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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玄奘在中国翻译史上的贡献-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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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玄奘在中国翻译史上的贡献

常 闻
 

  玄奘生平,可划分二个时期:46岁以前则“乘危远迈,杖策孤征”,他到处虚心请教师友,潜研佛教哲理,在五印度被公认为是第一流的大学者,46岁回国,直到65岁逝前一月止,都致力于翻译著述和讲学工作。玄奘是国际上被公认的世界历史上伟大的佛教徒,旅行家和学识渊博的佛教哲学家,但如果从学术文化上着眼,玄奘的不朽业迹,还在译著事业上。他在回国后的19年中,  夙兴夜寐,孜孜不倦地译出从印度带回的经、论共?4部,1335卷,不仅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也为印度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献,并撰《大唐西域记》12卷,对于研究中古时代中亚、南亚的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他又把印度久已失传的《大乘起信论》,中国古代卓越的哲学著作《老子》译成梵文,传播于印度,对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贡献是巨大深远的。译场同时为讲学的场所,在翻译时为弟子阐述义学,培养出一批卓越的青年佛学家,并影响及日本,朝鲜。他的弟子窥基著作等身,号称“百部疏主”,由此而确立了中国佛教的法相宗(亦称意思宗或唯识宗)。  直至今天,印度的人民尊敬他,中国的人民怀念他,这决不是偶然的。为什么说玄奘是“新译”的创始者?翻译工作者的第一任务是了解原文,第二步就得把他所了解的传达给读者。因此除了熟练掌握本国文字和外文外,还得精通所译的业务,做到这三点,确非易事。严复先生对翻译事业概括了信、达、雅三原则,至今还不易逾越,而玄奘的翻译自始至终就能保持在这个水平上。
  首先,从玄奘翻译的质量来说,其卷帙众多,译文流畅,态度严谨都超越了他前后的泽经大师。以数量论,冥祥《行状》称玄奘“功倍前哲”,  “至如罗什,称善秦言,译经十有余年,唯有200余卷(据《高僧传》为300余卷,㈦右录》著录35部294卷)以此较量,难易见矣。”从隋开皇元年(581年)到唐贞元5年(789年)208年间,译者54人,共译出佛经2715卷,而玄奘就译了1335卷。他译出中国前所未有的新经典,或舍旧本,重出新译本,所以开创了“新译”时期。
  中国翻译经典从东汉末到西晋,所据原本大都是中亚胡本,梵文本不多见,而是经过中亚和新疆一带,今天已经失传的许多古代语言转泽过来的。比如焉耆语(吐火罗语A)和龟落语(吐火罗语B)等等。译者起先大多为中亚印度僧人或侨民,这些人所译大都是零星小品。另外,由于语言的隔阂,这些外国僧侣必须和中国泽经师合作,依赖“传言”人的转译,这样就很难把原作的内容与风格准确的表达出来。而是生搬硬套,并不能忠于原文,译文也粗糙,是翻译史上的草创时期。其结果,正如道安所指出的,“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从东晋到隋,开始了有组织的大规模译经,道安,赵整(政)主持译场,分工较周密,考校亦认真,为鸠摩罗什的大规模译场打下了基础。鸠摩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支持下,于西明阁、逍遥园组织译场,规模弘大,门人号称三千,成为政府官办编译所的开端。隋代成立译经馆(翻经道场),实际上也是官办的。它为时虽暂,仅泽出九部经,但为唐代集体翻译事业铺平了道路。其间译师辈出,如鸠摩罗什、求那跋陀罗、宝云、真谛、阇那崛多等。但他们还是不能完全精通双方语文,  仍须通过助手才能以比较畅达的文字,传达原作的精神,是翻译史上的发展时期。但这还只是翻译史上的“旧译’时代。到了唐初,玄奘主·持泽场,情况便完全改观,他在“旧译”长期积累的经验基础上,惩前代翻译之失。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玄奘泽经,悉改新名,而以六朝旧译为北误。”从《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对于梵名的自注,指出旧曰某某讹也等等凡58条,即可了然。关于语言学上的问题,半个多世纪来国内外学者多有所发现,季茨林的《吐火罗的发观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浮屠与佛》中均有所说明。由于玄奘“以旧译多缺多误为恨,而远走天竺,”所以他的翻译不同于旧译,成为新泽的创始者,由此形成唐代翻译史上的极盛时期。
  同时,由于玄奘匝晓梵,汉语文,并、深究佛教典籍,精通佛教敦义,在翻译时自任译主,不再依靠外国人了。晋代道安固然是一代宗匠,但一因自己不懂梵文,二惟恐在翻译时有失佛典原义,不让“蒲陶(葡萄)酒之被水’,而主张直译。直到隋代的彦博,虽通梵文,但亦以直译为主,“宁贵朴而近理,不再巧而背源。”如果从梵文原文逐字逐句的翻译,由于梵、汉语文的结构大相径庭,可谓“华、梵所分,致形捍格”,读者是难以看懂的。翻译事业的发展至玄奘,华、梵并通,就祛除了这种弊病。再如鸠摩罗什号称翻译大师,他虽精通梵文和佛学,但还是“于秦晤大格”的不能提笔写中文,只能“手执胡本,口宣秦言”,由他的助手笔录,以致“苟言不相喻,则情无由比,不比之情,则不可以托于文表”,“进欲停笔争是,则校竞终日,卒无所成,退欲简而便之,则负伤乎穿凿之讥。”由于梵文委曲,“师(罗什)以秦人好简,裁而略之。”所以鸠摩罗什只能以意译为主,而笔录汉文经僧肇、僧融、僧睿等润色。这种“曲从方言,趣不乖本”的意译,文词固然明白流畅,饶有文学兴味,但邓保有以词害意或错误的地方。鸠摩罗什译的《大庄严论》盼梵文残本现已发现,经季羡林核对,  果然发现译本常删去原文的繁重地方,不拘原文的体制,而且有变易原文的地方。而玄奘·却不然,他非常重视译文与原文的“审核”,以保证质量。印,中学者柏乐天教授和张建木先生对勘了《集论》,《俱舍论》等梵、汉经典后,虽认为微有不足处,但基本上是符合原文的。对玄奘的翻译是心悦诚服.的。由此可见,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云:“自前代以来所详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馀言。今可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又《宋高僧传》卷3《满月传·论》曰:“初则梵客华僧,所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碗配世间,摆名三时,咫尺千里,觌面准通。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后则奘(玄奘),空(不空)两通,……印印皆同,声声不别,斯谓之大备矣。”二书论玄奘翻译之功,其译述具在,信非溢美之辞。
  本来,翻译是很难代替原作的,读者最好是直接阅读原作,翻译毕竟是隔了一层的。因为彦博认为翱译妥贴是极困难的,主张直接阅读乐文,使“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鸠摩罗什说:  “改梵为秦。失其藻韵。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阪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啰也。”这是深知翻译的甘苦之谈。早有人说过,翻译是一种科学,它从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属于再创造。古人在工作过程中,考察不同语文的不共法同构造和特点,多少还有点规律可循,于是产生了翻译的理论。不少译经大师,建立的翻译标准和理论,直到今天还值得参考。象道安的“论五失”,“三不易”,彦博的‘明八备”,已具相当周密的翻译方法。玄奘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关于音和义的问题,提出了“五不翻”论:“一、秘密故如陀岁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六义,三、此方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树,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胜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玄奘此论,成了以后译经的模式。
  关于玄奘翻泽的特色,简要说来,有F列四个方面:
  (一)集体翻译,分工负责,有计划地进行。玄奘吸取前人的经验,取精用宏,制出集体合作的翻译程序制度,分工负责,各有专职。我们从《续高僧传》的有关记载和玄奘所译经沦的序文中可以看出,他所主持的译场和翻译程序是:
  1,译主,是译场的主要负责人,须精通梵、汉语文,深究大,小乘经论,辩析名相,证解微义,凡遇到翻译上的疑义,由他负判断的责任。
  2,征义:是译主的助手,凡巳译成的文字审查其意义与梵本有无出入之处,与译主斟酌决定。
  3,证文:在译主宣读梵本时,注意它与原文有无舛识。
  4,书手;’一称度语,把梵文的字义翻译成中文的字义。
  5、笔受:把梵文的字义翻译成中文的字X.
  6,缀文:因为梵,汉文字的结构和文法不同,由他加以整理,以符合汉文结构。
  7,参译:校勘原文是否有错误,同时将译文回证原文,是否有误。
  8,刊定:由于梵,汉文的体制不同,刊定所译成的每句,每节,每章,去芜存精,使其简要明确。
  9,润文:把巳译成的书,进行文字加工,使其文字流畅优美。
  10、梵呗:经过以上九道手续,翻译完备后,还要用梵音唱念一遍,修正音节和谐处,以便传诵。
  从玄奘所译经沦的次第,和他日间有事,夜间补足,“三更暂眠,五更复起”的纪载看来,可知是有重点、有计划地进行传译的。他在19年的翻译工作中,自贞观19年到23年以译《瑜伽师地论》为中心。因为此论为大乘佛教瑜伽行宗所说的根本论典,是玄奘冒险西行的求法原因之一,故归国后谢绝一切,  认真译出此论,同时译出这一学派的“一本、十支”诸论书,并著《大唐西域记》。从水徽元年到显庆4年,他翻译以代表小乘佛教毗昙之学最后译出《俱舍论》,同时译出《成唯识沦》,宗护法论师之学说。对于各种佛教的宗教哲学理论作了抉择的结论,指出瑜伽行学说的究竟。玄奘在传译中发挥自己的学说,为在中国建立法帼宗的基本。从显庆5年到麟德元年,以翻译《大般若经》为中心,目的是将瑜伽宗的学说,上通于般若,调和大乘佛教的“空”(中观)、  “有”(瑜伽)之争。由此可见,玄奘的翻译经典都注意到各家学说的来龙去脉,而作了完整的介绍。吾人可以在他的译籍里了解到印度佛学的全貌.他一生所学,虽没有佛学专著遗留下来,但由此可见其深广的造诣。 
  (二)态度严谨,着笔审慎,译前广罗名本,校勘异同,择善而从。汉魏时期的传泽每多口授,即有错误,也无从订正。以后从中亚地区传入各种经论,由于传承学派的不同,互有歧异。而中亚地区的传本和从南亚地区的传本又互有差别。因为传本的不同,有的字句之间相差很远,校勘各本异同,有所根据,作出判断,订正舛文,这是古代学者所常用的方法。从玄奘的传记和行状以及他所译经论的后记中均能见到。例如:窥基《唯识三十论述记》云:  “今我和尚三藏法师玄奘,校诸梵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0载《大般若经》的翻译“然,法师于西域得三本,到翻译时,文有疑错,即校三本以定之。殷勘审覆,方乃著文,审慎之心,自古无比。”《异部宗轮论}译文,玄奘有一颂云:  “备译众梵本,再译宗轮论。”所谓“备译众梵本”,可见他在译前是进行了校勘的。
  (三)语言精确,确台原籍,直译意译,不拘一例。翻译要确切地表达出原作的精神风貌,不是易事。玄奘在未出困前,即已“/‘求诸藩,遍学书语”。到印度那烂陀寺又专学婆罗门《声明记论》,通其变化,能以梵文著论文。他与印度人士交谈,不待译人,说明他对两土之音训,通达无碍。故而他的翻译,融合中,梵,臻于“化境”。
  玄奘既不主张鸠摩罗什“不严于务得原文,而在取意”的意译作风,又反对直译文体。他的翻译为求得文和义的切合原作,而又文从字顺,其方法则不拘泥于直译和意译。目的是既不损原意,又便于读者了解,不是梵化的汉文,形成一种独创的“精严凝重”的翻译文体。总是先把原文理解透彻,然后用适当的中文清楚表达出来。他常在一节之后加上了一个结语,使译文含有注释性的增益。有时在译文中加上一些字,使文更为显明晓畅,有时用另一种译名来代替某些专门术语,使读者易于理解。柏乐天教授在对勘梵、汉经典中,总结玄奘翻译的特色约有七事:(1)代名词的运用,  (2)翻台译,  (3)增益,  (4)删略,  (5)变位,  (6)译名的假错,  (7)馀论。所以,季羡林对梵、汉佛典进行研究后,不能不认为玄奘的翻译“对原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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