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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我快被挤死了。”
“不，不会的，维多利亚，我就在你身后。我会照顾你的。”
我看不见他。我们被夹在人群里，靠得太近了。但我能感觉得到他的手还在我的肩上，他的手，他的声音就足以让我不会尖叫出来。他还是那么镇静，一如往常。不像我妈妈，总是紧张兮兮的。有人问我像谁，我说，像我爸。但每当我如此惊慌失措时，我知道我更像我妈妈。
人群一阵晃动，又向我挤过来。我需要空间和空气。我被挤来挤去，爸爸在后面，我在中间，保镖在前面。他的身躯庞大，我能看见的只是他的后背，被汗湿透了。我几乎无法呼吸。只有一种声音比人群的喧嚣声更大，那就是在我耳中怦怦的心跳。我上台表演前也没有这么糟糕过。
我没戴眼镜，处于半盲状态。但是我能感到黑压压的人群从右边直冲过来，一张张涂了油彩的脸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红的、白的、蓝的。一只手伸过来把我的棒球帽一推，正磕在我的眼上。我吓得浑身打颤。
“我在这儿，‘高贵’，‘高贵’。”
他们喝醉了。我能闻到啤酒的味道。狂笑，喊叫。他们扬着手，手指乱戳，醉醺醺地学着“高贵辣妹”的舞台姿势。
“哦！‘高贵’。”
“大奶子露出来！”
不要和他们对视，“辣妹”组合的一个保安曾告诫我。这就是为什么名人总是戴着墨镜。就像我今天这样。我低下头。闪光灯闪了一下。红外线自动调焦的小红灯到处都是，就像枪上用的那种。聚光灯从我左边直照过来，穿过用来隔开观众和球场的铁丝网。铁丝网的那边尽是人，他们的手指从网格里戳过来，想要摸到我。那道栅栏真不该装。难道这些傻瓜没听说过西尔区事件？就是1989年足总杯半决赛，无数的人挤向铁丝网，死了96个。就在本周的电视上又播放了一次当时的场面，当值的两个警察正被起诉。
“‘高贵’，我们爱你！”然后是一阵大笑，“我们只是开开玩笑！”
我们走在艾因霍温球场四周狭长的水泥通道上，想回到我们的座位上去。我只是在往上走的时候曾看到通道是水泥的。现在，我什么都看不到，模模糊糊全是人影，还有伸长的胳膊，都想碰到我。
这是2000年6 月12日，星期一。像每一个英格兰的客场一样，足协对每一件事都做了安排：从斯坦斯得乘专机到布鲁塞尔，再乘大巴到艾因霍温。司机把车停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因此我们得步行二十多分钟才能到达体育场。尽管如此，我们到那儿时离球赛开始还有两个小时。我们的座位在5 排中间，正对着球员进出的通道。我傻乎乎地坐在那儿，十分显眼，就像一只鲜亮的柠檬。有人看到我了，于是便出来了许多照相机。其中一些是新闻记者：很长的变焦镜头在我眼前直晃悠；也有一些是普通人，想拍一张快照拿去给朋友看。给他们看什么呢？看一个棒球帽遮住眼睛、情绪变化无常的女人？周边的观众几乎都还没有入场，我坐在那儿简直就像个白痴。我问保安，开赛前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好去吗？
我的意思是这两个小时干些什么呢？读节目单吗？
就在那时，我们听说了VIP 休息室。我们问坐在后排的大卫父母，泰德和桑德拉，他们是否想跟我们一道去，可他们说，不了，谢谢，他们宁愿呆在原处。
VIP 休息室在球场的另一边，但是，因为体育场几乎没什么观众，我们只花了五分钟就到了那儿。他们为我们拿来了香槟。我母亲的朋友多琳从雅典赶过来，她一辈子都没看过足球赛。我们忙着和她闲聊，没注意到此时体育场已经坐满了人。现在，只剩下十分钟了，体育场拥挤不堪。感谢上帝，幸亏当初我决定不带布鲁克林来。他安全地留在伦敦我母亲家里，和我妹妹露易丝在一起。
我从没想过要到艾因霍温来。我本想整个星期在伦敦的录音棚里制作我的独唱专辑。但是，不仅因为这个。大家对大卫寄予太多的希望，以至于我想我最好还是不要去。这就像每当大卫主罚一个重要的任意球或点球时，有时我想我还是不看为好。
此时，大卫已经在球场上了，正在随意地踢着球，比赛前他们总会这样。在我走下台阶，进入这个噩梦般的场面时，我已经看到他了。哪怕不戴眼镜，我也能根据他在场上的一举一动认出他来，即使我看不到他后背上那个大大的7 号。但是，他没有看到我。他一直朝着另一个方向看，球场那边留给球员妻子、家人坐的地方。他总是在找我。他说，知道我在那儿能让他安心。我知道，他现在没看到我肯定要担心了。我本不该来的，我应该就坐在家里，和布鲁克林一起在电视上看他爸爸。那样的话，至少大卫知道他的家人是安全的。
只有看过足球赛，你才会了解噪音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在我走进体育馆之前，我在电视里也曾看过足球赛。电视里听到的噪音不算什么，甚至装着大屏幕的酒吧里将你淹没的那些噪音也不算什么。马克，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有时带我到酒吧里看足球，和他的朋友们一道——这是他所认为的宵夜。最滑稽的是，我甚至在恩菲尔德一间酒吧里看过1996年欧锦赛对德国的半决赛，就是加里斯·索斯盖特射失点球的那一场。如果那时有人对我说我将嫁给一个足球运动员，我肯定不相信。那噪音恐怖得就像你站在月台上听到的快速列车发出的声音。那噪音将你吞没。那是一种让你想尖叫的噪音。
穿着不要太惹眼，大卫曾说过。我知道所有其他球员的妻子将身着客场盛装——这是2000年欧锦赛英格兰的第一场比赛。还要带保安。我父亲和一个保安——他说，这就够了。可是，这不够。
就在上周五，《每日镜报》发现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称我不去是冷落其他英格兰球员的妻子和女朋友。电台转播了这条消息。在我开车上班的路上，我听到首都电台正谈论此事。他们谈论着，似乎我是否到场关乎英格兰的胜败。菲尔·内维尔的妻子不打算去，加利·内维尔的妻子也不打算去。对她们，没有人说什么。他们只是喋喋不休地说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另眼相看。
但是，难道他们不明白，我确实被“另眼相看”了。现在，有人用手对着其他球员的妻子指指戳戳吗？没有。即使她们身着“英格兰希望”盛装，没有人知道她们是谁。但是“高贵辣妹”——每个人都知道她要把他们的宝贝“金童”从曼联拉走，每个人都认识她是谁。英格兰最遭人恨的女人——我就是这么被称呼的。太好了。
当一个足球球迷发泄愤恨时，他们会干什么？他们骂脏话。在我小的时候，妈妈常说起那句老话，棍子和石头会打断你的骨头，但是，人言永远不会伤着你。那时，我在学校总被欺负。但她错了，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
我记得，我和大卫开始约会后不久，我妈妈来曼彻斯特看比赛。人群看到我时就开始唱“‘高贵辣妹’翘起你的屁股来”。妈妈问我：“他们在唱什么呢，维多利亚？”她只听到了“高贵辣妹”的字眼，其余的没听到。我的意思是，那有多尴尬？我只说我不知道，并请她再给我一包土豆条。
我和大卫在老特拉福德受到的辱骂是可怕的——不过，至少这种辱骂从来没有演变成对身体的伤害，除非你把一家公司灯箱玻璃被砸碎的乒乓声也算在内——但是，自从2000年欧锦赛开赛以来，我们在英国媒体上听到的都是关于足球暴力以及流氓文化的事。人们以为我读报纸只是为了看看关于“高贵”和“小贝”他们写了些什么。如果我说对此不感兴趣，那是撒谎——正是他们刊印出来的那些谎言意味着我必须读一读那些废话。谎言，还有其他一些事情，简直太逼真了；你简直不明白那些照片是怎么拍下来的。你的照片，你孩子的，你丈夫的，你妹妹的，你妹妹的小女儿的，你母亲和你父亲的，以及任何一个其他人的，只要他们想把镜头伸进他们的生活探究一番。是的，我读那些报纸。但是，每天晚上我也看新闻。无论我有多累。事实上，这是我看的惟一的电视节目。因此，我知道在比利时发生了什么，英格兰球迷如何丢人现眼，已经挤满了警察局的号房。
但是，大卫要我来。他说，我在那儿他踢得更好。
我们回到座位上时，比赛刚刚开始。球场保安终于出现了，大约六个人，就像四轮驱动汽车的保险杠，不问任何问题，只是把人向后推。原来，他们把球员通行的地方用绳子隔了开来，难怪这地方拥挤不堪。
大卫看到我时，他的脸上又绽开了那种笑容，一如往常。正如玛莉莲·梦露在《热情如火》中唱的，“我的脊梁骨成了牛奶蛋糊冻”。我忘记了一切，只知道我多么爱他，而且，幸运的是，他也爱我。
我知道这场比赛对他有多重要。这么多的人在说贝克汉姆将要为我们拿下这场比赛。但是，世界杯中他们也这么讲，而那时他踢得很糟糕，接着他们就群起而攻之。杰罗米·克拉克申（英国著名汽车专栏记者）说他想用一根棒球棒把大卫打到一间四壁有软垫的牢房去。《每日镜报》有一张投镖靶活页，大卫的脸位于靶中心。《太阳报》搞了一个人体模型，照着大卫的样子打扮起来，给他套上一条莎笼裙和一件7 号球衣，然后把他吊起来，不是挂起来，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吊在伦敦南区一家酒馆外的绞架上，拍了一张照片并将它登在头版。没有哪一个足球运动员曾经受过媒体这样的非议。所以，打一场好比赛对他太重要了。
他做到了。尽管比赛以平局告终，第一场对葡萄牙的比赛是2000年欧锦赛中英格兰三场比赛中踢得最好的一场。
大卫踢得这么好，我为他骄傲。我一直看着我爸爸以检验我是否正确。他只是微笑。大卫做了两个球——意思是他将球传给了进球队员。我几乎要哭了，我太高兴了，对我来讲，这是闻所未闻的，任何一个曼联球迷都会告诉你，我并不是真的对足球感兴趣，我对足球的兴趣仅限于大卫在场上时。我不看球，我看大卫。如果这两者恰好统一，那么很好。
每个人都知道，英格兰队比赛前，队员不允许探视家人，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比赛后队员仍然不允许探视。足球队，无论是曼联队还是英格兰队，被管理得像是集中营。那场比赛结束后我想做的就是拥抱大卫，告诉他我有多骄傲。但是，当终场哨声吹响，队员们脱下他们的队服给对方球员时，我们像是听话的小学生排着两列纵队，已经被领着回到我们的大巴上，返回机场，回家。
在我们往体育馆外走时，我用手机发了一则短信。给他打电话毫无意义，我知道他会在淋浴间或浴室，队员们比赛后在一起就像一群小男孩儿。生活中，我们有一半时间花在彼此发信息上，另一半则是打电话。大卫的理疗医生甚至说他背部不适就是因为他耳朵上总黏着电话。但有时你有一些事情不想让别人听到，无论是你的妈妈、爸爸，还是司机、保安，抑或是化装师、发型师，或者“辣妹”组的姑娘。或者也许有人在谈话、听CD，此时拿起手机来闲聊是不礼貌的。音乐圈里有些人认为只要他们开心，他们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这纯粹取决于你的教养。有些人认为发送文本信息得手巧，但我不这么想。我像一个手机触摸打字员，虽说我的长指甲意味着我得用指侧按键，但哪个字母在什么位置我甚至想都不用想。
就在我的手机显示屏上闪出“发送”字样时，我收到一个信号——大卫发来了信息。“立刻给我打电话，爱你无数，最最亲爱的。”我迅速摁了几个键，拨了我在睡梦中都能拨出的号，电话响了两声，然后是“你好”。
其他人也许会嘲笑大卫的声音，但这是他们的事。我喜欢他的声音。
“你好，宝贝儿，”我说，“我知道你认为我什么都不懂，但是你做得确实很好，我多么、多么为你骄傲啊。”
“当你听说我做的事，我想你就不会感到骄傲了，维多利亚。”
我感到我的心跳加倍了。
“那么，你做了什么？”
“我刚听说媒体拍到了一张我对球迷竖起手指的照片。”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在开玩笑，大卫。”我们一次又一次碰到这样的事。
别理它，别理它就行了。
“我只是无法忍受。”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次又一次碰到这样的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愚蠢的问题。我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些辱骂以及大卫的火爆脾气。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