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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敬重地向他打招呼，向我们介绍说他被指定为我们在保加利亚的向导。他解释，这是我们享受的特权，因为克拉西米尔·拉诺夫在保加利亚政府备受尊敬，提起他就会让人想到索菲亚大学，他对这个古老而光荣的国家的种种名胜古迹了解得比任何人都多。
我握了握那人像鱼一样冰冷的手，但愿我们没有向导，自己参观保加利亚。
对这一切，海伦似乎没有我那么惊讶。拉诺夫先生仍一言不发。
那位官员过于大声地报告说，海伦是匈牙利人，目前在美国做研究。不过，在这之前，他似乎就很不喜欢她，“教授，女士，”他说——他的第一句话——然后转过身去。
海关官员大笑和我们握手，似乎我们已是故交。
在机场外，拉诺夫唤来一辆出租车。他告诉我们，已经在最负盛名的一家宾馆里给我们安排了房间，“我相信，你们会感到舒适的，那里有非常好的餐馆。明天早餐时间，你们肯定希望在索菲亚大学会见同行和有关的部门。随后我们将安排你们参观一下保加利亚的古迹。”
我瞪着他，越发害怕起来。他的英语太好了，准确而单调。
他的面相也有点儿眼熟。我们肯定素未谋面，但他使我想起我认识的某个人。在索菲亚的第一天，这种感觉就挥之不去。
我问他能否让我们与一个叫安东·斯托伊切夫的人取得联系，却看到他退缩了一下，我对他的不祥感觉加深了。
“你们为什么想见他？当然，如果你们想见他，我可以安排。他很有名望，也许你们是因为这个想见他？”
“他们要拉诺夫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我们在宾馆外有了一点儿独处的时间，海伦这么说，“为什么？为什么有人认为这样很好？”
我们惊恐地面面相觑。
“但愿我知道，”我说。
“我们在这里得万分小心，”海伦表情严肃，声音低沉，我不敢公开亲吻她，“我们说好了，从现在起，除了学术问题，别的一概不谈。”
“同意。”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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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章
近几年来，我发现自己一次次想起第一次看到安东·斯托伊切夫的房子时的情景，因为那是我们寻找罗西的转折点。
很久以后，我出声地朗读那些资料，就会想起斯托伊切夫——他的花园里那些开满白花的歪斜的苹果树和樱桃树、整个地方弥漫着安静的氛围、献身的感觉和刻意的隐退。
海伦首先按住老式门闩中的一个把手。拉诺夫拖拖拉拉走在后面，似乎讨厌有人在这里看见他，就算是我们也一样。我奇怪地感到双脚像是被钉在地上。我想，斯托伊切夫也许一点儿也帮不上忙，我们的寻找最终会一无所获。
当然，回来时能握着海伦的手将会是一大安慰。这场恐怖一旦过去，我打算求她嫁给我。海伦打开大门时，我透过一片悲哀的亮色注视一切。
一阵歌声从屋里传来，是甜美有力的女声。那充满活力的曲调，连闷闷不乐、站在我身边抽烟的拉诺夫也有了兴趣，“Izvinete！”他叫道，“Dobar den！”歌声顿时打住，斯托伊切夫家的前门打开了，一位年轻女子站在那里，紧盯着我们。
我刚想迎上去，但拉诺夫抢在头里，他脱下帽子，点头，鞠躬。
年轻女子好奇地打量着拉诺夫。在我看来，这好奇中夹杂着警惕。再看一眼，她没有我原来想的那么年轻，但浑身充满活力，像个可爱的孩子。
在她飞快的打量下，我看到拉诺夫打开钱夹，拿出一张名片来。他微笑着转过身，把我们介绍给她，“这是埃莲娜·莉丝托娃，”我们握手时，他说道，“斯托伊切夫教授的甥女。”
“生女？”我说，一时想到这是个巧妙的谐音。
“他妹妹的女儿，”拉诺夫说。他又点了一支烟，递给埃莲娜·莉丝托娃，她坚决地点头拒绝了。他说我们来自美国，她睁大双眼，非常仔细地端详着我们，然后笑了——她转过身，领我们进屋。
房子里面又让我吃了一惊。真像是一座博物馆。真正让我目不转睛和引来海伦低声赞叹的是民间织料和原始绘画的奇妙混合——主要是圣像。有目光炯炯的圣母玛利亚，有表情悲哀的薄嘴唇的圣人，有独立小舟的使徒，有坚强地忍受折磨的殉道者。连一件绣花马甲和两条头巾都以细小硬币饰边。
海伦指着那件马甲，马甲两边一路缝有平行的口袋，“装子弹用的，”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拉诺夫也在东张西望，他哼了一声，“我认为，我们允许斯托伊切夫教授拥有太多的国家财产。为了人民的利益，应该把这些卖掉。”
要么是埃莲娜不懂英语，要么是她懒得理他。她转过身，领我们出了房间，走上一截窄梯。
楼梯顶上那扇门打开了，一位白发老者出了门，他个子小但身板直。
埃莲娜冲上去，双手抓住他的胳臂，用保加利亚语急急地跟他说着，不时夹杂着兴奋的笑声。
我走上前，伸出手。他庄重地握了握，又转向海伦，也握了她的手。他对人的尊重不是真正的尊重，而是出于自尊的尊重。这时，拉诺夫走上前来，也和他握了手。我越来越讨厌这位向导，巴不得他走开，这样我们可以和斯托伊切夫教授单独说话。
在客厅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原始地图。让我吃惊的是，它绘在皮革上。
我忍不住走上前去，斯托伊切夫笑了，“您喜欢那个吗？”他问，“这是一一五零年前后的拜占庭帝国。”
这是他第一次开口说话。他的英语准确、平和。
“那时候它还占领着保加利亚，”海伦若有所思地说。
斯托伊切夫瞟了她一眼，显然很高兴，“是的，一点儿没错。我想这幅图是在威尼斯或热那亚制成，然后带到君士坦丁堡的，也许是作为礼物献给皇帝或皇宫里的某个人。这份复制品是一个朋友为我制作的。”
海伦微笑，沉思地摸了摸自己的下巴。然后，她几乎是朝他使了个眼色，“可能是曼奴埃尔一世康尼努斯吧？”
我目瞪口呆，斯托伊切夫也吃惊不小。
海伦笑起来，“拜占庭曾是我的一大爱好呢，”她说。
老历史学家也笑了，突然变得十分礼貌，朝她鞠了一躬。他朝客厅中央一张桌旁的椅子作了个手势，我们全都坐了下来。
斯托伊切夫好一会儿没再说话，只是专注地看着我们。于是我对他说：‘斯托伊切夫教授，请原谅我们打扰了您的清静。您和您的外甥女同意我们的拜访，我们非常感激。”
斯托伊切夫笑了，这微笑的力量让我和海伦也笑了。埃莲娜也朝我们现出笑靥。她坐在一幅圣像下面——我想这是圣乔治。圣像里的天神正将矛有力地扎进一条龙的身体，那条龙看上去营养不良。
“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斯托伊切夫说，“我们不常有客人，说英语的客人就更稀罕了。”
“您的英语很棒，”我说，“您不介意的话，我想问您是在哪里学的？”
“哦，我不介意，”斯托伊切夫教授说，“我年轻时有幸留了洋，一部分学业是在伦敦完成的。我能帮您什么忙吗，或者你们只是来看看我的图书馆？”
他这么直截了当，我倒吃了一惊。
“两个原因都有，”我说，“我们想参观您的图书馆，我们也想就我们的研究问您一些问题。”我停下来搜肠刮肚，“我和罗西小姐对您的国家在中世纪的历史很感兴趣，不过我知道的很少，我们一直在写——呃——”我开始结巴起来。
“这么说你们对中世纪的保加利亚感兴趣？”斯托伊切夫说。他似乎也往拉诺夫那边瞟了一眼。
“是的，”海伦说，迅速来解救我，“我们对中世纪保加利亚的僧侣生活感兴趣，具体地说，我们想了解中世纪后期保加利亚修道院里的生活，了解朝圣者来到保加利亚，以及从保加利亚去到其他地方的路线。”
斯托伊切夫顿时变得容光焕发，他高兴地摇头晃脑，“这个课题很好，”他说，“你们有没有具体要写的东西？我这里有很多手稿，可能对你们有用。”
拉诺夫在椅子里动了动。我再次想到，我真是讨厌他看着我们。幸好，他的大部分注意力好像都集中在屋子那一头埃莲娜漂亮的侧影上。
“嗯，”我说，“我们想多了解一些关于十五世纪——十五世纪末的情况。罗西小姐在她家人的祖国已经对这一阶段作了相当的研究——是——”
“罗马尼亚，”海伦插进来，“不过我在匈牙利长大和上学。”
“啊，是的——您是我们的邻居，”斯托伊切夫教授转向海伦，给了她一个最温和的微笑，“您来自布达佩斯大学？”
“是的，”海伦说。
“也许您知道我的朋友——他叫桑多教授。”
“哦，是的，他是我们历史系的主任，我的好朋友。”
“太好了——很好，”斯托伊切夫教授说，“如果您有机会的话，请向他转达我最热情的问候。”
“我会的，”海伦朝他微笑。
“还有谁呢？我想现在在那里的人我也只认得他了。不过您的名字，教授，很有意思。我认得这个名字。在美国——”他又转向我，再转向海伦。我不安地发现，拉诺夫在紧紧地盯着我们——“一个有名的历史学家叫罗西。他可能是您的亲戚吧？”
让我吃惊的是，海伦面色绯红。我想，她也许不喜欢公开承认这层关系，或者对这么做一直抱有疑虑，或者她可能发现拉诺夫突然关注起我们的谈话来了。
“是的，”她简短地答道，“他是我父亲，巴塞洛缪·罗西。”
我觉得，斯托伊切夫如果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英国历史学家的女儿自称是罗马尼亚人，而且在匈牙利长大，这会很自然，不过他是否怀有这些疑问，我不得而知。
“是的，就是这个名字。他写的书很好——而且涉猎极广！”他拍了拍自己的前额。
听到斯托伊切夫了解罗西的研究，而且评价颇高，我松了一口气，“是的，的确如此，”我说，“事实上，罗西教授不仅是海伦的父亲，而且是我的导师。”
“真幸运啊，”斯托伊切夫青筋暴露的手交叠在一起，“您的论文写什么呢？”
“呃，”我开口道。这次轮到我脸红了，“是关于十七世纪的荷兰商人。”
“很好呀，”斯托伊切夫说，“那么您是为什么到保加利亚来呢？”
“说来话长，”我说，“罗西小姐和我想研究研究奥斯曼帝国征服伊斯坦布尔之后，保加利亚和伊斯坦布尔的东正教团体的联系。虽然这偏离了我论文的研究范围，不过我们一直在写有关的文章。实际上，我在布达佩斯大学刚作了一个报告，是关于——土耳其统治下罗马尼亚的地区史。”
我马上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也许拉诺夫不知道我们去过布达佩斯，还有伊斯坦布尔。不过，海伦神色平静，对此我心领神会，“我们期望在保加利亚这里完成我们的研究。我们觉得您或许能帮助我们”。
“当然，”斯托伊切夫耐心地说，“也许你们能确切地告诉我，关于我们国家中世纪的修道院史和朝圣路线，你们对修道院感兴趣，我很高兴，因为那是我们保加利亚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源泉之一。”他重新叠放双手，似乎想知道我们对这些情况有多熟悉。
“是的”，我说。
这不管用。我们也得当着拉诺夫的面谈一点我们搜寻的情况。要是我们叫他离开，他立刻会怀疑我们此行的目的。
“我们相信，在十五世纪伊斯坦布尔的东正教团体和保加利亚的修道院之间存在着某些值得注意的联系。”
“是的，当然是这样，”斯托伊切夫说，“尤其是征服者穆罕默德将保加利亚教会归属到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之下。当然，在那之前，我们的教会是独立的，我们自己的大主教是维里柯·特诺夫。”对这人的博学和灵敏的耳朵，我顿生感激之情。
“的确如此，”我说，“我们特别感兴趣——我们发现了一封信——就是说，我们最近在伊斯坦布尔待过，我们发现了一封和保加利亚有关的信——一队僧侣从君士坦丁堡去到保加利亚的一座修道院。我们其中的一篇文章就是想追寻他们在保加利亚的踪迹。也许他们去朝圣——我们不太肯定。”
“我懂了，”斯托伊切夫说，“信上标有日期吗？能不能告诉我一点信的内容或者写信人是谁？”
“当然，”我说，“实际上，我们这里有一份复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