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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玄奘在中国翻译史上的贡献
常 闻
玄奘生平，可划分二个时期：46岁以前则“乘危远迈，杖策孤征”，他到处虚心请教师友，潜研佛教哲理，在五印度被公认为是第一流的大学者，46岁回国，直到65岁逝前一月止，都致力于翻译著述和讲学工作。玄奘是国际上被公认的世界历史上伟大的佛教徒，旅行家和学识渊博的佛教哲学家，但如果从学术文化上着眼，玄奘的不朽业迹，还在译著事业上。他在回国后的19年中， 夙兴夜寐，孜孜不倦地译出从印度带回的经、论共？4部，1335卷，不仅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也为印度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献，并撰《大唐西域记》12卷，对于研究中古时代中亚、南亚的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他又把印度久已失传的《大乘起信论》，中国古代卓越的哲学著作《老子》译成梵文，传播于印度，对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贡献是巨大深远的。译场同时为讲学的场所，在翻译时为弟子阐述义学，培养出一批卓越的青年佛学家，并影响及日本，朝鲜。他的弟子窥基著作等身，号称“百部疏主”，由此而确立了中国佛教的法相宗（亦称意思宗或唯识宗）。 直至今天，印度的人民尊敬他，中国的人民怀念他，这决不是偶然的。为什么说玄奘是“新译”的创始者？翻译工作者的第一任务是了解原文，第二步就得把他所了解的传达给读者。因此除了熟练掌握本国文字和外文外，还得精通所译的业务，做到这三点，确非易事。严复先生对翻译事业概括了信、达、雅三原则，至今还不易逾越，而玄奘的翻译自始至终就能保持在这个水平上。
首先，从玄奘翻译的质量来说，其卷帙众多，译文流畅，态度严谨都超越了他前后的泽经大师。以数量论，冥祥《行状》称玄奘“功倍前哲”， “至如罗什，称善秦言，译经十有余年，唯有200余卷（据《高僧传》为300余卷，㈦右录》著录35部294卷）以此较量，难易见矣。”从隋开皇元年（581年）到唐贞元5年（789年）208年间，译者54人，共译出佛经2715卷，而玄奘就译了1335卷。他译出中国前所未有的新经典，或舍旧本，重出新译本，所以开创了“新译”时期。
中国翻译经典从东汉末到西晋，所据原本大都是中亚胡本，梵文本不多见，而是经过中亚和新疆一带，今天已经失传的许多古代语言转泽过来的。比如焉耆语（吐火罗语A）和龟落语（吐火罗语B）等等。译者起先大多为中亚印度僧人或侨民，这些人所译大都是零星小品。另外，由于语言的隔阂，这些外国僧侣必须和中国泽经师合作，依赖“传言”人的转译，这样就很难把原作的内容与风格准确的表达出来。而是生搬硬套，并不能忠于原文，译文也粗糙，是翻译史上的草创时期。其结果，正如道安所指出的，“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从东晋到隋，开始了有组织的大规模译经，道安，赵整（政）主持译场，分工较周密，考校亦认真，为鸠摩罗什的大规模译场打下了基础。鸠摩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支持下，于西明阁、逍遥园组织译场，规模弘大，门人号称三千，成为政府官办编译所的开端。隋代成立译经馆（翻经道场），实际上也是官办的。它为时虽暂，仅泽出九部经，但为唐代集体翻译事业铺平了道路。其间译师辈出，如鸠摩罗什、求那跋陀罗、宝云、真谛、阇那崛多等。但他们还是不能完全精通双方语文， 仍须通过助手才能以比较畅达的文字，传达原作的精神，是翻译史上的发展时期。但这还只是翻译史上的“旧译’时代。到了唐初，玄奘主·持泽场，情况便完全改观，他在“旧译”长期积累的经验基础上，惩前代翻译之失。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玄奘泽经，悉改新名，而以六朝旧译为北误。”从《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对于梵名的自注，指出旧曰某某讹也等等凡58条，即可了然。关于语言学上的问题，半个多世纪来国内外学者多有所发现，季茨林的《吐火罗的发观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浮屠与佛》中均有所说明。由于玄奘“以旧译多缺多误为恨，而远走天竺，”所以他的翻译不同于旧译，成为新泽的创始者，由此形成唐代翻译史上的极盛时期。
同时，由于玄奘匝晓梵，汉语文，并、深究佛教典籍，精通佛教敦义，在翻译时自任译主，不再依靠外国人了。晋代道安固然是一代宗匠，但一因自己不懂梵文，二惟恐在翻译时有失佛典原义，不让“蒲陶（葡萄）酒之被水’，而主张直译。直到隋代的彦博，虽通梵文，但亦以直译为主，“宁贵朴而近理，不再巧而背源。”如果从梵文原文逐字逐句的翻译，由于梵、汉语文的结构大相径庭，可谓“华、梵所分，致形捍格”，读者是难以看懂的。翻译事业的发展至玄奘，华、梵并通，就祛除了这种弊病。再如鸠摩罗什号称翻译大师，他虽精通梵文和佛学，但还是“于秦晤大格”的不能提笔写中文，只能“手执胡本，口宣秦言”，由他的助手笔录，以致“苟言不相喻，则情无由比，不比之情，则不可以托于文表”，“进欲停笔争是，则校竞终日，卒无所成，退欲简而便之，则负伤乎穿凿之讥。”由于梵文委曲，“师（罗什）以秦人好简，裁而略之。”所以鸠摩罗什只能以意译为主，而笔录汉文经僧肇、僧融、僧睿等润色。这种“曲从方言，趣不乖本”的意译，文词固然明白流畅，饶有文学兴味，但邓保有以词害意或错误的地方。鸠摩罗什译的《大庄严论》盼梵文残本现已发现，经季羡林核对， 果然发现译本常删去原文的繁重地方，不拘原文的体制，而且有变易原文的地方。而玄奘·却不然，他非常重视译文与原文的“审核”，以保证质量。印，中学者柏乐天教授和张建木先生对勘了《集论》，《俱舍论》等梵、汉经典后，虽认为微有不足处，但基本上是符合原文的。对玄奘的翻译是心悦诚服．的。由此可见，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云：“自前代以来所详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馀言。今可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又《宋高僧传》卷3《满月传·论》曰：“初则梵客华僧，所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碗配世间，摆名三时，咫尺千里，觌面准通。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后则奘（玄奘），空（不空）两通，……印印皆同，声声不别，斯谓之大备矣。”二书论玄奘翻译之功，其译述具在，信非溢美之辞。
本来，翻译是很难代替原作的，读者最好是直接阅读原作，翻译毕竟是隔了一层的。因为彦博认为翱译妥贴是极困难的，主张直接阅读乐文，使“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鸠摩罗什说： “改梵为秦。失其藻韵。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阪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啰也。”这是深知翻译的甘苦之谈。早有人说过，翻译是一种科学，它从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属于再创造。古人在工作过程中，考察不同语文的不共法同构造和特点，多少还有点规律可循，于是产生了翻译的理论。不少译经大师，建立的翻译标准和理论，直到今天还值得参考。象道安的“论五失”，“三不易”，彦博的‘明八备”，已具相当周密的翻译方法。玄奘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关于音和义的问题，提出了“五不翻”论：“一、秘密故如陀岁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六义，三、此方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树，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胜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玄奘此论，成了以后译经的模式。
关于玄奘翻泽的特色，简要说来，有F列四个方面：
（一）集体翻译，分工负责，有计划地进行。玄奘吸取前人的经验，取精用宏，制出集体合作的翻译程序制度，分工负责，各有专职。我们从《续高僧传》的有关记载和玄奘所译经沦的序文中可以看出，他所主持的译场和翻译程序是：
1，译主，是译场的主要负责人，须精通梵、汉语文，深究大，小乘经论，辩析名相，证解微义，凡遇到翻译上的疑义，由他负判断的责任。
2，征义：是译主的助手，凡巳译成的文字审查其意义与梵本有无出入之处，与译主斟酌决定。
3，证文：在译主宣读梵本时，注意它与原文有无舛识。
4，书手；’一称度语，把梵文的字义翻译成中文的字义。
5、笔受：把梵文的字义翻译成中文的字X．
6，缀文：因为梵，汉文字的结构和文法不同，由他加以整理，以符合汉文结构。
7，参译：校勘原文是否有错误，同时将译文回证原文，是否有误。
8，刊定：由于梵，汉文的体制不同，刊定所译成的每句，每节，每章，去芜存精，使其简要明确。
9，润文：把巳译成的书，进行文字加工，使其文字流畅优美。
10、梵呗：经过以上九道手续，翻译完备后，还要用梵音唱念一遍，修正音节和谐处，以便传诵。
从玄奘所译经沦的次第，和他日间有事，夜间补足，“三更暂眠，五更复起”的纪载看来，可知是有重点、有计划地进行传译的。他在19年的翻译工作中，自贞观19年到23年以译《瑜伽师地论》为中心。因为此论为大乘佛教瑜伽行宗所说的根本论典，是玄奘冒险西行的求法原因之一，故归国后谢绝一切， 认真译出此论，同时译出这一学派的“一本、十支”诸论书，并著《大唐西域记》。从水徽元年到显庆4年，他翻译以代表小乘佛教毗昙之学最后译出《俱舍论》，同时译出《成唯识沦》，宗护法论师之学说。对于各种佛教的宗教哲学理论作了抉择的结论，指出瑜伽行学说的究竟。玄奘在传译中发挥自己的学说，为在中国建立法帼宗的基本。从显庆5年到麟德元年，以翻译《大般若经》为中心，目的是将瑜伽宗的学说，上通于般若，调和大乘佛教的“空”（中观）、 “有”（瑜伽）之争。由此可见，玄奘的翻译经典都注意到各家学说的来龙去脉，而作了完整的介绍。吾人可以在他的译籍里了解到印度佛学的全貌．他一生所学，虽没有佛学专著遗留下来，但由此可见其深广的造诣。
（二）态度严谨，着笔审慎，译前广罗名本，校勘异同，择善而从。汉魏时期的传泽每多口授，即有错误，也无从订正。以后从中亚地区传入各种经论，由于传承学派的不同，互有歧异。而中亚地区的传本和从南亚地区的传本又互有差别。因为传本的不同，有的字句之间相差很远，校勘各本异同，有所根据，作出判断，订正舛文，这是古代学者所常用的方法。从玄奘的传记和行状以及他所译经论的后记中均能见到。例如：窥基《唯识三十论述记》云： “今我和尚三藏法师玄奘，校诸梵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0载《大般若经》的翻译“然，法师于西域得三本，到翻译时，文有疑错，即校三本以定之。殷勘审覆，方乃著文，审慎之心，自古无比。”《异部宗轮论｝译文，玄奘有一颂云： “备译众梵本，再译宗轮论。”所谓“备译众梵本”，可见他在译前是进行了校勘的。
（三）语言精确，确台原籍，直译意译，不拘一例。翻译要确切地表达出原作的精神风貌，不是易事。玄奘在未出困前，即已“／‘求诸藩，遍学书语”。到印度那烂陀寺又专学婆罗门《声明记论》，通其变化，能以梵文著论文。他与印度人士交谈，不待译人，说明他对两土之音训，通达无碍。故而他的翻译，融合中，梵，臻于“化境”。
玄奘既不主张鸠摩罗什“不严于务得原文，而在取意”的意译作风，又反对直译文体。他的翻译为求得文和义的切合原作，而又文从字顺，其方法则不拘泥于直译和意译。目的是既不损原意，又便于读者了解，不是梵化的汉文，形成一种独创的“精严凝重”的翻译文体。总是先把原文理解透彻，然后用适当的中文清楚表达出来。他常在一节之后加上了一个结语，使译文含有注释性的增益。有时在译文中加上一些字，使文更为显明晓畅，有时用另一种译名来代替某些专门术语，使读者易于理解。柏乐天教授在对勘梵、汉经典中，总结玄奘翻译的特色约有七事：（1）代名词的运用， （2）翻台译， （3）增益， （4）删略， （5）变位， （6）译名的假错， （7）馀论。所以，季羡林对梵、汉佛典进行研究后，不能不认为玄奘的翻译“对原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