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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理论有任何证据吗？
没有……不过那也不表示它没有发生！当我想到我进行过多少次器官移植的手术，接受移植者来自欧洲、阿拉伯世界还有自命清高的美国。美国佬很少会问说肾脏或胰脏是哪儿来的，其实它是来自贫民窟的小孩，或是某个倒楣的中国政治犯监狱里的学生。你不晓得，你也不在乎。你只是签下旅行支票，接受手术挨刀，然后回到迈阿密或纽约或任何地方。
你曾经尝试追踪那些病人，警告他们吗？。
没有。我忙着从一桩丑闻中恢复，重新建立我的信誉，稳固我的客源，守住我的银行帐户。我想要的是忘掉所发生过的事，而不是更深入的调查。等我了解有多危险时，尸变已经找上门来了。
①传说在僵尸大战之前，被控通奸的苏丹男人性器官会被割除，然后卖到全球的黑市中。
桥镇港，巴贝多，西印度群岛联邦
我被告知要等一艘帆船。「迎风号」的「帆」其实指的是由它光滑的三船体艇身升起的四具垂直空气涡轮机，当接上薄膜电解库时（或称质子交换聚合膜、燃料电池，是一种将海水转化为电力的科技）这艘船的航程几乎可以无限制。一般认为它是海运的未来希望，不过装配有这种技术的船只很少隶属于政府。迎风号是私人拥有及营运的，船长是雅各·奈亚西。
我出生在新的、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的南非共和国。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新的政府不仅承诺「一人一票」的民主，还包括解决整个国家的就业与住屋问题。我父亲以为政府的意思是「马上就会好」，他不了解这些长期的目标要经年累月，好几个世代后才会达成。他以为如果我们放弃部落的老家而搬进城市，就会有崭新的房子跟高薪的工作等着我们。我父亲很单纯，只是一个按日计酬的零工。我不怪他，因为他没受过正式教育，他的梦想是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于是我们搬进了卡尔理恰，开普敦郊外四个主要的镇区之一。那儿的生活是由折磨、绝望及赤贫组成的，也是我童年的写照。
事情发生的那天，我正好从公车站走路回家，大约是清晨五点钟，我刚当完班，在维多利亚码头的星期五餐厅端盘子。那天的情况不错，小费颇优渥，而且从三国橄榄球对抗赛传来的消息足以让任何一个南非人感到兴奋，南非跳羚队痛扁了纽西兰全黑队……再度获胜。
（他随着记忆微笑。）
也许一开始是这些想法让我分神，也许只是因为累坏了，然而在我有意识听到枪响之前，我的身体就已经本能的出现反应。枪击其实很常见，尤其这阵子在我住的附近，「一人一枪」是我在卡尔理哈生活的箴言。我像个久经战斗的老兵，发展出近乎遗传般的生存技能，敏锐而机警。我蹲伏下来，一边想找出枪响的位置，一边寻找最坚硬、可供掩身的遮蔽物。大多数的住屋都是将就、凑合的小屋，由木片或锡制的浪板搭建，要不然只是几片塑胶绑在支架上。这些仿佛纸扎的小屋每年至少会失一次火，子弹透顶穿屋就跟飞过空气一样容易。
我快步奔跑，蹲在一家由货柜改建的理发店后面，虽不完美，但能顶个几秒钟，足够藏身等到射击停下来。不过射击并没停止，手枪、霰弹枪以及你永生难忘霹里啪啦的震响，只有俄国制科拉希尼科夫步枪才有的震撼效果，这场枪战持续得太久了，绝不是普通的帮派械斗。接着传出尖叫，大吼。我开始闻到烟味，听到群众的骚动声。我从角落窥视，几十个人，大部分穿着睡衣，全都在喊：「快跑！快离开！它们要来了！」我四周房里的灯全都亮了起来，有人把头探出小屋。「這儿怎么了？」他们问道：「谁要来了？」那些会探头问的都是年轻的脸孔，老一点儿的立刻开始逃命，他们拥有另一种不同的生存本能，一种生在自己国家却沦为奴隶的天生本能。当时每个人都知道「它们」指的是谁，而且假如「它们」要来的话，你能做的就是赶紧拔腿跟祈祷。
你跑了吗？
我不能跑。我的家庭、我的母亲还有两个妹妹，都住在离自邦尼珥电台不远的地方，正好是那群人想逃离的地方。我没有用脑，我是个笨蛋，我应该绕过他们，找个小巷或安静的街道再切进去。
我努力在恐慌的群众中穿梭，逆向前进，以为可以沿着路边的房子往前挨近。我被撞得摔到有家人用塑胶布围成的墙，被缠住了，还把整间房子都弄垮了，被困在里面下能呼吸。有人从我身上跑过，脚蹬着我的头往地上撞。我最后终于甩掉缠累，连扭带滚的冲到街上，当我看到它们的时候我还趴在地上：十来个或十五个，衬着背景燃烧屋舍的火光可以看到它们墨色的轮廓，我看不到它们的脸，但我可以听到它们的嗥叫，弓着身子高举着手朝我过来。
我站起身来，一阵晕头转向，全身都在痛。我出自本能开始后退，退向最近一间破屋的「入口」。某个东西从我后头抓住我，揪住我的领子，把布都扯烂了。我转身、低头又重重踢了一脚。它很高，又比我重。从它白衬衫的前胸流下黑色的液体，胸口露出一把刀，插在肋骨之间，刀刃没人身体，只见刀柄在外。我衣领的碎片被它紧咬在口中，当它张嘴时掉了出来。它狂吼冲了过来，我闪躲着，它抓住我的手腕，我感到骨头被捏裂了，痛彻全身。我跪倒在地上，想用滚动来绊倒它，我手挥到一只沉重的锅子，于是抄起锅来用力挥去砸它的脸，我又砸一次，再一次，猛敲它的脑袋骨直到脑袋开花、脑浆流到我的脚上。它砰的一声倒下。我才刚脱困，门口又出现另一个，这回这种临时组合屋的脆弱特性救了我，我在墙上踢出一个出口溜出去，过程中还牵拖整座屋子倒下。
我跑啊，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是一场由破屋、乱窜的火苗所组成的恶梦，我跑进一间屋子当中，有个女人躲在墙角，两个孩子挨着她旁边蹲着哭。「跟我来！」我说：「拜托，走吧，离开这儿！」我伸手示意，靠近她。她把孩子拉近，亮出一把磨利了的螺丝刀，她圆睁着显出恐惧的眼睛，我听到背后破门而入的声音，摧枯拉朽般正在踏平整间房屋。我从说黑人的话改成英语，「拜托，」我恳求：「你们一定要赶紧离开这儿！」我向她伸手，但她刺了我一下。我留她在原地，不晓得还能做什么。她仍在我脑海中，当我睡觉或者当偶尔闭上眼睛的时候，有时她以我母亲的形象出现，而哭泣的小孩是我的妹妹。
我看到前方一道强光，从屋舍的缝隙中透出，我死命的跑，想要叫住这道灯光，喘不过气来。我跌进一间房于的墙壁，猛然间我发现我在一片空地上，车头灯照得我什么都看不见，我感觉有某个东西重重击中我的肩膀，我想我在倒地之前就晕过去了。
苏醒的时候我人在格鲁特舒尔医院，我从没见过恢复室长什么样子，它好干净、雪白，我以为我死了，是麻药吧，我很确定，我有这种感觉。我以前从没碰过毒品，甚至连酒都不沾，因为我不想落得像我那一狗票的邻居，像我老爸。我一辈子都努力保持清醒，结果现在……
他们给我打了吗啡或类似的东西，真舒服，我什么都不担心，当他们告诉我警方在我肩上射了一枪时，我才不在乎呢！我看到隔壁床的家伙刚停止呼吸就被十万火急的给推出去，我甚至不在乎当时无意间听到他们在谈论「狂犬病」大爆发。
谁在谈论狂犬病？
我不知道，正如我所说，我亢奋得好像飞上了天，我只记得病房外走廊上的声音，高声愤怒争吵的声音，「才不是狂犬病！」其中一个声音大喊：「狂犬病不会那样！」然后说了些其他的东西……接着听到「随你他妈的鬼扯，现在我们楼下就有十五个！谁知道外头还有多少个！」奇怪的是，这段对话始终在我脑中反覆，我早该想到、感觉到或做些什么。当时我的麻药还没退，我还没醒过来面对这个恶梦。
特拉维夫，以色列
泽根·渥布隆很喜欢吃衣索比亚料理卜这也是我们选在衣索比亚犹太人开设的餐厅碰头之原因。看他健康的肤色，花白的乱眉配上「爱因斯坦」的发型，他可能被误以为是为疯狂科学家或大学教授他都不是。他从未承认他以前从事哪一项情报任务，说不定他现在还在搞情报。但他公开承认，从某方面来讲，他算得上是个间谍。
大多数的人都是到事情发生之后才相信。原因并不是他们笨或软弱，只是人性而已。我也不怪没人肯相信，我并不是说自己高人一等还是什么的，我猜会有这样的局面应该是生命的随机性，我刚好出生在经常有灭绝恐惧的一群人之中，这是我个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也是思维倾向的一部份，这样也训练我透过试误修正，以便防患未然。
这场尸变疫情，我收到的第一个警告，是来自我们远在台湾的朋友跟顾客。他们抱怨我们新的译码软体程式不好，使得他们在解读中国大陆编码系统的电子邮件时，效果很差，或者至少解码的结果出奇的差，整封信读起来完全词不达意。我怀疑问题不在软体上，而是在讯息翻译上头，这群大陆红军……我猜他们已经不再那么红了……不过对一个老人，你还有什么好要求的？红军有个很讨厌的习惯，就是他们使用太多种不同年代以及不同国家的电脑。
在我向台北提出我的理论之前，我想到也许应该重新读一下那些给搅乱了的讯息。我讶异的是，所有的密码都正确转换成了文字，但是文意本身……都是关于某种新的病毒大爆发，一开始会杀死它的宿主，然后尸体又会复活起来变成某种杀人狂。我才不相信这些，再加上几个礼拜之后台海危机爆发，就没人再继续谈尸体复活变成杀人狂了。我怀疑这些中国的密码使用了二度加密，密码中还藏着密码，这是非常标准的程序，可以回溯到人类学会沟通的第一天。当然，红军密码中所指的并不是死尸，指的一定是某种新的武器系统或是极机密的作战计划。我没理会这事，要忘掉它。不过，正如一位知名人士常说的话：「我的蜘蛛感应侦测到警讯了。」①
之后不久在我女儿的婚礼上，我跟我女婿在希伯来大学的教授聊天时，才找出了让我不安的原因。这教授话很多，而且显然多喝了几杯，天南地北的说着他的外甥在南非做的秘密工作，以及「塑泥成人」的故事。你知道「泥人」这个关于犹太教士把生命气息吹入塑像的古老传说吗？玛莉雪莱偷了这个概念写成《科学怪人》这本小说。我一开始什么都没说，只在一旁听着。这家伙开始鬼扯说这些泥人不是由陶上做成的，既不温驯也不听命，当他提到复苏的人尸时，我于是跟他要他外甥的电话。结果原来这个人已经跑到开普敦参加「刺激之旅」，我想应该是跑到海里去喂鲨。
（他翻了一下白眼。）
显然鲨鱼对他另眼相看，在他屁股上亲一下，他就被送去开普敦格鲁特舒尔医院治疗，也正好在那里遇到第一个来自卡尔理恰地区的伤者被送进来。他没有直接见到任何一位病患，但是医护人员告诉他的故事足够塞爆我随身做笔记的小录音机。接着我把他的故事跟那些解码之后变成乱码的中国电子邮件一起交给我的主管。
我算是杞人忧天啦，不过却因此而占了便宜。一九七三年的十月，当阿拉伯人突袭我们，差点把我们赶下地中海的时候，我们早就握有所有的情报，各种警讯征兆，而我们却坐失良机。我们认为周围的几个国家不可能联手起来打我们，尤其不可能选在我们最神圣的节期②开战。你可以说我们因循苟且，刚愎自用，或者集体变笨。情况可以比拟为一群人盯着墙上突然出现的文字，彼此恭贺说他们已经把这些字的意义解读出来了，其实在这群人背后有一面镜子，镜子上面的影像才是文字所要传达的真正讯息，只不过没人要瞧那镜子一眼。好吧，希特勒想消灭犹太人没成功，阿拉伯人倒是差点就成功了。我们经历过这次教训之后才学到，一定要深入了解讯息，而且把结果当成国家政策。自从一九七三年起，如果九位情报分析师得出相同的结论，按照规定第十位就必须得提出异议，无论多的不能或多么的牵强、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