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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全文)-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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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最初参加罢工的有1500人,但所有香港开往内地轮船的海员和抵港的英、日、荷、法、美等国轮船的华工,均采取一致行动。一周之内,参加罢工的工人急剧增加,达到6500人,香港沿海各条航线几乎全部停顿。罢工工人从13日起分批返回广州,到1月19日,返穗的海员达五千人之多。广州各工人团体热情接待香港罢工工人,在广东省总工会倡议下,全省27万工人,每人捐赠一天的工资,供罢工海员的日常生活费用。
  史塔士不顾海员的要求,完全站在外国轮船公司一边,立即宣布戒严令。命令规定:严禁集会演说;不得联群结队或手执旗帜、标语、传单到处游行;警察出巡,如有被认为可疑的人,任由搜遍全身,不准抗拒,倘有违抗即行拘捕、开枪,格杀勿论;携带包裹物件出街,警察有权检查。
  2月1日,史塔士当局又下令封闭海员工会,并将工会招牌拆去,但罢工工人毫不畏惧,仍然坚持罢工。为支持香港海员罢工的正义行动,2月7日,香港海陆理货员工会、同德劳动总工会、集贤工会和煤炭苦力等也参加罢工行动。
  为了阻止工人返回内地,史塔士召集定例局议员会议,通过决议,“一切离香港的人员,只能携带港币5元,超额者没收。”香港当局还以禁止米煤出口中国内地相威胁,企图借此阻止罢工工人返回内地。
  2月13日,民国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以香港当局因海员罢工,竟然禁止米、煤出口,特致函向英国驻粤领事提出抗议。
  由于各行业工人罢工,使香港机关、商行、银行、餐馆、学校等陷于瘫痪状态,商场冷落,市场萧条,粮、油、柴、肉、鱼、蔬果供应紧张。这种形势,不仅对香港当局,而且对英国本土也产生了不利影响。英国政府电令香港总督,迅速解决香港海员罢工问题。
  3月1日,香港已有十多万人实行总罢工。3月4日,又有一批工人徒步返回广州,行经九龙沙田时,遭到香港英国军警开枪射击,死6人,伤数百人,造成“沙田惨案”,激起罢工工人更大的愤慨,纷纷表示继续坚持罢工,决不被枪声所吓退。当时广东省长陈炯明,英国驻粤领事和广东省总商会联合出面调停,和劳资双方协商。3月8日,港英当局接受了海员工会提出的条件:由港督签署新命令,取消封闭海员工会,并派专员前往工会道歉,将被拆去的工会招牌送返;在罢工期间,警署以嫌疑罪拘捕扣留的工人,一律释放;抚恤“沙田惨案”的死难者及受伤者,遭难死亡者每名抚恤金一次性港币500元,受伤者酌量补偿医疗费;增加海员工资,按月薪计算,增幅为15%…30%;在罢工期间,工人的工资一律照发,不得扣除。
  香港海员工人坚持罢工斗争56天,终于取得了完全胜利。香港工人欢欣鼓舞,全市燃放炮竹通宵达旦,以示庆祝胜利。同一天,广州各工人团体10万人,在广州东较场欢送香港罢工海员返回香港,会后有30万人参加示威游行。
  自由港变成死港
  外国洋行无视中国籍海员的权益,史塔士不人道的处理方法,使海员罢工延续近2个月。罢工期间,香港与外地的水路交通陷于瘫痪状态,悬挂英、日、法、荷、美等国国旗的轮船,停泊在港口无法动弹的达百多艘,海面也被堵塞。平日交通熙往攘来的自由贸易港,变成一个毫无生机的死港。
  海员工会发动罢工之初,各国轮船公司主事人都不以为意,认为华籍海员不返回工作岗位,便没有工资,挨不了几天,就会自动回来。后来罢工态势逐步扩大,各公司虽然口头上答应给华籍海员加薪,却没有实际行动,要海员先复工后再进行谈判。罢工持续了十几天后,留守在轮船上的外籍船长、高级职员和外籍海员,因为没有小艇替他们运送粮食蔬菜和淡水,也无法再坚持下去。美国驻香港领事临时调动停泊在港海的浅水舰,前往广州采购粮食、蔬菜、肉食,准备运回来供应各国轮船。结果,广州港口码头工人支持香港海员罢工,不肯替美国军舰运送货物,美舰空手而回。
  史塔士的临时戒严法,禁止集会,实行宵禁,不但没有吓住工人,反而使事态发展更为严重,市面更加冷落。到了这个时候,各轮船公司的东主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各国船东开始集会商讨,派代表前往广州,进行谈判。以妥协结束了这场争持。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是,史塔士还没有明白,也不会明白,香港这块地方,离开了勤劳的中国居民,不要说发展,就连正常的生活都无法维持。
  民田建屋补价政策失民心
  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新界人民,始终不与港英当局合作。史塔士任职期间,港府与新界民众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的对抗状态。
  1923年,史塔士公布了一项土地政策,这项新界土地新政策规定,新界乡村的土地,分为屋地和农地,在农地上,乡民不得建屋,如果盖房造屋,土地要补价上缴,房屋要交税。这无异是限制新界乡民增建新屋,显然损害了新界人民的权益,所以乡民群起反对。
  新界乡民的村落是他们的祖先整片地开辟的,房屋是一间一间地建筑的,其中有些破旧或倒塌,有些还只是一个地基,港英刚一占领新界,订立官契时,港府伪装体恤民情,进行安抚,动员村民把倒塌房屋和破旧房屋以及地基登记为农地,说是可以少收些土地粮银,那时农地也准建屋,村民听了官府的话。然而后来港府又是出尔反尔,一律不准在农地建屋。一纸令下,村民这类屋地也算作农地,不准建屋。对于村内的街道,港府则强行宣布为“官地”,限制村民使用,但对于这些街道,港府从来没有维修过。
  6月,荃湾乡绅杨国瑞,上水乡绅李仲庄,元朗乡绅邓炜堂,集会商议对策,认为港府的规定违背传统,应该起来反对。新界士绅会商后,推举粉岭彭乐三等6人为代表,与香港政府展开交涉。他们先见华民政务司夏理法,再见立法局议员周寿臣等,陈述乡民的意见。并呈文新界田土官和港督史塔士,要求“收回成命,以定人心”。但均无结果。于是,各乡人民纷纷举行联乡会议,议定上禀港府表示不服。
  1924年8月24日,新界各区士绅102人,在大埔文武庙集会,商讨反对民田建屋补价条例,决定由各区推举代表,成立“九龙租界维护民产委员会”,筹划与港英政府交涉。11月,委员会经过讨论发觉“须向衙门注册方好办事”,但用“维护民产委员会”名义去注册,一定不会被批准,不如以委员会为主体,另用“农工商业研究总会”名义,订立妥善章程,请律师代为注册。结果,新界人民为维护本身权益而成立了“农工商业研究总会”,这就是新界乡议局的前身。
  总会成立之后,向港府进一步陈述乡民的意见,要求撤销民田建屋补价增税条例。但是,史塔士坚持不改变他制订的新界土地政策,新界群众继续进行斗争。
  港英政府掠夺新界,侵犯乡民权益的问题历任总督都没能解决。虽然个别总督采取了暂时的缓和矛盾的措施,但根本政策没有改变。直到1960年柏立基当政时,尚有损害新界乡民利益的政策发布。该年7月1日,新界民政署公布了新界土地使用办法,对于农地转为屋地,收价补价,官地拍卖和地租、乡村楼宇建筑、城市发展计划蓝图等方面,都有限制,对新界人民极为不利。新界乡议局议员一致通过决议表示反对,并成立了“反对土地政策小组委员会”,集中乡民意见,于次年2月7日呈交民政署。3月24日,又推出15名代表会见民政署长,反映居民意见,均无结果。9月,各乡事委员会正副主席联席会议决定,每年10月12日定为新界“反对土地政策日”,每年这天中午,全新界27个乡事委员会同时召开村民大会,发表反对现行新界土地政策的意见。
  送回连环铁门
  1899年卜力血洗锦田吉庆围,抢走吉庆围的连环大铁门一对,作为战利品运回英国。大铁门便成为锦田人民抗英爱国传统的象征和骄傲。
  吉庆围的居民失去了这一对祖传的铁门后,一直耿耿于怀,屡次向港英统治者索要原物,始终不得答复。1924年,吉庆围居民又向港英当局旧事重提,要求送回当年被劫走的铁门。这时的总督是史塔士,他灵机一动,认为有机可乘。吉庆围的乡人坚持要索回这一对铁门,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缓和新界乡民对他的憎恨。他暗中向伦敦请示之后,一面调查铁门的下落,一面又让锦田几个邓姓“乡绅”正式出面递了一个“呈文”,要求“发还”这一对铁门。
  这对铁门是由一个爱尔兰的军官为邀功作为战利品运到伦敦的,后来又运到爱尔兰。经过一番查寻,终于在爱尔兰乡下寻获,1925年运回香港。
  英国人爱伦?索尔倍克对此事有所记载,其中不乏歪曲之处:
  “锦田是新界最古的乡村,建立于一千多年以前。直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许多小屋都用坚固的高墙围绕保护着,居民仅凭了两道小门和外界沟通。许多年以来,这铁门成了兴趣的中心。
  “在1899年4月,这地段由清政府租借给英国,用来扩张他们的香港九龙殖民地。当英国人进到这地带时,他们遭遇到当地居民的武力抵抗。当军队包围锦田这古老的村庄时,他们发现这用高墙围绕着的部分,铁门已经关闭起来,实行阻挡他们。当他们攻入这村庄以后,便将这两扇美丽的铁门拿走,作为一种惩诫。
  “新界恢复和平已经25年,锦田的居民已经变成驯良效忠的市民,著名的邓族的现存领袖随时都准备协助官吏执行有时很复杂的职务。于是在1924年,由锦田的乡长们递了一个呈文给香港总督,请求发还他们的铁门,作为奖励承认他们这种可资榜样的行为的表示。英国政府立刻就以最诚恳的态度来进行这件事。不过,有一点小困难发生了:这铁门早已不知去向。当时的总督已经去世,而这殖民地的早期前辈们也差不多都死了。
  “广泛的搜寻铁门的工作开始了,其经过记述在一大堆文件中,读起来几乎像一部侦探小说。终于,这一对铁门在爱尔兰发现了,是由当年的一个香港官员搬回去的。
  “结果,它们被运回香港,在1925年5月26日的下午4点半钟,这一对锦田的古铁门,由香港总督庄严的又交回给欢乐感激的邓族人士。”
  这位英国人士的记述,有几点事实没敢回避,一是英国扩张“香港九龙殖民地”;二是在占领过程中“遭遇到当地居民的武力抵抗”;三是港英官员为了“惩诫”,将“铁门拿走”,历史的真实和侵略的本质,和吉庆围的大铁门一样坚硬,谁也摧毁不了。至于新界居民“已经变成驯良效忠的市民”和“因送回铁门而欢乐感激”,就属记述者的一厢情愿。新界乡民反对港府的土地政策不是正置史塔士于难堪境地吗?
  即将离任的总督史塔士主持了这项“珠还”典礼,并立了一块碑石来纪念此事。碑文的措辞是煞费苦心的,将当年吉庆围乡人勇抗英军侵略的爱国行为,作了歪曲,而对港英终于发还铁门,说成是一种“深仁大德”。碑记全文是:
  “溯我邓族符协祖,自宋崇宁间,由江西宦游到粤,卜居是乡之南北两围,后因子孙繁衍,于明成化时,分居吉庆围、泰康围两围,四周均深沟高垒,复加连环铁门,想前人之意,实欲巩固兹围,以防御萑苻耳。
  “迨前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清政府将深圳河之南隅,租与大英国。斯时清政府未将明令颁布,故当英军到时,各乡无知者受人煽惑,起而抗拒。我围人民,恐受骚扰,坚闭铁闸以避之,而英军疑有莠民藏匿其间,遂将铁闸攻破。入围时,方知皆良民妇女,故无薄待情事,故将铁门缴去。
  “现二十六传孙伯裘,代表本围人众,禀呈港政府,蒙转达英京,将铁门发还,照旧安设以固治安,所有费用,由港府支给,又蒙史督宪(即史塔士)亲临敝村行奠基礼,足见英政府深仁大德,亦为表扬吾民对于英政府之诚心悦服矣。特铭之于碑,以志不忘云尔。
  大英一千九百二十五年五月廿号
  中华民国十四年乙丑岁闰四月初五吉日立”
  碑文对于乡民抗拒英军的行动,表达得十分婉转,既推究于清朝政府租借新界,“未将明令颁布”,又指称乡民“受人煽惑”,同时又对英军炮轰吉庆围说成“疑有莠民藏匿其间”。既然开围之后事实证明“皆良民妇女”,为什么又“将铁门缴去”。
  不管怎样,这对铁门确实是新界近百年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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