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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其他的血液成分输回给供者，一次需要4至5个小时。在采集期间通常希望供者住在医院里，一方面是为了对他（或她）进行保护，和。观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患者的安全。因为病人在骨髓移植之前已开始药物等处理，不仅杀死了肿瘤细胞，同时免疫细胞也全被杀死，如果不能及时地植入正常人的造血干细胞，随时都会发生生命危险。因此病人一旦进人无菌舱，供者一定不能出事故，不能感冒，也不能有车祸一类的意外，这些方面不可有丝毫的偏差。
可能因为深圳是一个移居城市，居民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原因，深圳市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分库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遗传的资源特别丰富，各地的病人在深圳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分库里找到配合供者的机率相当高。但是没有配上、找不到配合供者的比例还是很大。吴国光说，每当他看到配型不成功时，心里总是非常难过。假如我们有足够多的志愿者，这个成功的概率官然会高。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成为骨髓捐献的志愿者，这样也就会有更多的血液病患者能够在命悬一线时得到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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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令吴国光特别高兴、也是他从事输血研究30多年来深感骄傲的事情，2002年12月，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率先在中国人群中检测出3个人类白细’胞抗原（HLA）新等位基因，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和正式命名的科研成果通过了专家们的鉴定。几百个中外网址介绍了这一最新发现，美国的电视也在当日对此条新闻进行了滚动播出。
这个发现意义何在？吴国光介绍说，人类白细胞抗原实际上是人类血型中的一种，只是它比我们通常所说的ABO血型要复杂得多。ABO在输血中的作用很大，如果血型不合，会引起输血反应。HLA又被称作组织相容性抗原，它与骨髓及组织器官移植有密切的关系。在HLA不配合的同种异体组织器官移植中，会引起排斥反应。因此在骨髓及组织器官移植中，通过HLA配型选择配合的供者，可以减少发生急性排斥的危险，提高移植存活率，以及减少病人对免疫抑制药物的依赖。在同种异体组织器官移植中，供者和受者的HLA—A，B，DR抗原配合程度越高，发生移植物抗宿主反应（GVHD）的机会越低，移植存活率也越高。
HLA作为人类的一个遗传标记，它有2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多样性，目前已检测出的HLA…A，B，DRB1座位上的等位基因数有1013个，它们组合成的各种可能的型有3万多种。另一特点是它表现出种族特性，比如；HLA…B46被认为是蒙古人种特有的基因，HLA…B41是白种人特有的基因，而HLA—B42，基因主要存在于黑人之中。一，为了提高HLA分型的准确性，避免漏检尚未被发现的HLA等位基因；发现和鉴定特定人群中的HLA等位基因，已经成为当前国际上HLA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和科技竞争的热点。事实上，由于、HLA等位基因绝大多数是国外发现的，其中大约有80％的新基因是美国人发现的，而中国人很少发现。因此冲国的组织配型工作中，也二直是按着国外的标准来进行，HLA分型存在的误差也就较大，尤其是遇到尚未发现的中国人类特有的基因，按常规的方法HLA分型将要出差错。因此随着我国骨髓和器官移植的增多，发现和检测我国人群中特有的HLA基因，以提高HLA分型的精确度，显得尤为重要，也是我们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一个具体目标。
在当前生物技术突飞猛进的形势之下，要发现一个新基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过五关斩六将”，还需要真正耐得住寂寞。吴国光带领研究所的科技人员用了2年时间，筛选了5000多例随机的供者标本，对每份标本要观测近100个结果，每份标本大约都要花上1天到2天，在总共近50万个结果中，发现了3例异常标本，通过进一步做基因序列分析表明，它们是尚未被发现的新基因，吴国光深有感触地说，这项工作繁复而具体，每一个步骤都不可以缺少和不能含糊，好几个月做下来；真是既有意思也十分艰苦。
在通过大量的筛选工作发现可能的新基因后，要把新基因克隆，以取得具有单一结构的基因。然后把它们的DNA碱基序列提供给国际基因庠，以取得特定的注册编号。然后进一步做遗传学研究，进行家系调查，证明该基因符合遗传规律。还必须建立细胞株，以便有足够的基因材料供进一步证实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必须得到WHO的认可，在通过WHO鉴定认可之后，才能获得WHO的正式命名。
这3个HLA新等位基因中2例是在正常健康人中发现的，另一例是在一名先天性丙球缺乏症患者中发现的。在这名患者家族中三代共21名成员中，还发现母亲、姐姐、外公以及母亲的堂哥和堂妹也带有该基卧，而这个基因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它属于HLA—A座位上的一个“不表达基因”，有基因存在而不表达抗原性，这类基因对研究HLA的生物功能等方面上有很高的价值，这也是中国的科研工作者首次在国际上报道发现“不表达基因”，WHO把它命名为HLA—A*0253N，被发现有这新基因的人被认可为SZ一1（深圳…1）。
非常有意思的是吴国光去美国参加国际HLA学术会议，有一位澳大利亚的女同行主动找到吴国光，她在一位越南华裔身上也发现了这个基因，但在时间上比中国晚了大约半年，女同行为落后一步深感惋惜，而吴国光不能不为这个“抢先一步”再一次感到欣慰。
吴国光反复地对我说，他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他是一个很敬业、很刻苦的人，他也的确热爱输血医学这个事业，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自己的专业上。他说以前在上海的时候也是一样，吴国光说：“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工作。”每天他都要在实验室和办公室里呆得很久，回到家里还要继续看资料，通常每天都是一两点以后才睡觉。女儿小的时候几乎很少和他这个做父亲的打照面，她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上班去了，她睡着之后他才回家，带孩子、陪孩子玩这样的事情他做得极少，基本都是孩子的妈妈管的。为了节省时间用于工作，吴，国光常吃方便面，在单位里有“方便面大王”的称号。工作是他日常生活的常态，一年365天，只有春节的两三天是例外。除夕那一天他会提前一点儿下班，为了弥补平时无法和女儿在一起的内疚。他会带女儿去街上买东西，鞭炮、糖果还有新衣服，女儿要什么买什么，迄今成了女儿对青少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大年初三是他母亲的生日，这一天他也一定会回家去陪母亲。他对父母充满感激和敬重，他继承了父亲坚忍不拔、严谨做事的态度和坦诚宽容的个性，他也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知恩图报、饮水思源。在和父母同住的日子里，再忙，每天早上上班前，他一定会去父母房间问好。父母对他的工作很支持，他常说，没有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就没有他的今天。父母过世后，他最内疚的事莫过于他没有在父母身边多尽些孝心。妻子说吴国光是一个重感情而且家庭观念很重的人，比自己更重视过节和一些特殊的日子。比如在她的生日，尽管家里只有他们夫妻两个人，他也一定会买一个蛋糕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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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光也是一个有许多兴趣爱好的人，他非常喜欢文学和音乐，这也是他们夫妇俩生活中偏爱的话题。邵医生告诉我，有一年春节联欢会他指挥血液中心的同事合唱，深得大家的好评，都说他具有专业水平。他对摄影也非常爱好，逢年过节，大家庭团聚时；都由他给家里人拍照。邵医生的兄弟姐妹至
今非常感激他给他们的父母拍了许多照片，让他们时常可以重温一下他们的音容笑貌。他还对许多时尚的东西非常有兴趣，比如电脑、音响、照相机；摄像机等等，市场上刚出现他就去买回来。女儿知道他喜欢也给他买，但是他却很少有时间摆弄。他还喜欢种花养草，但也是因为太忙，很快都交给了妻子去管。邵医生说他永远是工作第一，这么多年来，他把许许多多的时间奉献给了他热爱的事业，他也失去了很多享受和生活中的乐趣。吴国光微笑着对我说：“在专业上我是有一点完美主义的，花的时间不少，一点点都不肯放松，这样做经常是害苦了自己，也可能害苦了别人，但是我们又是必须对工作负责，对自己和对别人负责；这样想想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吴国光相信“投入”和“累积”，他对自己从事的研究工作抱着一种求新却又是十分务实的态度，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走捷径，他也不相信在科学的道路上有那么多的“捷径”可走。可以说从事这个专业一开始起，他就非常重视做实验。例如为了找到粒细胞抗原的结合点，他连续几天几夜呆在实验室里。在做免疫印迹试验时，因为是荧光试验，白天黑夜都呆在黑黑的暗房里，照相，冲片子，修改实验方法，紧张得不吃不喝，而且一做就是通宵达旦。有时候一个人忙不过来；他还拉着妻子帮他一起做。他说那些实验真是太苦太累了，现在如果再重复去做，想一想都觉得很不容易。他对待实验的认真的态度让美国的同事十分佩服，在美国曾获得“杰出访问学者证书”。
科研要靠时间、经验、努力、献身精神等等的积累才能取得成果，不能靠短期效应去获得名利，这是吴国光一贯的想法。他痛恨科学界的弄虚作假，，，也痛恨不正当竞争。他说在这方面有一些国家比我们做得更好一些。比如在美国，的时候，同行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但同肘又相互帮助，谁发现了什么，他会告诉你，也会教给你，还会把你研究的课题和方向、的相关信息告诉你，气氛比较友好。而且国外非常注重创新，不像国内有些人喜欢玩弄一些个人的策略，把别人的东西拿过去，重复一下，变成自己钓成果。但这终究是经不住考验的。吴国光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也同样要求研究所里的年轻人，希望他们脚踏实地；不浮躁，认认真真地做好手头的每一项工作。；要耐得住寂寞”是吴国光经常提到的一句话，他对他们说，在科研工作中，有广颗赤诚的热爱专业的心，要有坚持不懈的韧劲，力戒浮躁；潜心事业。搞科研绝不能追求短期效应，一个科研人员完全有可能长时间不出成果；只要自己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就不等于失败或无能。一旦出成果，这成果就一定要经得起考验，决不允许有任何虚假成分，这也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回顾来到深圳的6个年头，高度的事业责任感和民族振兴感，使吴国光不敢有丝毫懈怠，不断地拼搏和创新，一直是他的目标。虽然他觉得自己很累，但深圳市输血医学事业取得的成绩，为我国输血医学和骨髓库事业成功发展做出的努力，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与欣慰。当然整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要做点事情总是会有阻力和曲折，而且还会有暗箭和陷阱，但是搞专业研究的科技工作者，不会在意许多枝节。吴国光的眼光永远是向前的，当看着深圳输血医学研究所不断有新的发展，在为我国赶超国际输血医学先进水平的历程中不断有新的贡献，觉得自己的梦想正在逐步实现，付出的那些辛苦也是值得的。
我们的灵与肉
■ 赵致真
“神仙只有灵的问题，动物只有肉的问题，而人却有灵与肉的双重问题；”这句话道破了人的复杂性的最深刻根源。
当我们把自己的猿猴“表兄弟”远远抛在身后，昂首阔步走上“万物之灵”的宝座时，也付出了许多代价。7年前我做的一部科普电视片《当我们站起来之后》，曾在蒙特利尔电视节上得过奖。这个节目除了想说明一些人类疾患的根本原因，还想，从哲学的意义上提醒我们记住自己的“动物出身”，并且别忘了天下从来没有“百利无一害”的绝对好事，倒常常有“得便宜处失便宜”的时候。
留心一下就会发现，直到今天仍不难在我们身上找到一些老祖宗的遗迹。譬如当寒冷时我们起鸡皮疙瘩，是打算把浑身的“毛”立起来，因为蓬松的毛更加保暖，尽管我们、的皮肤上已经只剩下一点稀疏的汗毛了；儿童对爬树，荡秋千有更浓的兴趣，婴儿出生后不到一小时就能握住横杆把自己垂挂起来，据说都是因为人在幼年时保留了更多猴子的习性；而当我们站在高处试一俯瞰，常会觉得脊背嗖地一凉，那也许真是准备用“尾巴”钩住树枝以免跌下去的反应。
当人类和动物分道扬镳时，我们的身体其实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就拿直立行走来说，因为循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