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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那么多桌子她不坐，偏偏挑中我那张桌子，就在今天晚上，就在我的身边？
为什么她要说起伊斯坦布尔？
我叹了口气，拿起罗西最后一封信。读完这封信，我就只需要去看那个本身并无害的大信袋里还有些什么东西，然后我又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了。不管那女孩的外貌意味着什么，我也没有时间去追查她是谁，我的兴趣只是要找到罗西。
和其他的信不同，最后这封信是手写的。
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者：
我还有些信息要告诉您，连同您（可能）已经熟读的一切。我觉得这一次我要将这个瓶子填满，填到瓶口边沿了。
“一知半解是危险的。”我朋友赫奇斯会这样引经据典地说。但他走了，再也不会回来，就好像是我打开门，自己给了他一击，然后喊救命。我当然没有那样做。如果您一直坚持读到这里，您就不会怀疑我。
几个月前，我终于怀疑起自己的力量，这种怀疑来自赫奇斯可怕而令人愤慨的死亡。我离开他的墓地后，径直逃到美国——真的是逃跑。我已经得到了一份工作。即使这样，我还是没有办法完全丢开自己与吸血鬼结识的经历。结果是，他——或者它——显然也不会抛弃我。
我进入了正常的学术活动的轨道，打算期末回英国小住几天，探望父母，并把我的博士论文交给伦敦的那家出版社。之后，我又开始寻找弗拉德·德拉库拉的气味，不管他是个历史人物还是个鬼怪，不管他到头来现出的原形是什么，我都要找到他。
我的书由史密森学会实验室一个喜爱书籍的小个子处理。他叫霍华德·马丁，为人和善，但寡言少语，他全力以赴的样子俨然知道了我整个故事的前前后后。但显而易见，他只是看到了我对历史的挚爱，同情我，因而尽力帮我。他尽力而为的结果是试验做得非常优秀，非常全面。
他尽心尽力地帮我做了他能做的一切，然后给我写信说可以去拿结果了。
我心怦怦直跳，口干舌燥。我想重新将自己的书拿在手里，更想知道关于它的起源他了解到了什么。
我们坐在他满是手稿的办公室里，我和他面对面坐着，马上惊骇地发现他外表的剧变。我几个月前才见过他，还记得他的脸，而且他给我的那些工整的、专业化的来信里也没有暗示他生过玻眼前的他却是脸色苍白，精疲力竭，皮肤蜡黄蜡黄的，嘴唇也很异常，呈绛红色。他还瘦了不少，他身上那过时的西装现在几乎是晃荡在他瘦削的肩膀上。他的生命好像被榨干了。
我试图告诉自己，这是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太匆忙，没有看清楚他的样子，经过后来的书信联系，我这次才观察得更加细致，或者在观察时带上了感情色彩。但即便这样想，我也无法驱赶心中的感觉：此人的生命在短时间内迅速枯萎。
“罗西博士，”他用他特别的美国英语对我说。“我想您还没有意识到您这本书具有多大的价值。”
“价值？”我想他不会知道它对于我的价值的，世间任何化学分析都分析不出来。
“是的，它是一本罕见的中世纪古书，在中欧印刷，非常有趣，非同寻常。它应该是在科维纳斯圣路加之后，但在一五二年匈牙利语的《圣经·新约》出现之前。”他在吱吱叫的椅子上动了动身子。“书上的这条龙还有可能影响了一五二年出版的《圣经·新约》。后者也有一幅相似的插图，是长了翅膀的撒旦魔王。但是这些已经无法证明。不过，它应该会是一种可笑的影响，不是吗？我的意思是，《圣经》用这个魔鬼般的形象作插图。”
“魔鬼般的？”我重复着这个由别人说出来的、该遭天谴的词。
“是的。您给我讲过德拉库拉的传说，可您认为我会就此止步么？”
马丁先生的口气平淡而明快，很像美国人，我花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我以前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平常的声音中能隐藏如此的不祥或者险恶。我看着他，困惑了。
“这些就是我们分析的结果。”他说。“从化学分析的结果来看，这本书应该是被收藏在一个岩石灰尘很重的环境里很久了，应该是在十七年前。此外，它背面曾浸渍过盐水——也许是经历过海上旅程的缘故。我认为可能是黑海，如果我们对盐水产地的估计没有错误的话。就这些了，对于您的进一步研究，我们恐怕帮不上什么忙了——您不是说您在写一部中世纪的欧洲史吗？”
他抬起头，随意而友好地对我笑了笑，他那张被生命遗弃的脸因此看起来颇为怪异。
我同时明白了两件事，这让我坐在那里毛骨悚然。
第一，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要写什么中世纪的欧洲史。我说的是寻找与自己这本书有关的资料，想做一份有关刺穿者弗拉德，也就是传说中的德拉库拉的生平资料的完整目录。霍华德·马丁是研究医药的，和我做学术一样，讲究精确，他绝对不会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犯这种错误。
第二，我此时看到的这个可怜的人，也许是被什么可怕的疾病困扰着，从内部腐坏了。他的嘴唇显出正在衰颓的有气无力的样子。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伊斯坦布尔的那个官员，尽管霍华德·马丁脖子上没有不妥的痕迹。
我抑制住自己的恐惧，把书和笔记从他的手里接了过来，听到他又开口了。
“顺便提一下，那幅地图非同寻常。”
“地图？”我呆住了。我只知道一幅地图——实际上是三幅，比例尺大小不同而已——而我看不出那幅地图和我现在的意图有什么关系，而且我肯定自己并没有对这个陌生人提起过那幅地图。
“您是自己画的吗？很明显，那地图并不太老，不过我想您不是一个画家吧。当然，也不是什么恐怖的那种，如果您不介意我那样说的话。”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无法明白他话里的含义，也不愿意反问他，我害怕这样一来我会说出不该说的话。
我在书里留了一幅自己描摹的图吗？如果是，我真是蠢到家了。但我肯定在把书交给他之前看过是否有东西夹在里面的。
“我把它放回去了，所以它还在那儿。”他安慰我说，“罗西博士，现在您是想让我带您去我们财务部，还是让他们把账单寄到您家里呢？”
他给我打开门，又露出他那职业性的苦笑。
我稳住自己，没有马上去翻书找那张地图。
借着走廊里的灯光，我发现我早先觉得马丁先生微笑很怪异，一定是自己胡思乱想。也许连他的病也是我想象出来的。他肤色没有什么不对，多年在故纸堆里的工作让他有点驼背而已，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他站在门口，伸出一只手，热情地与我道别，华盛顿式的道别。我握住他的手，低声说着希望账单可以寄到我学校来。
我警觉地离开他门口，穿过走廊，离开了那座包围着他和他同事辛勤工作的红色城堡，来到空气清新的户外，我漫步走过郁郁葱葱的草地，坐到一张长凳上，努力显得若无其事，努力感到若无其事。
我打开手里的书，看到那条熟悉的龙，但却怎么也找不到一张散页。我再从后往前翻时，才发现了它——一张在复写纸上留下的地图，好像有人在自己面前摊开第三张，也是我秘密地图中最秘密的一张，然后复制了那些神秘的线条。那些斯拉夫土语标出的地名和我知道的地图上的一模一样——偷猪村，八鹰谷。事实上，这幅地图上只有一个地方我不熟悉。在那座邪恶墓地的名称下面，有一些用工整的拉丁文写的文字，墨水和其他地方用的好像是一样的。在墓地所在的位置，一行文字在它周围蜿蜒而过，故意显示出两者的关联，我看到那上面写的是巴塞洛缪·罗西。
读者，您觉得有必要的话，就叫我胆小鬼吧，不过，我从那一刻就放弃了。
我是一名年轻的教授，我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我在那儿教书，和我的新朋友们一起出去吃饭，每周给我年老的双亲写信。我身上不带大蒜，脖子上也没戴十字架，也不会听到楼道里有脚步声就在胸前画十字。我有更好的保护办法——我不再走到恐怖的历史交叉路口，在那里挖掘。我只有安静下来，有些事情才会平息，因为我没有再面临更进一步的悲剧。
现在，如果您自己不得不选择理智，您会不会记得，您要选择生活而不要真的疯狂，生活才是一位学者安度一生的恰当方式？
我知道赫奇斯不会愿意看到我一头扎进黑暗的深渊。但是，如果您还在读这封信，这就意味着危险已经降临到我身上。您也必须做出选择。
我已经告诉了您我所知道的关于这一恐怖事件的点点滴滴。您知道了我的故事后还会拒绝援救我吗？
您痛苦的，
巴塞洛缪·罗西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九日
父亲的故事快讲完时，我已经转过身来，看见城堡上面那个窗口里不见了那位清扫房子的老妇人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黑暗森严的影子。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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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我有好一阵没去大学图书馆了。一是我为自己在那里所做的研究感到非常不安，二是我也觉得克莱太太对我放学后不回家起了疑心。然而，诱惑还是太大了，我还是决定，即使感到不安也要再去图书馆。
宾纳茨先生又给我留了一本书。对我而言，找到这本书实在是太好了，我当时想。尽管我现在知道了，它不过是了解十五世纪拜占庭历史的入门读物——迈克尔·杜卡斯的《土耳其之拜占庭史》。杜卡斯在书中介绍了很多关于弗拉德·德拉库拉和穆罕默德二世的冲突。就是在阅览室的那张桌子上我第一次读到了穆罕默德一四六二年入侵瓦拉几亚，推进到德拉库拉的废都特尔戈维什泰时看到的著名景象。杜卡斯写到，在城外，穆罕默德见到“成千上万的木棍，叉着的是尸体而不是水果”。在这死亡之园的中心，赫然是德拉库拉的主菜：在一堆人中间，穆罕默德的爱将哈姆扎被刺穿而死，身上还穿着他“单薄的紫色制服”。
我转身想看看宾纳茨先生在哪里，这时突然听到阅览室后面传出一阵噪音，砰然一声，更像是地板在震动。一种感觉促使我马上起身顺着那震动的方向去看个究竟，不管它是什么。
我冲进了后面的工作间，从窗户往里看，我没有发现宾纳茨先生，我当时还感觉稍微放心。但我打开木门时，却看到地板上有一条腿，一条穿着灰色裤子的腿附着在一个蜷缩的身体上，蓝色的毛线衫歪歪斜斜地套在不全的肢体上，灰白的头发上满是血迹，那张脸——还好，半露着——整个被粉碎了，还有一部分留在桌子角上。
很明显，宾纳茨先生手上刚掉下来一本书，它和宾纳茨先生一样仰卧着。桌子上方的墙上有一摊血迹和一个大而精巧的手印，像小孩的手指画。
我竭力不发出声来，结果我的尖叫听起来就像是另一个人发的。
我在医院住了几晚——父亲坚持一定要住，警察已经是第三次问话了。
警察让我父亲一再告诉我不必担心自己会是嫌疑犯，我不过是最可能的目击证人。但是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人进来——对此我非常确信——而且宾纳茨先生也没有呼救。他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没有伤口，只是有人将这个可怜人的脑袋撞到了桌子角上。那可是需要非凡的力量才行的。
警察摇摇头，困惑了。那是一个奇怪的手印，手指的漩涡磨损得特别厉害。要验证手印本不是什么难事——警察和父亲说开了——除非他们的档案里根本没有这种手印。
警察一走，父亲就坐到我床边，第一次问起我一直以来去图书馆究竟做什么。
我说我一直在学习，我喜欢放学后去图书馆写作业，因为那里的阅览室既安静又舒适。他陷入了沉默。
我没有告诉他，在尖叫一声后，我本能地把宾纳茨先生死前拿在手里的书塞进了我的书包。那是一本十九世纪的法文书，内容是关于罗马尼亚的教堂。
父亲小心翼翼地坐在我的病床上，直摇头。他平静地说：“我要你从今以后在家里学习。”
我点了点头，尽管我知道自己宁愿一个人住，阅读那本关于斯纳戈夫湖畔教堂的书，而不要克莱太太陪我。
几个星期后，父亲说出门旅行一次也许对恢复我的神经有好处。
“法国人，”他解释说，那年冬天，他要去东欧作一系列演讲，他们这次没有像平常那样将会谈放在巴黎，而是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