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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也没吵过？”
“没有”
“我不相信。”
“真地没有”
“你娘的命真是……好。”
秋贤的语气中透出失望。
默了一阵，她又问：“你……喜欢你娘么么？”
“喜欢。”
“你喜欢她什么？”
“她给我做粑粑吃。”
“还有呢？”
“还有……我不做作业，复查要打我，她就来骂复查。”他一到痛恨的时候，就对父亲直呼其名。
“你娘给你买过游戏机没有？”
“没有。”
“也没带你到城里看过火车？”
“没有。”
“你娘也不会骑单车？”
“不……会”
“太可惜了，是不是？”秋贤简直有点兴高采烈。
“不可惜。我不要她骑单车。”
“为什么？”
“骑单车会摔交。桂香她娘骑单车，差点被拖拉机压死了。”
“你好坏，就不怕小叔骑单车也摔跤？”
“你摔跤，闲话。”
闲话是不要紧的意思。
秋贤紧紧地问：“为什么闲话？”
“你……不是我娘么。嘀嘀嘀——”娃崽又看见了一个下坡，
快活地发出了加速的信号。
秋贤一楞，突然觉得眼里有些湿润的一旋，差点就要涌出眼眶。她咬紧牙，把车子朝前面蹬过去。幸好，一场秋雨已经落下来了。
嘴煞（以及翻脚板的）
队上请篾匠补箩筐簸箕，没有钱砍肉，复查身为公家的会计，负有砍肉招待匠人的责任，估计罗伯手里活泛一点，可能有干崽从南京寄来的汇款，想找他先借两块钱度个急。
罗伯说他没有钱。还说什么干崽哟，把薪水都交党费了，心里早没有他这个逢生干爷了。
复查不大相信，说有借有还，不是要你的。你把钱藏在墙壁缝里发霉做什么呢？
罗伯急了，“你血口喷人，血口喷人！复查份子，我比你爹大八岁，我看着你长大的，你讲话不凭天良！”
复查这一天也是四处借钱都没借着，被日头晒得有些烦躁，后来走在路上忍不住写了一句：“这个翻脚板的！”
日头太烈的时候免不了要说些昏话。
他没想到，“翻脚板的”是马桥人最骂不得的话，恶毒等级最高的嘴煞——差不多相当挖人家的祖坟。他话一出口，旁边两个篾匠就大吃一惊，把复查看了又看。
复查大概和我一样，并不知道这个词的来历，也不大相信嘴煞不嘴煞，有点掉以轻心，一时没锁住口。
第二天，罗伯就被疯狗子咬了，走上了归途。
罗伯之死，成了复查一块心病。马桥也有些人私下嘀咕，以为复查对这件事负有责任。照本地人的办法，犯煞以后也可以退煞的，只要复查在门边及时插一柱香，割下一只鸡头，用鸡血洗门槛，能保住罗伯一条命。但复查那天忙，忘记了这道手续。他后来向很多人解释，他是一时失言，决没有咒死罗伯的意思。他也不知道嘴煞如此厉害、如何疯狗子来得这么巧呢？这些话，他最喜欢向知青说，因为知青从夷边来的，不大在乎马桥的规矩，那要他放宽心，根本不要相信然不熟的。有的知青甚至很义气地拍胸脯，说你骂我吧，拣最狠的骂，看能骂出什么鬼来！复查有些感动，疑疑惑惑地回去了。
过不多久，他见到别人，说着旱情或口粮，一不留神又绕到罗伯的事情上来，说他真是无心的，他只是日头晒得昏了头么后一时走了嘴，云云。这就有些烦人了，有些问题了。
“嘴煞”是一种忌语。其实，话就是话，耳边一阵风而已，不会伤任何人身上任何一根毫毛。但复查很快瘦了一大圈，头上明显多出了白发，即便笑一笑，也是一种没有深度的笑，一种没有根植于血液和内心的脸部努力。他以前习惯于衣服整整齐齐，出门前还要照镜于梳梳头，衣领也总是用几颗回形针夹住以保持挺刮。但眼下的他衣冠不整，泥巴上了肩，一走神就扣错扣子，或者丢了笔，丢了钥匙。他以前做个年终决算只要一天的时间。现在做了三四天还满头大汗，帐表一塌糊涂。
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在帐本堆里找来找去，找了半天又忘了自己要找什么东西。最后，他在供销社莫名其妙丢失五百块钱的棉花款以后，队委会觉得他确实不能当会计了。
他自己也觉得不能当会计了，把帐本交出来，另外找人、他后来放了一段鸭子，遭了鸭瘟。学了一阵木匠，也没有学会。反正什么事都不是太顺，最后草草收了一房亲，是一个总是头发乱蓬蓬的婆娘。
我很惊讶，一句嘴煞几乎可以影响一个人几十年。他不能作出一些弥补吗？不能从头开始吗？
在很多马桥人看来；不能。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像覆水难收，复查的嘴煞将永远在那里，而且可能越长越大越长越硬再也不会平复消失。
语言的力量，已经深深介人了我们的生命。语言是人的优势，人可以怜惜动物没有语言，因此没有知识，不能组成社会，不能取得文化积累和科学进步的强大威力。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动物永远也不会因为叫错了一个声音，就长时间像复查一样失魂落魄，直至最后几乎失去生存能力。在这一点上。语言也使人变得比狗还要脆弱。
“煞”是人们约定的某种成规，是寄托敬畏之情的形式。凭藉语言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们，情感需要找到某种形式给予表达，加以营构和凝固，成为公共心理的依托。马桥人设立语言的禁忌，就如更大世界里的人们结婚需要戒指，国家需要国旗，宗教需要偶象，人道主义需要优雅的歌曲和热情的演讲。这些被人们袭用与习用之后，它们本身就成为神圣不可冒犯的东西、任何冒犯在袭用者和习用者那里，不再被认为仅仅是恶待了一块金属（戒指），一块布料（国旗），一块石头（偶象），以及一些声波（歌曲和演讲），而是侵凌了他们的情感，准确地说，是他们的确定的某种情感形式。
一个彻底的科学主义者，只追究逻辑和实用，不但应该认为马桥人的嘴煞之说是可笑的，也应该视某些金属、布料、石头以及声波的神圣化是可笑的——这些奇怪的心理建筑，在物用逻辑下没有必然如此的任何理由。但事情只能是这样了。一个人已经不是一条狗，不可能把物质仅仅当作物质。即使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他也经常对某些物质赋予虚幻的精神灵光，比方说从一大堆金属物品中分离出一块金属（情人的、母亲的或祖母的指人另眼相看，寄予特别的情感。在这个时候，他有点荒诞了，不那么科学了——但开始真正像一个常人了。
一个戒指不仅仅被看作金属的时候，科学主义就为信仰主义留下了地盘，为一切没有道理的道理留下了地盘。生活的荒诞性和神圣性，就奇异地融合在一起。
孔子的“君子远疱厨”当然是一种情感形式。他不忍看厨房里血淋淋的宰杀场景，但这并不妨碍他大口吃肉，特别热爱瘦肉干、佛教徒的戒杀生甚至戒荤腥，也是一种情感形式。他们不知道植物同样是生命，在现代生物学的揭示下，一棵树除了不能发出求救的呼叫，同样有痛感，有神经性反应，甚至可有灵活的身体动作。
但我们能嘲笑他们的情感形式？或者说，我们能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程度上来嘲笑他们的某种荒诞和虚伪，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如果我们鼓励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孩子大举屠宰小鸡、小狗、小猫、小天鹅以及一切可吃的活物，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在进行这种血淋淋的狂欢，没有任何心灵的悸动不安，荒诞和虚伪诚然没有了，但生活是否同时也少了什么？
我们能怎样做呢？是让孩子不吃肉甚至不吃任何东西，还是嘲笑和消灭他们对任何美丽生物的同情？——这种来自孔子、来自佛教徒以及来自其它文化前辈的同情？
正是想到了这一点，我才理解了复查、他没有来得及退煞，没有来得及为挽救罗伯割下一只鸡头并且用鸡血洗门槛，于是陷入了永不可解脱的罪恶感。
他是毫无道理的。
也是完全有道理的。
现
这个词流传于江南很多地方，也包括马桥、《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收录了这个词，列举的例子至少有；
现话：重复的话。
现菜：剩菜。
现饭；剩饭，比如“现饭炒三道，狗都不吃。”
因此，该词典总结“现”有两个意义：⑴表示保持原状；⑵表示剩余的东西。
在我着来，“原状”也好，“剩余”也好，共通的意思是表示旧的，老的，原来的，以前的。比如说“狗咬现地方”，就是指狗咬了以前（旧的、老的、原来的）的伤地
马桥的“现”，同时表达着一个相反的含义：非旧、非老、非原来、非以前，即汉语普通话中已经通用的“现在”。《词源》（商务印书馆1989年）认为这一含义源于佛教。佛教以过去、现在、未来为三世。《俱舍论》称：“一世法中就有三世……有作用时名为现在……若已生未己灭为现在、”
我与法国汉学家A。居里去讨论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时，就说到了这个“现”。我还说到了“志”：志“既表示过去之象如地方，县志，杂志等等；又表示将来之或如志向、志愿等等。我以为，中国人是最有时间观念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有如此庞大和浩繁的史学，对史实的记载可以精确和详细到每一年、每一个月甚至每一天。但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最没有时间观念的。中文没有时态，没有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的差别。中文还有如”现“和”志“这样对义的词，既揭示过去也同时指示此刻。也许，中国人相信轮回，一个祖先可能就是你的子孙，一个子孙也可能就是你的祖先，既然如此，过去与未来还有什么区别呢？或者说这样的区别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现”和“志”一类对义词，就不难理解了。
作家们一次次回顾身后，写一些现事，说一些现话。但他们一字一句其实都是对当下的介入，涌动着当下的思维和情感，都是不折不扣的“现”在。作家们最习惯于找到过去的现在和现在的过去，永远生活在时间的叠影里。他们的矛盾在于；要发现时间，又要从根本上拒绝时间。
打玄讲
万玉死了之后，学哲学模范的帽子到了罗伯的头上。队上安排我给他写经验发言稿，写好后还要一句句读给他听，引导他背下来，再让他到公社或县里的会上去出哲学工。干部们说，万玉以前到公杜里没有讲好哲学，罗伯年纪大，资格老，有话份，在渡槽上还英勇救人，上面对他肯定会满意。复查又偷偷对我说，罗伯是远近有名的老革命，就是脑子有些糊涂，也不识字，一开口就有点十八批，牛胯里扯到马胯里，事先不得不防。你一定要让他把发言稿背熟。
我后来才知道，要让罗伯作哲学报告时避免十八扯，实在是很困难的事。他讲着讲着就脱离了讲稿，好容易背熟的东西忘得精光，萝卜白茶桌子板凳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我有时候想等待他能自己找到回路，后来才发现他总是越跑越远，越远越欢。他一辈子没有收过婆娘，甚至从来不近女色，但这并不妨碍他嘴里经常有些不干不净的歇后语：满妹子咳嗽——无谈（痰）；满妹子看鸡巴一无心；逼着满妹子下崽一霸蛮……这么多的“满妹子”与哲学实在不大合拍。
他从我的眼神里看到了问题，眨眨眼，“猪嬲的，我又讲错了么？”他越排练越紧张，到后来索性一开口就错：“首长们，同志们，我罗玉兴今年五十六岁…
…“
需要说明的是，这其实不算错，但根据党支部的安排，我把他的年龄提高到六十五岁，以便更能体现他人老心红的优秀品质。六十五岁的人冒雨抢收集体的谷子，与五十六岁的人抢收集体的谷子，哲学意义当然是不一样的。
我提醒他六十五，记住，六字开头。
“你看我这张嘴！唉，人老了，活了还有个什么用？”他不顾我的暗笑，悲哀了一阵，望望天，定下心来，重头开始：“首长们，同志们，我叫罗玉兴，今年五十……”
“还是错了！”
“我叫罗玉兴，今年……五……”
我几乎绝望。
他有点生气，“我是五十六么！哲学就哲学，改我的年龄做什么？年龄碍哲学么事？”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