家里还有老的？”
“都调到黄土公社阎家大队去了。”
“你还很会开玩笑。你婆娘是哪里的？”
“就是长乐街的，人还好，就是脾气大一点。”
“好呵，好呵，有脾气好呵……”
本义不知道对方的“好呵好呵”是什么意思，以为对方这样详细了解他的情况，会为他作出什么安排，给他什么好处，但终究没有听到。不过，这个晚上还是很令人愉快。他感激老胡事还没有忘记他，对他仍然客气，还接济他十斤粮票。他还回想到多年前处长婆娘的那一个圆圆臀部，有片刻幸福的神往。散会的那一天，老同事还要留他多住一晚。本义说什么也不同意。
他说年纪大了，现在更晕街了，还是回去好，老同事要用他的吉普车送本义一程，本义也连连摇手。他说他怕汽油味，平时路过加油站都要远远地绕道，根本不能坐车的。他旁边的一位干部证明，这不是客气话，马桥一带的很多人都怕汽，情愿走路也不坐车。县汽车运输公司不久前把长途线路延伸到龙家湾，意在方便群众，没料到一个月下来没有几个人来坐车，只好又取消那一趟班车。
老胡这才相信了，挥挥手，目送本义的身影上了路。
黄皮
“黄皮”是一条狗，极普通的黄狗，没有更多的特征成为我们取名的依据，它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似乎没有主人。因为知青的粮食多一些，父母还多少给些贴补，知青户的锅里就多一些好闻的气味。这些人还没有完全改掉大手大脚的习气，脏了的饭。馊了的菜，随手就泼到了地上或倒进沟里。日子一久，黄皮在这里吃油了嘴，几乎就在这里生了根，满怀希望的目光，总是盯着我们的碗。
它也熟悉了知青的语音。要把它从远远的地方叫来，要它对什么目标发动攻击，非用城里的长沙话不可。若是用马桥话，它就东张西望地看一看再说。马桥人发现这一点以后，十分生气。
它甚至熟悉了我们的呼吸和脚步声。我们有时候晚上外出，到邻近的村寨串人家，到公社里打电话，回村时已是深夜。我们爬上天子岭，马桥在我们的脚下，沉没在缓缓流动的淡蓝色月光里，离我们至少还有五六里路。在这个时候，无须说话，更无须打口哨，远远的马桥就有了动静，一线急促的碎践声从月光深处游游而出，沿着曲折小道越来越近，越来越快，最后化作一个无声的黑影，扑向我们的袖口或衣襟以示欢迎。
每次都是这样。它对五六里开外任何声响的捕捉和识别，它不惜辛劳的狂奔式接应，总是成为我们夜归者的温暖，成为提前拥抱上来的家。
我不知道我们离开马桥以后，它是如何活下来的。我只记得，在罗伯遭疯狗咬了以后，公社发动了一次广泛的打狗运动。本义说黄皮最没良心，最应该打，操着步枪亲自动手，连发了三枪没打到要害。黄皮勾着一条流血的后腿，哀呼着窜上岭去了。
夜里，我们听到了房子附近的坡上有狗吠，是它熟悉的叫声，叫了整整几个晚上。也许它十分奇怪；它可以听到我们远在天边的脚步，了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它如此近切的呼救？
我们当时忙着要招工离开马桥，顾不上它了。甚至没有注意它的叫声是什么时候停止的。
我多少年后重访马桥时总算认出了它，认出了它只有三条腿的一跛一跛。它看了我一眼，没有任何表情，重新靠着墙脚闭上双眼睡觉。它又老又瘦了，多半的时候只能卧着，也听不懂长沙后了。我伸出手摸一摸它的头，它抽搐了一下猛醒过来，毫不客气地反过头来大咬一日，当然并没有真咬，只是用牙齿把我的手重重地夹了一下，表示威胁和厌恶。
这条没什么说头的狗再次看我一眼，掉头而去。
后记
人是有语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说话其实很难。
一九八八年我移居中国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海南岛。我不会说海南后，而且觉得这种话很难学。有一天，我与朋友到菜市场买菜，见到不知名的鱼，便向本地的卖主打听。他说这是鱼。我说我知道是自，请问是什么鱼？他瞪大眼睛说，“海鱼么。”我笑了，我说我知道是海鱼，请问是什、“么、海、鱼？对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显得有些不耐烦。”大鱼么？“
我和朋友事后想起这一段对话，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国最大的海域，有数不尽数的渔村，历史悠久的渔业。我后来才知运，他们关于暂的词汇量破该说是最大的。真正的渔民，对几百种自以及鱼的每个部位以及鱼的冬种状态，都有特定的语词，都有细致、准确的表达和描述、足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词典。但这些绝大部分无法进人普通话。即使是收集词条最多的顺熙字典》，四万多汉字也离这个海岛太遥远，把这里大量深切而丰富的感受排除在视野之外，排除在学士们御制的笔砚之外。当我同这里的人说起普通话时，当我迫使他们使用他们不太熟悉的语言时，他们就只可能用“海鱼”或“大鱼”来含糊。
我差一点嘲笑他们，差一点以为他们可怜地语言贫乏。我当然错了。对于我来说，他们并不是我见到的他们，并不是我在谈论的他们，他们嘲瞅呕哑巩哩哇啦，很大程度上还隐匿在我无法进人的语言屏障之后，深藏在中文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他们接受了这种暗夜。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我多年来一直学习普通话。我明白这是必要的，是我被邻居、同事、售货员、警察、官员接受的必需，是我与电视、报纸沟通的必需，是我进人现代的必需。我在菜市场买鱼的经历，只是使我突然震惊：我已经普通话化了。这同时意味着，我记忆中的故乡也普通话化了，正在一天天被异生的语言滤洗——它在这种滤洗之下，正在变成简单的“大鱼”和“海鱼”，简略而粗糙，正在译语的沙漠里一点点干枯。
这并不是说故乡不可谈论。不，它还可以用普通话谈论，也可以用越语、粤语、闽语、藏语、维语以及各种外国语来谈论，但是用京胡拉出来的《命运交喷曲》还是《命运交响曲》吗？一只已经离开了士地的苹果，一只已经被蒸熟了院制了的苹果，还算不算一只苹果？
方言当然不是唯一的语言障碍，地域性也不是语言的唯一属性。在地域性之外，语言起码还有时代性的维度。几天前，我与朋友交谈，感慨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使人类越来越强化了横的联系，越来越加速了文化更新的进程，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基本上铲除和融化文化的地域差别，倒是可能扩大和加剧时代差别。地球村的同代人吃着同样的食品，穿着同样的衣服，住着同样的房子，流行着同样的观念，甚至说着同样的语言，但到那个时候，五十年代的人了解三十年代的人，二＊二0年出生的人了解二O—O年出生的人，有可能就像现在湖南人要了解海南文化，中国人要了解英国文化一样困难。
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在同一种方言内，所谓“代沟”不仅表现在音乐、文学、服装、从业、政治等等方面的观念上，也开始表现在语言上——一要一个老子完全听懂儿子的词语，常常得出一把老厂，已成为我们周围常见的事实。“三结合”、“豆效票”、“老话”、“成分”……一批词汇迅速变成类似古语的东西，并没有沉淀于古籍，没有退出日常生活，仍然在某些特定的交际圈子里流通，就像方言在老乡圈子里流通一样。不是地域而是时代，不是空间而是时间，还在造就出各种新的语言群落。
这个问题还可以再往深里说。即使人们超越了地域和时代的障碍，是否就可以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呢？有一个语言教授做过一次试验，在课堂上说出一个词，比方“革命”，让学生们说出各自听到这个词时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形象。答案竟然是多种多样的；有红旗，有领袖，有风暴，有父亲，有酒宴，有监狱，有政治课老师，有报纸，有菜市场，有手风琴……学生们用完全不同的个人生命体验，对“革命”
这个词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下意识诠氯当然，他们一旦进人公共的交流，就不得不服从权威的规范，比方服从一本大词典。这是个人对社会的妥协，是生命感受对文化传统的妥协。但是谁能肯定，那些在妥协中悄悄遗漏了的一闪而过的形象，不会在意识的暗层里积累成可以随时爆发的语言篡改事件呢？谁能肯定，人们在寻找和运用一种广义普通话的时候，在克服各种语言障碍以求心灵沟通的时候，新的歧营、歧很、歧义、歧视现象不正在层出不穷呢？一个非普通化或者逆普通化的过程不正在人们内心中同时推进呢？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所谓“共同的语言”，永远是人类一个遥远的目标。如果我们下希望交流成为一种互相抵销，互相磨灭，我们就必须对交流保持警觉和抗拒，在妥协中守护自己某种顽强的表达——一这正是一种良性交流的前提。这就意味着，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词典。
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也它们在特定的事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笔记本里就捕捉和囚禁了这样一些词。我反复端详l揣度，审讯和调查，力图像一个侦探，发现隐藏在这些词后面的故事，于是就有了这一本书。
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一部词典，对于他人来说，不具有任何规范的意义。这只是语言学教授试验课里各种各样的答案中的一种，人们一旦下课就可以把它忘记。
官路
在我的稿纸上，“官路”这个词当然也要孕育出一条岩板小路，曲曲折折地痉挛着，从山外通向马桥—一并不是每一条小路都叫官路的。因此我必须猜测出这样一个来历：以前村里有人在外面做官了，就要骑着马回乡省亲，不能没有一条好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