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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上岸到静海寺。
关于这场谈判先后过程，麦天枢、王先明所著《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一书有生动的描述：
这天，头戴红缨斗笠的卫兵守在寺院门口。中方出场的是江苏按察使代理布政使黄恩彤、四等侍卫咸龄；英方代表为秘书官麻恭、翻译官马礼逊。
双方握手相见后，在一张八仙方桌旁的四张太师椅上相对坐下来，除了随后简单对英方提出的草约作了一点探询性的讨论外，这次郑重其事的会谈主要解决了一件事：出示并确认双方的“全权证书”。
麻恭少校首先取出他个人的委任状，以证明他是被委任来代替璞鼎查进行正式交涉的。然后，麻恭又取出一份英国国王颁发璞鼎查的全权委任状，将它摊在方桌上，由翻译罗伯聃用汉语向中国代表宣读，并指给对方辨认和理解英国女王的签字和印玺。
轮到展示中方全权证书的时候，事情就要隆重或繁琐一些了：香案摆了出来，香烟燃了起来，中方代表和所有在场的随从们全部扑地九叩首之后，一位随从官员才取出一个黄绸裹着的小箱子，双眼注视着手中物，十分小心地慢步送到首席代表黄恩彤跟前来。
黄恩彤打开箱子，再打开里面的一个黄盒子，道光皇帝颁发耆英、伊里布、牛鉴的全权证书出现了。马礼逊上前认真地看了一番，回头用英语对他的同胞说：“是真的。”
第一次正式会谈，结束了。
随后双方代表的接触，主要由英国人准备条约文件，清廷一位钦差则忙于对和谈十分缺乏实质内容的应酬。8月20日上午，耆英等三人拜访璞鼎查。英军旗舰“康华立司”号上，一片“节日景象”：士兵们全都更换了崭新制服；卫队手执新式来复枪，成双行相对列于甲板的通道上；军乐大作，三声礼炮响过，英国全权大使璞鼎查、海军总司令巴加、陆军总司令郭富，由马礼逊介绍，迎接来访的中国客人。
主人把三位中国钦差让到军舰中厅的一张大沙发上，请他们品尝一杯“樱桃白兰地”，然后带他们在舰上参观。耆英对英舰上的很多东西发生兴趣，但为了尊严、礼貌，并不询问。伊里布年近八十，十分疲倦，面上露出内心的痛苦。牛鉴除了每次饮完白兰地酒表示满意外，并无任何表情。
参观之后，三钦差即离去了，连条约的事情提都没有提，事先有所准备的英国人叹曰：这似乎只是一次会见的典礼，而不是会谈。
在临走的时候，英国人提出由他们的医生为身体不适的伊里布诊看，伊先是拒绝了，但随后见耆英问英人有无治牛皮癣的药并拿了药片，他也就默默地接受了诊治和“洋药”，几天后他觉得很见效，又托人向英人索取。
8月24日上午，三声礼炮响过，四十多只小船满载英国人登岸，中国官员率领20只轿子和成群的轿夫迎接璞鼎查、巴加、郭富等进入静海寺。
这次会见，除了大吃大喝外，还额外地办成了一件事：耆英在席间提及扬州赎城费，璞鼎查答应将这50万元在第一批赔款中扣除。
8月26日，英方要求进行第三次聚会。地点在南京城内的江上考棚，最初耆英以大批英国卫兵入城恐发生居民反抗推辞，璞鼎查称只带随从数人而“不携一兵，以示无猜”，耆英便答应下来。
璞鼎查等在四营中国士兵组成的仪仗队和卫队护卫下迎进江上考棚，大部分时间依然在酒席上度过。
应该说，在各类交往会见中，中国人也为条约内容进行过不少的努力。最初得知英方的条约要求，伊里布还矜持了一下子：割地赔款，开口岸，这纯粹单方面的赚头太大了，“惟商欠可谈，余皆难准”。牛鉴认为“战费一层，名目不佳，当先驳去”。耆英则把握不准皇上的意思，三个人左右权衡不得主意。
但是，当英国人又威胁开打南京时，三大钦差立即具文连夜送往英舰，答应依英国人的条件为基础正式开谈。
中方代表们还在这样一些事情上枉费脑筋：日后正式签约，能不能不用皇帝的玉玺，而用钦差的“关防”，相持数日，最终还是由道光本人解决了。他倒不觉得允许用玉玺太丢面子，反而对此解释说：过去颁各贡国御书就是用“宝”的，这次再用也无妨。能不能把所索口岸中的省会福州改为泉州，英国人坚持不允。道光对这点小要求也便作罢了。能不能条约签字后就将英军从长江、上海、吴淞、舟山、镇海、厦门鼓浪屿全数撤走，经多番讨价还价，商定签约后长江舰队立即撤走，但舟山及鼓浪屿要等到条约内容落实，赔款如期付清后才能退还。
清政府以保面子为先，争银子争地为次。璞鼎查当然高兴，最终几乎全部如英国人的开价收盘。
按约8月27日双方会见，但是，时间已过，中方三钦差在静海寺相候多时，结果向称“守信”的英国人没有来。派人去问，说他们要进一步研究和审查条约文本，抽不出时间来，约定两天后会晤。
8月29日。关于结束历时三年整的鸦片战争的最后的仪式，在英军装有174门大炮的旗舰“康华立司”号上进行。
仪式进行的席位，设在军舰颇为宽大的中舱，正中一张圆桌，由璞鼎查、耆英、伊里布、牛鉴四人依次围坐，两旁的长凳上坐着级别较高的英国海陆军官，长凳后面，排列着装束整齐，将军帽捧在左手的英军侍卫。
被摊放到圆桌上的条约文本，一共有4份，每份都分别以中英两国文字缮写并精细地装订成册，英国人还仔细地将装订纸页的丝带的两头都粘在纸上，并加封火漆，据说是为了防止中国全权代表不敢将全文送呈皇帝，而将其中的某页取掉。
璞鼎查作了个礼貌又果断的手势，江苏布政使黄恩彤从随身携带的一个黄绸包裹的方盒中，取出了毛笔、墨盒、关防，由耆英、伊里布分别代表中国写下了他们的名字并加盖印章。
璞鼎查签字结束，舱里舱外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整个英国舰队都在高悬的英国国旗下，呼喊他们的“女王万岁”。在这震耳欲聋的声浪中，璞鼎查邀请已经做完了英国人要求的一切的中国客人到前舱喝酒。或者是为了安慰一下他们恭顺又满脸暮色的客人，海军总司令巴加，举杯提议“为中国皇帝陛下的健康而干杯”。
一个当时在场的英国军官触景生情，写道：“中国皇帝的高于一切的统治，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这些不留情面的征服者因此为中国带来的，哪里只是一个中国皇帝的不幸！
《南京条约》是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条约的内容包括割让香港，勒索巨款，其中赔偿鸦片费600万元，商款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共计2100万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国可派驻领事，协定关税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南京条约》使中国蒙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中国人民一直反对这个可耻的不平等条约，并一直为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香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至此，璞鼎查完成了义律想完成而未能完成的任务，实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领土、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野心。这就是英王为什么选中璞鼎查的原因所在。
台湾军民奋勇抗英
1841年8月，璞鼎查率领英国舰队北上进犯福建、浙江时，担心台湾军民从后面对英军夹击，便分出一部分舰只骚扰台湾，主动牵制。9月30日，英军运输舰“纽布达”号驶入基隆港，炮轰二沙湾炮台。清守军开炮还击，英舰桅杆中弹，狼狈败逃，在慌乱中触礁。侵略军纷纷落水，有的凫水上岸，有的爬上舢板逃窜，被守军当场击毙30多人，俘获133人，缴获大炮十余门，大小炮弹数十颗。清廷闻报大喜，下旨嘉奖守军将领达洪阿、姚莹顶戴花翎，其他有功人员一律赏赐。10月19日，一艘英舰驶到基隆港外，先挂红旗，继挂白旗，派人乘舢板入港，要求赎回被俘英国官兵，基隆守军置之不理。27日，英舰闯入港内，大炮齐发，轰坏炮台石堡和营房数处，台湾守军开炮还击，打死侵略军两名，英舰狼狈逃窜。战后清皇室赏给达洪阿骑都尉世职，赏给姚莹都尉世职。
1842年3月5日，英舰三艘在大安港外游弋窥探，清守军严行戒备，不出海作战。11日，英国二桅船“安因”号被我渔轮诱入土地公港，触礁搁浅，伏兵趁势发炮攻击，打死侵略军数十名，俘虏五十余名，缴获大炮十余门，鸟枪五杆，腰刀十把。这些武器都是英军在进犯浙江镇海等地时抢去的。战后，清皇室赞称其“大扬国威”，特旨赏封达洪阿太子太保衔，姚莹三品顶戴，其他官兵各有封赏。
经过三战皆受重创之后，璞鼎查看到，在短期内武力征服台湾守军已属不可能，便不敢再轻犯台湾。于是，英军便勾结一些沿海盗匪，在淡水、鹿港、彰化、嘉义、打鼓、郎峤等地海面继续进行窥探骚扰，以配合英军对我国大陆沿海的军事行动。
两次大捷俘获英军二百多名，经过兵备道姚莹审问取供后，奏请清廷发落。朝廷立即批复：“据奏称，该逆等罪大恶极，若解省讯办，洋面恐有疏虞，仍请在台正法，所见甚是，着即照议办理。”清皇在另一谕旨中又说：“取供之后，除夷目暂行禁锢候旨办理外，其余各逆夷，与上年所获130余名，均着即正法，以抒积念，而快人心。”当时闽浙总督怡良担心这样处置，会引起英国报复，要求姚莹将这些英俘解省。姚莹断然拒绝说：“夷性畏强欺弱，我擒其人，久而不杀，是明示之弱也。”“两军对仗，势必交锋，非我杀贼，即贼杀我，乃先存思彼报复之念，何以鼓励士气乎！”姚莹按皇上御旨，将139名英军战俘一律处死，只留颠林等英军九名头目和黄舟等汉奸两名暂行禁锢。璞鼎查闻讯，再三提出抗议。
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在英国侵略军连续攻陷了厦门、定海、宁波、上海、镇江，进逼南京后，清政府被迫求和，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第八条规定，释放英军俘虏。英方派船长聂夫前去台湾安平索要俘虏，他得知大多数俘虏都已经处决，便向姚莹提出质问。姚莹理直气壮答复：“你们英国侵犯我国，双方正在交战，那有不杀俘虏之理？你们侵扰江浙沿岸，杀伤我官员，贻害我百姓，皇帝震怒，台湾军民人人愤恨，5日才把俘虏正法，但仍留下头目9人，已属格外开恩。”姚莹义正辞严，聂夫无言可答。
璞鼎查奸诈多计，针对清廷的昏庸，借机反诬抗英台湾爱国将士，硬说侵略中国领土的英军是避风进港的外国难民，被姚莹等杀害。他一面向福建地方当局提出抗议，一面发表声明，以停止换约，重新开战威胁清廷。当时主持和议的两江总督耆英，闽浙总督怡良等人，害怕和局破裂，一再奏请朝廷将姚莹、达洪阿解京讯办。清皇最初不同意如此做法，认为断断不可，即使实有其事，亦当另作处置。璞鼎查进一步大造声势威逼，扬言要立即驾大轮船亲赴天津。清廷慌作一团，急忙派怡良前往台湾查办。耆英也乘机再奏，指称姚莹贪赏冒功，杀害了“遭风难夷”，皇帝在内外压力下，下旨追问姚莹等爱国将领“欺君冒功之罪”。1843年2月，怡良到台湾传旨。台湾人民对清政府官员甘心媚外，惩办抗英爱国有功将领的卖国行为十分愤慨，纷纷到怡良行营申诉抗辩，群众情绪激昂，几乎引起民变。怡良见局面不好收拾，只得草草结案。姚莹、达洪阿受到革职逮问处分，所有给予基隆、大安两役有功人员的奖赏一律收回。
耆英在这一事件中，与璞鼎查配合得异常默契。
利用投降派耆英
耆英是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钦差大臣，事后，他在短短两年之间，又曾两度到达香港，自然也和这个不平等条约有关。耆英两次到香港，都是清廷不得已而派他去的。1843年的一次，是为璞鼎查所迫；1845年的一次，则是由于第二任港督戴维斯的压力。
1842年《南京条约》订立后。璞鼎查回到香港，才吃惊地意识到，这份由他们草拟而认真推敲签定的条约，“实际上只是个草约而不是条约”，许许多多属于他们的东西，还需要具体落实。比如，条约里笼统地提到贸易货物关税，应有“定安则例”，而这个则例，总不能由中国人说了算；条约规定开放五口，贸易通商无碍，可是英商去了，总得有个落脚之处，还得有安全自由的保障，等等。于是他催促尽快缔结更细的条约，以便付诸实施。
清政府派伊里布来广东与璞鼎查解决善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