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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小人物就不用说了，皇上在内宫中设有专门的棍杖，有时就在延英殿，当着宰相的面杖罚他们。宰相们倒觉得天子未免有失儒雅，还常常劝解。可皇上说得理直气壮：
“此辈是朕之家奴，杖之何妨！如卿等奴仆有过，亦不可不罚。”
此举一半是向朝官显示自己的不私近臣，一半也是做给其他的大宦官们看的。皇上的其他举动，亦往往如是，哪怕是再小的事情，也无不含有深意。
前几代天子为了防止左右神策军横生事端，定下了这么个规矩：凡是左中尉卸职，须由右军而出；右中尉卸职，则务须从左军出宫。宣宗心想：这真是笨得可以了！若是中尉心生不轨有意作乱，这种小聪明又如何能阻止他们？于是下令改革，命中尉离任，皆从本军径直出营。
这下，朝廷及宫中宦官有时都不知道中尉已经易人，即使卸职中尉本人，也不清楚对方情况。两军既莫知情由，又如何敢轻举妄动！皇上的谋略，真不知要高于那些自以为得计的先代天子多少。
不过，宣宗还是没来得及消除掉这个祸患。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为此皇上曾反反复复地找翰林学士们商量对策。他是有心要花大力气改变现状的，只是因为文宗时期因轻躁而酿致惨败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皇上心存顾虑，才一直没有动手。
韦澳认为有甘露之变的前车之鉴，绝不能再用外间朝士，不如就在宫中选择忠直有识的宦官，以子之矛，攻其之盾。
“这是最下之策！”宣宗对宦官太了解了，“那些人若是身处下位，尚都能感恩戴德；一旦成为三品的禁军将军，就变得沆瀣一气。”皇上没有充分的把握，不做冒险之事。为保证一击成功，他宁愿慢慢来。
是令狐绹的懦弱断送了皇上的大计，他自己没有勇气挺身而出，反而以种种借口打消皇上的这个念头。令狐绹对皇上说：“只有陛下坚持以往的方针，有罪勿舍，有缺不补，彼辈则自会渐耗而至于瓦解。”
皇上听了不语。这是他一贯的策略，但不是永远的方针。可他也知道，最后的一步将是无比的艰险，弄不好就是全盘皆输，连眼下的苟全也不可得。没有臣下有力的支持，他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朝中“侥幸之人”太多，终于在这件事上暴露出了恶果。皇上与朝官既丢失了由武宗和李德裕争取过来的先机，则必然使宦官们得以苟延残喘，有机会开始积蓄反击的力量，并终于在宣宗死后再次发挥出他们强大的威力，主宰了帝国的政治。这真是令人悲哀的事。
可话又说回来，神策军、枢密使造就的反奴为主的现实，单靠宣宗的智术是无法改变的。皇上能做到十几年的时间里没让宦官兴风作浪，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五
现在可以把目光从天子身上移开，投向帝国的现实了。
宣宗皇帝从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即位，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八月去世，在位十三年五个月。
在这十三年里，朝廷再没有出现过前几朝“朋党”倾轧的现象，宦官的势力也有所消减，几乎没有发生过干预朝政的事情。地方上，在朝廷安抚为主的方针下，除些短暂的风波外，众多强镇也都没有大的动乱。边境上的吐蕃、党项虽然一直骚扰不止，但力量也在逐年萎缩，早在大中三年（公元849年），西南的维州、抚州即相继收复，西北的秦、原、安乐三州及境内七关也成功地摆脱了吐蕃的统治，归顺故国；两年后，沙州人张义潮乘吐蕃内乱，发兵收复河湟一带瓜、伊、西、甘等十州，连同沙州，共举十一州之地归复朝廷。从此，帝国重新把边境推到了河湟以西，多少洗刷了一些安史之乱以后放弃西北的耻辱。
不知不觉，让人大吃一惊。
宣宗的这十三年，竟是出奇的平静。算起来，地方上断断续续的藩镇叛乱，朝内外纷纷不止的派系斗争已经持续了近一百年，至少，每一代天子都无法避免一场严重的动乱。最思治理的德宗，甚至酿成了九鼎播迁的灾难，差一点就断送了帝国的命运。而其后的几代天子，外乱未除，内患又生，顺宗、文宗受制于家奴，宪、穆、敬、武四帝忧于“朋党”，即使如宪宗皇帝英明睿武、斗志昂扬，也只不过是以沉重的代价换来一个“中兴”的名声而已。谁又能像宣宗临御的这十三年，四方数镇虽失统驭，可是终无异心；朝野上下数有波动，却也不日安宁。即使比不上本朝开元时期的全盛，但却也是一个地道的太平之世。文治武功是书生们喜欢夸耀的事，对天下百姓来说，只要平平安安，就是无上的幸福。
看起来，皇上的艰苦努力并没有像德宗那样付之东流。
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十几年来忧勤之道，始终如一，甚至每日每时都未敢稍宁心思。臣子、家奴、方镇、州郡，无不常系心头，哪怕是在偏殿读书，皇上也不忘冥思苦想，力求为日间的疑难找到一条妙之又妙的计策。
宣宗不是一个求道者，也不是一位禀赋超群的人，严格算来，他只是个不懈于锻炼本心的智者。他用自己辛勤三十载的沉思，弥补了所有的不足。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与众不同的道路上取得了独特的成功。宣宗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好学不倦不是为了追求道义，更不是为建立德声，他只是注目当前，就事论事，宁愿以实际上的效果代替理论上的完美。奇怪的是，现实往往就垂青这样一种人，这是让所有的“仁者”都愤愤不平而又无可奈何的事。
这样的统治者往往还要有所牺牲。
南方越州的地方官曾经进奉过一部女乐，也就是由女子组成的歌舞乐队，其中有位绝色美人。皇上一见倾心，十分宠爱，数月之间，赐物盈积。可是有一天早晨，皇上刚刚起来，忽然面有忧色，闷闷不乐。
“玄宗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能忘？”皇上在心里说。
他召来美人：“应留你不得！”
美人盈盈泪下，长跪不起。
左右内侍不忍，有一位奏道：“陛下既不留之，可以放还。”
“放还朕必思之。”皇上望着窗外的远方，怅然而又坚毅地说：“不要多说了，就赐酒一杯吧！”
可怜绝代佳人，只落得了个全尸。但皇上要忍受如此这般的痛苦，也并不比她接受死亡来得容易。
所有的臣子家奴在天子的超绝睿智面前都要冷汗淋淋，而皇上面对着眼前的这些文武百官，心里又何尝轻松。他不能容许自己有丝毫的疏忽，更不愿被人所欺骗，因此只能收拾精神，全力应战。皇上的自信其实是自己极端孤独的表现，他不要宰相，不要近臣，便只有相信自己的智谋，否则就会彻底崩溃。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半夜三更还要找来翰林学士长谈的原因。虽然天子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法治，但这种“法”的实质却是“天子之法”，说到底还是一种“人治”。人治的悲哀就在于，它只能满足一时，而不能满足永远；只能抓住机会，却无法创造机会。
为人臣者是都变得循规蹈矩了，可“智慧出，有大伪”，在宣宗的聪睿面前，白敏中、令狐绹、蒋伸之流就学会了巧言令色之道。假如今后的天子不再是如此有心的天子，这些变得聪明起来的臣子们，还会这样俯首帖耳吗？宦官也不得不收敛了许多，这是因为他们选错了天子，竟让这位大智若愚的人登上了帝位。他们也确实斗不过宣宗，但却能再与朝官们决一高低。为了生存，他们仍还要重新祭起百战百胜的法宝：再造就一位皇帝，难道还怕你皇上真得长命百岁不成？
宣宗恐怕最终还只能算是一个平凡的君王，因为他只看到眼前，而忘记了为子孙后代负起一点责任。不过，放眼龙宸，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做到这一点的，又有几人？！
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后的辉煌最后的辉煌（7）
回首往事，就可发现宣宗还真是幸运。
藩镇已经无力再大动兵戈。虽然元和以后不少强镇特别是河北诸镇依旧脱离了中央，自成了一个个独立王国，但长期的战争消耗已使其元气大伤，他们无法、也无力再与中央作直接的对抗。朝廷也是如此，为了追求名义上的满足而消灭割据，早已被天子和大臣们所抛弃。于是双方只有妥协，中央政府以安抚政策使他们不妄生事，而藩镇也以承认天子而得到子孙相代的实利。所以，武宗时期敢于跳出来兴风作浪的昭义镇得不到一点的同情，因为它破坏了这样一种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平衡，以至不到二年，就宣布垮台。这种愚蠢之举，又有谁去效仿？
大中时期，有几个藩镇也闹出了点事情，但都只不过是内部纷乱，或兵逐主帅，或强者自立而已。朝廷换个节度使或者干脆一纸诏书默认事实，事情也就自行消歇。只有在大中末年，南方的几个军镇哗乱较大，如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五月的湖南军乱、六月的江西军乱，才使中央调动了邻道的兵力进行讨伐。这几镇兵力极弱，根本不能成事，很快就告平息。
财政情况在平和的局面下出现了良性循环。继刘晏、杨炎、李巽、程异之后，又有一位干练的大臣裴休成为帝国最后一位杰出的理财能手。他自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担任盐铁转运使以后，也是从整顿漕运入手，全面疏理了国家财赋的运转。他借鉴当年刘晏的经验，又立新法十余条，彻底清除了元和以后的种种弊端，三年后，运到长安渭河码头的漕米便达到了一百二十万斛，最多的一年是大中十四年（公元860年），达到了一百四十三万斛，接近于天宝盛世时数量的一半，这也很不简单了。
所有这些，显然都不是皇上的高深智术所能办到的。说得直接一点，宣宗应该感谢武宗，没有会昌时期打下的良好基础，情况也就绝不会有这些好转。但这话也是说说而已，因为这种机会的出现，恐怕也很难说是武宗时期的功劳。
是时势造就了宣宗的成功。若是没有这种机会，无论宣宗再怎么聪明过人，恐怕也难逃德宗那样的厄运。阴阳互动，否极泰来，帝国已经动荡了近一百年，各式各样冲突双方都势衰力竭，不免相互转化、相互依托，以酝酿下一次更加激烈的冲突。宣宗的十三年就正是这样，它宛如大浪跌下后溅起的波峰，溅得越高，也就将落得越深。它的平静是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后来的事情马上就可以看到。
可这一刻是平静的，幸运的宣宗出现在这个平稳的时刻，有了机会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于是凭借东风，浩荡入云。
宣宗的最后一年，有一位叫李商隐的人死在了离东都洛阳不远的郑州。此人比宣宗小一岁，但与宣宗同年去世。他的前半生与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之间的恩恩怨怨牵扯在一起，而后半生则与大中时代相始终。李商隐一直都沉沦下僚，郁郁潦倒，可正因为如此，反而造就了他辉煌的文学成就。
可在当时，李商隐却是个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寂寞地死在京外异地，并不是什么大事，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可是上天垂谶，往往就出现在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事情上。商隐死了，宣宗皇帝和他们的时代也接近了他的末日。这一切，在两年前李商隐的一首诗中，早就消息毕露了。可惜天机不可泄漏，就是作者本人，登高临风，悲世伤身，尽管思绪交综、愁怅万千，却也没想到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二十字中竟成诗谶。
那是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李商隐罢梓州幕入京，在朝中担任了一个小官。商隐最后的几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先遭丧妻之痛，复又辗转漂泊。随着年岁之长，怀抱身世之慨，遂多见于诗什。这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商隐忽又幽绪袭来，怅惘莫名。踌躇片刻，决意独自出游，以排遣这无端感伤。遂命驾驱车，前往乐游原而去。
这“乐游原”本是一处庙苑，创建于汉宣帝时，后因破败废毁，成为一片势高地敞的坡原。它位于帝京长安的东南方，登高回首，全城尽览。本朝流传的一首著名的曲词“……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就是此地风情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