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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观点缺乏对美国意识形态的理解，认为如果不是因为一个特定的美国的世界观，就不会有冷战，冷战是“美国方式”。加迪斯原来的积极支持者、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梅尔文·莱弗勒则从后修正派退到现实主义立场上，用“国家安全”的范式解释冷战的起源，认为双方的意识形态立场让位于国家安全需要，西方是侵略一方。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强调不应因前共产主义世界文件的公开转移了对美国所起作用的注意力，美国在众多国家、联盟、利益集团以及革命运动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魁士兰大学美国外交史教授约瑟夫·M·西拉库萨在《走进黑屋：美国外交与冷战的意识形态起源》一书中也从现实主义角度解释冷战起源，认为当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的理想主义让位于现实主义的遏制时，其冷战政策便得到时断时续的发展；失去中国与朝鲜战争的爆发在遏制政策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失去中国和朝鲜战争，冷战可能从来不会发生”。约翰·福赛克的《领导自由世界一美国的民族主义与冷战的文化根源》则从美国民族主义角度探讨了冷战的文化根源，认为美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是美国人民广泛支持美国冷战政策的主要基础。“从4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美国进行反对苏联的冷战主要不是以资本主义或西方文明的名义，而是以美利坚民族的名义……它通过民族主义的诉求而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帕特里克·弗莱厄蒂在《冷战的起源：新证据》一文中认为新公布的苏联东欧档案材料支持了修正派的观点，即苏联希望避免冷战的爆发，美国的帝国主义野心是冷战爆发的首要催化剂。还有学者认为冷战的发生是由于双方的误会造成的，或是可以避免的。1995年《美国遗产》杂志刊载了冷战史学家约翰·卢卡斯与遏制政策的设计师乔治·凯南从1994年12月至1995年4月间的6封通信。在信中二人均认为美苏双方都误解了对方的真实意图，没有一方的立场是正确的。凯南认为苏联的行为出于民族主义而非意识形态，如果美国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就会在冷战中更好地处理与苏联的关系。小沃尔特·克莱门斯在《莫斯科与华盛顿过去及现在的冲突不可避免吗？》一文中认为，二战后斯大林的苏联与西方严重冲突有可能发生，但并非不可避免。领导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实力均衡、核平衡、经济制度、交流沟通、以及与东…中欧和第三世界的关系等各种因素影响了美苏的合作与冲突。此外，也有学者重新考察了冷战的起点。如詹姆斯·蔡斯在《冷战开始之日》一文中认为1946年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建议杜鲁门总统派6艘战舰驶赴达达尼尔海峡，随之又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有义务维护土耳其主权，反对苏联威胁，标志着冷战的爆发。
总之，近年来关于冷战起源的再探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仍未形成定论，各种观点基本未脱正统派、修正派或后修正派的巢臼。
（4）对冷战结束原因的阐释。探讨冷战结束的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冷战史研究出现的一个新课题，也是学者们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之一。在这方面，许多学者发表论著，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提出了各种不同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
1、认为是美国政府长期的遏制政策，特别是里根政府的强硬政策，迫使苏联改弦易辙，放弃对抗，实行缓和，结束了冷战。这是冷战结束后在美国最为流行的观点，实际上也是官方观点。1999年2月2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在华盛顿主办了纪念柏林墙坍塌10周年学术讨论会，参加人有前里根政府重要成员，著名学者，工业界领袖及出版社代表。会后彼得·施韦策编辑出版了《柏林墙的坍塌：重评冷战结束的原因与后果》论文集，所收6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里根政府在导致苏联崩溃和冷战结束中的重要作用，特别强调里根政府同其前任不同，清楚地认识到苏联经济的弱点，通过加强军备竞赛、减少苏外汇收人、在第三世界采取反击行动等手段，加重苏联负担，最终迫使苏改变对外政策，结束冷战。彼得·施韦策在其所著《胜利：里根政府加速苏联崩溃的秘密战略》中就此进行了更为了详细的探讨。
2．认为戈尔巴乔夫对结束冷战起了关键作用。美国前外交官、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雷蒙德·加特霍夫在其长达834页的巨著《大转变：美苏关系与冷战的结束》中明确指出，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政策的转变把冷战引向结束。”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菲兹吉拉德在其新著 《出路在天空：里根，星球大战与冷战的结束》一书中批驳了关于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导致苏联经济恶化、冷战结束的神话，指出苏联经济下降是由于列宁和斯大林所创建的体制的失败；是戈尔巴乔夫扭转经济下降和使苏联现代化的努力导致了苏联的崩溃，冷战的结束。艾伦·柯林斯在《安全窘境与冷战的结束》一书中认为冷战的结束“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主动而非西方自1949年以来执行的政策”。3、特别强调和平运动在结束冷战中的作用。拉尔夫·萨米和米歇尔·E·萨拉合编的《冷战为什么结束：一系列解释》一书所收集的15篇论文对正统派提出挑战，批驳了认为里根政策导致冷战结束的观点，强调了知识分子、和平团体、持不同政见者、作家、媒体在结束冷战中的作用。马修·埃万杰利斯塔从80年代后半期即开始对国际和平运动的研究。在其最终研究成果《非武装力量：结束冷战的国际运动》一书中详细考察了国际核物理学家阻止核战争运动等国际和平运动、裁军运动在斯大林死后近40年东西方冲突及结束冷战中的作用，认为这些运动“在帮助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结束冷战的努力中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词即源自国际和平运动。4、认为核武器在结束冷战中起了重要作用。威廉·弗格勒在《向后退：核武器控制与冷战的结束》一书中认为核武器谈判是结束冷战的历史性转变的中心，“没有这些军备控制成就冷战的结束也是难以想像的。”5、认为“冷战的结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以及苏联集团内所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剧变的结果。这是一种把冷战的结束看作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的观点。冷战的结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以及苏联集团内所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剧变的结果。这是一种把冷战的结束看作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的观点。此外，还有学者强调了第三世界在结束冷战中的作用。如托马斯·G·帕特森在《冷战为什么结束：拉丁美洲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拉美国家通过使美苏认识到他们对世界事务的主宰正在下降，对外冒险的代价太高，国际体系更加危险，核武器必须削减，帮助结束了冷战。冷战结束的原因是冷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对它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由于这一时期冷战双方的档案尚未大量解密，对它的深人研究、揭开庐山真面目还有待时日。
（5）揭露美国对苏联的秘密战。近年来美国冷战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或许便是对一些最隐秘东西的揭露了。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政府认为已无大忌，逐渐将一些冷战时期制订的如何破坏、瓦解苏联集团、以期在冷战中获胜的绝密文件解密。一些参与过这类活动的当事人也敞开长期紧闭的双唇，或撰写回忆录，或向别人讲述“那过去的事情。”这就使冷战史学者能够深人冷战一方的心脏，通过对那些绝密档案的研究和采访当事人，揭露那深埋的最隐秘的东西，有关研究成果也便如泉喷涌。这些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1、揭露冷战初期及80年代美国对苏联集团采取的政治战、准军事行动等颠覆破坏苏联东欧的隐蔽行动。如格雷戈里·米特罗维奇的《破坏克里姆林：美国颠覆苏联集团的战略，1947—1956》一书详细考察了战后初期美国颠覆破坏苏联集团的战略，指出“美国的冷战政策远比迄今为止学者们理解得复杂得多，不能被认为只是遏制的延伸。”“美国的目标并非单纯地与苏联谈判，而是要采取心理战和隐蔽行动破坏苏联政府，迫使它放弃扩张野心，或引发共产主义集团的彻底崩溃。”“结果是，隐蔽行动和心理战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美国最高层进行战略决策的一个基本因素”。彼得·格罗斯的《反击行动——美国在铁幕后的秘密战争》深人探讨了美国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如何又为美国政府制订了对苏联集团进行秘密政治战战略，以及这一战略的实施与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破产。约翰·普拉多斯的《总统的秘密战——二战至海湾战争期间中情局与国防部的隐蔽行动》早在1986年出第一版，10年后经修改扩充再版。作者在书中全面揭露了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对苏联集团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隐蔽活动，特别是准军事行动。约翰·雅各布·纳特的《中央情报局的黑色行动一隐蔽活动，对外政策与民主》详细揭露和深刻剖析了中央情报局自1947年建立以来对苏联集团及其他国家采取隐蔽活动的类型，成功与失败的范例，冷战期间美国如何迷恋隐蔽行动，如何经常用“黑色行动”替代对外政策，中情局如何发展成政府所依赖的一个决策者。詹姆斯·杰伊·卡拉法诺的《动员欧洲流亡者：美国建立冷战军的计划》一文则对冷战初期美国政府企图创建一支由来自苏联东欧流亡者组成的“自由志愿军’，以对苏联东欧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计划予以深刻揭露。
2、揭露美国政府对苏联集团及其他国家采取的心理战，宣传战。如斯科特·卢卡斯的《自由的战争一美国反对苏联的圣战》详细考察了二战后至50年代后半期美国通过建立反共的“国家——个人网络”，对苏联集团进行的心理战、宣传战，以期瓦解苏联集团，捍卫西方的民主自由。该书作者认为冷战首先是不同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对抗，美国所进行的冷战也是其“为了确立美国的生活方式优于其对手的文化的战斗。”战斗的核心是要加强美国“自由和民主”卫道士的地位。阿尔文·A·斯奈德的《假情报斗士：美国的宣传、苏联的谎言与冷战的胜利…一个知情人的阐释人》。作者1982－1988年曾任美国新闻署影视部主任。该书集中揭露了这一时期美国对苏联集团的重大宣传战，作者称之为“一个影响国内外公众的态度和削弱对苏联制度支持的战争”。沃尔特·L·希克森的《撕破铁幕：宣传、文化与冷战，1945－1961》集中考察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对苏联东欧的冷战宣传与文化渗透。作者认为，虽然这些努力在美国的冷战战略中处于次要地位，却比一般人所认识得更为重要。华盛顿企图首先通过心理战，然后通过最终更为有效的——尽管更长期的——逐渐的文化渗透计划动摇苏联东欧共产党的统治。尽管这些努力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和理解，到艾森豪威尔执政末期，华盛顿还是成功地撕开了铁幕。”米歇尔·纳尔逊的《黑色天国的战争…冷战期间西方的广播战》。作者长期在国际新闻机构路透社工作，曾任该机构总裁，基金会主席等职。该书深人探讨了冷战期间西方对苏联东欧的宣传战，及其在结束冷战中的作用，认为西方之所以赢得冷战，不是通过使用武器，而是通过无线电广播“不战而屈人之兵。”阿奇·普廷顿的《广播自由…自由欧洲电台与自由电台的冷战凯旋》。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是美国对苏联集团进行宣传战的两大支柱。该书依据保存在华盛顿两个电台联合总部的大量文件，以及作者与上百位当事人的访谈，集中、详细地探讨了从1949年自由欧洲电台的筹建到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40余年间两电台的活动，它们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角色，与美国情报机构的关系。作者认为“两电台成功地完成了它们的使命，虽然它用了近40年时间，比当初预计长得多。”需要指出的是，冷战期间美国不仅对苏联集团进行心理战，也对西欧国家的人民进行心理战和宣传战。对此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的《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艺术和文字世界》予以深刻揭露，指出1947—1967年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美国会支持下，通过在西欧设立机构，印制宣传品，举办展览，召开会议等各种形式，对西欧国家人民进行文化冷战，即心理战、宣传战，以使他们免受或脱离共产主义的影响，适应美国“方式”。
3、揭露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秘密空战与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