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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日落九世纪-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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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也只是说说而已,只有裴度怒气万丈,觉得不堪忍受。    
    说起来其中自有原因。当裴度在淮西前线主持军事时,负责供应的就有皇甫镈。在当时的情形下,兵饷粮草是否充足是克敌制胜的关键,容不得私毫马虎,而皇甫镈、程异都难免事有疏漏,因此经常使得前线主帅裴度窘迫万分。这个过节是在生死存亡关头结下的,很不易消解。更何况皇甫镈并非理财高手,他比起程异来在这方面还要逊色不少,所以裴度对他更是不满。再加上有人火上浇油,传言他结交吐谷承璀,使得裴度对他简直就是极端痛恨了。    
    九月二十四日,裴度拉着崔群,在延英殿当面向皇上表示:万万不可命此二人为相!宪宗没有同意。    
    裴度回宅后一夜不寐。觉得很受委屈:自己之所以如此,亦无非是为国家社稷着想,怎么就不为天子荃察?!想到将来要与皇甫镈这个小人同列,一口闷气实在咽不下去,于是连夜给皇上上疏。    
    裴度仗着自己功高勋著,在表中话说的很重,称两人为“市肆商徒”、“佞巧小人”;如果一旦置之相位,不仅会使“中外骇笑”,而且将使“亿万之众离心,四方诸侯解体”。并且直指皇上:“今既开中兴,再造区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最后甚至以挂冠求去相要挟。    
    裴度这封情绪化十足的上疏让宪宗很不高兴,他对左右的人说:    
    “裴度党见太深,如此激讦之言岂是君子所应发?!”    
    消息传出,公议却纷纷倒向裴度。程异是当年王叔文党人,尽管这许多年来一直克勤克职,为国家财赋奔波操劳,但仍不为人们所理解。他灰心至极,自觉不能出当大任,任命发布一个多月了还不敢行使相权,后来自请出任“巡边使”远赴西北,未决而卒。和人们的猜测相反,程异生前理财数年,死后却家无余钱。    
    程异以谦逊退让来面对裴度的指责,可皇甫镈却没有这么好说话了。    
    皇甫镈是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的进士,与令孤楚、萧俛是同榜,关系自不必说。元和九年(公元815年)皇甫镈初受天子赏识时,楚、俛两人已为翰林学士,与宰相李逢吉一起,是反对裴度淮西用兵的主要人物,令孤楚因此而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皇甫镈与令孤楚的交情更不同寻常,这层关系更是裴度所没有想到的。    
    皇甫镈先在皇上那里做工作,尽量取得信任。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想尽办法为皇上聚财。宪宗对钱物一向关心,早先是为天下用兵,而现在功成名就,骄奢就开始抬头了。当然皇甫镈不能以这个为借口,但无论什么理由,哪怕是为敷国用而储备库藏,天子也是很高兴的。皇甫镈站稳了脚跟。    
    相反,除了河北军事方面,皇上对裴度的信任程度开始降低。皇上觉得在很多事情上,裴度经常使他难堪,有时甚至都不敢在朝会上面对裴度的质询。皇上现在颇容易生气,对裴度不能与皇甫镈和平相处更为不满。    
    十二月份,对李师道的征讨已经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朝廷两派的明争暗斗也逐渐明显。宫内外都有不少人在皇上面前诉说道:眼下朋党炽盛。其实指的就是裴度。    
    天子当着裴度、皇甫镈、程异三位宰相的面,很生气地说:    
    “人臣事君,只要力行善事,自会树立威望。怎么反而好结朋党?朕对此甚为痛恨!”    
    程异惟惟,皇甫镈知道这是对裴度而发,也不说话,心里暗自得意。    
    裴度委屈万分,站出来据理力争道: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与小人都各有其徒。君子之徒,谓之同德;小人之徒,方称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    
    “其他人也都是这么说,那么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君子、小人,观其所行之事,自有区别。”    
    皇上鼻子里“哼”了一下,转向皇甫镈。    
    皇甫镈显得很大度:“愿圣主辨其邪正而已。”    
    皇上只好各打五十板:    
    “凡是好事,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卿等既然这样说,必须照所说的去做,不要只是说说而已。”    
    天子这话听起来似乎更应该对自己说才对。    
    两个月后,时间到了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二月,李师道被部下杀死,朝廷收复了淄青十二州。淄青自李正己以来,子孙相承不受朝命凡五十四年,是地最广、兵最多的一镇。淄青被灭,表明元和时代的对藩镇的战争顺利结束了,帝国重新实现了统一。    
    这当然是天子圣明的结果,可是长安城中却偏偏有这样一种言论在流传,说是裴度矜伐功劳,将大功归于己身,已到了让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有人还举例说,韩愈的那篇《平淮西碑》刻意抹杀了著名功臣李愬的事迹,过高地抬高了裴度的功绩就是最好的证明。蔡州甚至传来消息,说李愬部下的老兵不满意碑文对李愬的不公正态度,把那块碑都推倒了。一时间众说纷纭,也不知是真是假,更不用说是源出何处了。    
    但有很多事情却是活生生的现实:四月二十九日,裴度被命为河东节度使,出镇太原。    
    七月二十日,令孤楚被征召回朝并拜相,与皇甫镈同知政事。    
    同一时间,宪宗下诏磨去韩愈撰写的《平淮西碑》,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十二月,碑成。就在这个月,崔群被贬为潭州刺史。    
    事情总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可不论怎么说,人人都发自内心地感到这几年来确实可称作是一次“中兴”,至少把德宗皇帝给人留下的那种痛苦的回忆抹得一干二净了。长于历史的人还经常把当前的兴旺与太宗的贞观和玄宗的开元时期相比,可见人心思治之一斑。可是,天子的主要功绩“削平僭乱”其实是有很大水分的,在诸镇中,只有势力单薄的淮西是惟一真正被击灭的,河北三镇无不出于归降。山东之地中地形最重要的是魏博,兵源最广的是淄青,距离最远的是幽州,其根基都未被动摇。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若不予以彻底摧毁,又何谈“削平”?就算是叛乱暂时被荡平了,但却远不能算是治世的实现,统一亦不意谓着太平,更不意谓着永久。若要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因为自古以来,暂时的成功往往就是彻底失败的最好温床,正如其时一位大臣谏议大夫武儒衡已故宰相武元衡的堂弟在给皇上的一份奏疏中所说的:    
    “大功之后,逸欲易生。”    
    不幸的确被他言中了。    
    


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神策军与枢密使(1)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    
    一    
    皇上多内宠。    
    天子年轻,血气方刚,好于此道本不足为怪。至少,皇上还算不上夜夜弦歌之辈,并没有玩物丧志而弄得不可收拾,大臣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不过,皇上的毛病在于精力显得过分的旺盛。对色欲有着一种近乎强烈的爱好,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十六岁时生下长子邓王李宁以来,二十七年内共生二十位皇子、十八位公主。    
    天子嗣育之广并不能保证帝国的储位不发生问题,这一教训尤其深刻,皇上的父亲、当年的顺宗皇帝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宪宗皇帝即位后的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当时还是翰林学士的李绛即认为,天子嗣膺大宝已近四载,而未册储闱,十分不妥,建议皇上为国家社稷想,早行册立大典。    
    天子正是信心十足的时候,对此原本不以为意,但早岁的痛苦记忆让他猛省,于是立即宣布立长子邓王李宁为太子,改名“宙”。    
    太子的母亲却并非正宫。宪宗在东宫时的正妃是郭氏,出身于名门,乃当年郭子仪的孙女。郭氏也生有一子,名李宥,时封为遂王。遂王之所以未被立储,大概是郭氏虽是当年的正配,但天子即位后却一直未立皇后,她也就是在元和初年被立为贵妃而已,其子既非长,也就没轮上这一幸运。可这个猜测却很难站得住脚,因为邓王虽“长”,但却非“嫡”,也只不过比遂王大两岁而已,如何就被付以国储之位?这一点很让人费解。    
    邓王有这个运气却没有这种福气,刚做了两年太子就去世了。照理,遂王入继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议立储副,却竟然发生了争执。原因是吐谷承璀力排众议,请立澧王李恽。澧王尽管是皇上的次子,不过既非嫡出,也不为皇上所爱,众人坚持原则。要立大宗嫡子的遂王,宪宗是很赞成的。    
    不过,承璀表现出来的忠心耿耿一向让皇上感到欣慰,他奉请立嗣澧王,似乎也有他的理由。皇上虽然没有答应,但觉得事情倒也难办,想找一条折中办法。    
    在举行册立遂王为太子大典的前夕,宪宗召来翰林学士崔群。    
    “卿代澧王撰一封让表如何?”    
    崔群认为此举不合情理,遂道:“凡事理合当之而不为,方有谦让。今澧王不当立,如何能上让表?!”    
    皇上心想:这话说得不错。他在这件事上最终没有听从承璀的意见,还是册立了遂王李宥。太子一入东宫就知道了其中的波折,把吐谷承璀恨在了心里。    
    还好,这事在皇上当政期间未发生大乱。但是,在许多胜利面前,皇上的成就感太强,他有一种愿望越来越炽烈,最终给他招致了大祸。    
    皇上好长生。    
    本朝为李氏宗庙,奉太上老君李聃为远祖,受天命而治天下,故以道教为国教。道者,或玄或气,或丹鼎或符箓,皆以致学仙道、修达真性为旨归,故而服饵炼气以求长生,不免为其中之一流。本朝士人率性自然,不为世俗拘碍,好神仙方术,亦是言人人殊之理,本无足置喙。但是,人主为万民所望,若耽于神仙虚幻之事而贪长生,就不是为君之道了。    
    宪宗却十分执著。早在元和五年,宦官张惟则出使新罗,路经海上,回来后编造了一个离奇的故事,称自己在一座孤岛上偶遇神仙,花木楼台间仙人戴章甫冠、着紫霞衣,口道“唐皇帝乃吾友也,烦请传语”云云,说得天花乱坠,皇上居然大喜:“吾前生岂非仙人?!”为之感慨良久。从此之后,更是不断下诏罗求天下方士,惟求长生。上有所好,趋利之徒遂纷纷于道路。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十月,有一位叫李道古的大臣因怕人追究他在鄂岳观察使任期间的不良行为,正苦苦思索取媚皇上的方法,忽一日,计上心来。他找到宰相皇甫镈,道:“属下在鄂岳时,有一山人柳泌能制长生不老之药,敢请阁老荐与圣上。”    
    皇甫镈告之宪宗,皇上立即下诏命此人入京,住到兴唐观专门炼药。    
    柳泌炼了一段时间,毫无所获,于是对皇上说:“台州天台山乃神仙所居,山中灵草奇多,臣虽知之但无力致取。若陛下委任臣主掌该地,也许能为陛下求得。”    
    宪宗听他如此说,即命他暂代台州刺史。谏官们大为不服,纷纷上奏:“从来也没有授方士为地方长官的先例!”    
    “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卿等难道舍不得吗!”皇上很不满这些反对的谏官,认为他们有失为臣之道,一点都不为天子考虑。    
    可这位柳泌又岂能轻易找到不死之药!在台州折腾了近一年,还是一无所得。这下他开始害怕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竟举家逃入深山。浙东观察使闻知,派兵把他抓回解送长安。朝廷本欲治罪,可在皇甫镈、李道古二人百般说情下,皇上不仅没有处理,又命他为翰林待诏,并且仍旧服食他所炼就的丹药。    
    凡是服食方士所献“长生之丹”,马上就会有两个反应,一是口渴难当,二是脾气躁怒。据方士说,此乃脱胎换骨必经苦楚,耐得住即可成仙。宪宗服药后的反应更是厉害,但一想到惟有历尽艰难,才能长生不死,也只有忍住。可是,皇上身边的人可就受苦了。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的最后几个月,皇上变得极为暴躁。在药力的作用下,有时神智紊乱,狂怒得像头笼中的猛虎。左右的宦官近侍,动不动就被他一脚踢开,喝令推出斩首。宫中人人自危,仿佛末日临头一般。    
    皇上身边的宦官们觉得,皇上为求长生可以忍受,而他们再要忍下去连苟全性命也不可得了。    
    新年(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元旦,宪宗终于得病,这天的朝会被取消。此后天子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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