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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你的权力吧，
沙皇会因你的声音而战栗大惊。
拉吉舍夫盼望着“将置沙皇于死地的暴风雨”的来临
开号召用暴力推翻专制统治：
战斗的队伍到处出现，
“希望”把大家武装起来，
人们急于把自己的耻辱
用戴王冠的刽子手的血来洗去，
欢呼吧，被束缚的人民，
这个天赋的复仇的权利，
已把沙皇送上断头台。
1789年，拉吉舍夫完成了《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并在自己的家庭印刷所中印刷了650 册，其中大部分赠给亲友，有几十本是卖出的。这本书以旅行随笔的形式描写了作者从彼得堡到莫斯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拉吉舍夫展现了一幅幅农奴制压迫的悲惨画面：农民担负着沉重的劳役和赋税，他们被戴上镣铐像牲口一样被出卖，还要遭受残酷的刑罚。他形象地刻画了专横凶暴的贵族地主、穷奢极欲的达官显宦，把他们的兽性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他还直截了当地指出，沙皇就是“所有恶人中最凶恶的一个”，从而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18 世纪的俄国社会政治制度。拉吉舍夫预言：“被压在沉重枷锁下的奴隶们一旦绝望得暴怒起来，便会用妨碍他们自由的镣铐击碎……灭绝人性的老爷们的头颅，用老爷们的鲜血染红田野！国家会因此而失掉什么呢？奴隶们中间很快就会出现伟大的人物来代替被击倒的家伙；但这批伟人将……抛弃那种压迫别人的权利。这并不是梦想，视线已透过时间的厚密帷幕，尽管这帷幕还遮蔽着我们展望未来的目光；我向前看透了整整一百年。”拉吉舍夫的这部著作不仅为俄罗斯文学开辟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影响厂众多的进步作家，同时也是俄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光辉篇章。普希金曾经说过，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这本书中，反映了启蒙运动的整个哲学。
从总体上说，18 世纪下半期的俄国启蒙运动与同时期西欧的启蒙运动不是处在同一层次上，两者在深度、广度和社会效果上都是有很大差异的。在当时的俄国，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也有了较为明显的扩大，但经济的增长是同农奴制的加强紧密联系在—起的，它还没有造就出—支有效的新的社会政治力量。例如，俄国的工业基本上都是官营或由地主、富商经营，并且仍然以农奴劳动为主；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只是把更多的地主吸引进商品生产的浪潮。俄国的启蒙运动很大程度上不是产生于国内成熟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主要是西欧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强大冲击的结果。俄国启蒙思想家激烈抨击农奴制度，为灾难深重的俄国农民呼喊，但很难说他们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启蒙思想在俄国从来没有获得像在西欧那样广泛的基础，它始终只是在—部分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中传播。因此，法国的第三等级手中的思想武器在俄国不可能发挥同样的作用。由于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俄国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像伏尔泰、卢梭那样深刻、系统的思想家，俄国的启蒙者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独立的思想体系。
但是，俄国的启蒙运动终究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引进了俄国的社会意识，使俄国思想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
“开明专制”
西欧的启蒙运动不但对俄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俄国的君主政权也具有推动作用，“开明专制”即是最明显的表现。
18世纪中后期，在启蒙运动的大潮中，“开明专制”盛行于许多欧洲国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曾延聘伏尔泰顾问国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与卢梭私交甚好，西班牙的查理三世接受了启蒙学者的某些意见，而在意大利，贝卡里亚的政治改革主张也对政府产生厂实际的影响。这些国家的“开明君主”们—般都有限度地接受了某些自由主义原则，实行了诸如改进司法审判程序、削弱教会权力、放松对工商业的控制、调整赋税制度等改革措施。但他们都不愿把改革扩大到国家制度方面，不愿限制专制君主的权力。
在俄国，彼得—世的女儿叶丽萨维塔女皇在位期间（1741—1761）曾实行开明专制，她与西欧启蒙学者时有联系，并特聘伏尔泰为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请他编写一部像《路易十四时代》那样的著作——《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历史》。她明确宣布继续彼得一世的方针，恢复了彼得—世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使俄国保持欧化的方向。
叶卡特琳娜二世即位后，俄国的开明专制进入了鼎盛时期。女皇博览西欧著名启蒙学者的著作，并积极支持将其翻译出版。她经常与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人通信，还热情邀请—些人来俄国访问。在执政前期，她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例如以法律形式肯定宗教宽容，禁止刑讯、减轻刑罚；在地方管理方面尝试分权原则，没收教会和修道院地产，取消专卖制度，没立“自由经济学会”等等。
为了编纂一部新法典以取代1649年法典，她曾阅读了孟德斯鸠、贝卡里亚等人的法律著作．还专门召见麦西尔，听取他对编纂国家法典的意见。1767年召集的新法典编纂委员会是一个具有立法会议性质的机构，其代表部分由中央机关和教会派出，但主要由贵族、市民、国有农民、哥萨克和非俄罗斯民族选举产生。596名代表带来了1465份委托书，在委员会中为自己所代表阶层妁经济和政治利益呼吁、辩护。召集新法典编纂委员会本身是一个进步，但这个机构毕竟只是专制君主手中的工具。法国《百科全书》的编纂者狄德罗曾以为叶卡特琳娜二世真的愿意实现他们的主张，因而建议她把这个委员会变成一个常设的立法机关，把立法权归于人民。但俄国女皇在1769年以俄土开战为由解散了这个并不能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委员会。
1773年狄德罗应邀访俄，适逢普加乔夫起义。天真的狄德罗又一次向叶卡特琳娜二世建议：从根本上废除农奴制度以防止农奴反对地主的起义，实行一系列有效的改革，以推动社会进步。而叶卡特琳娜二世则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了普加乔夫起义，并使农奴制度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进一步发展了，尽管她曾一再在西欧启蒙学者面前自诩为农奴制的反对者，而且谈到过逐步取消农奴制的问题。她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彼得一世的政策：她继续坚持使俄国欧化，同时又继承了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传统。
在叶卡特琳娜二世执政前期所进行的有限改革中，可以看到当时已在西方广为传播的自由主义的影响。在她给新法典编纂委员会的敕令中不乏自由主义的词句，其中有许多是直接从西欧思想家的著作中抄袭而来的。她宣称她的统治是为了谋求“共同的福利”，“一切公民的平等就在于对他们适用同样的法律”；她要实行分权原则，使参政院成为“法律的库房”，并对司法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这个敕令中的某些原则在后来的立法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叶卡特琳娜二世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集中反映在《论手工工场》的笔记和她就其中的一些问题所作的96 个注释中。《论手工工场》的笔记是否由叶卡特琳娜二世亲自所作尚不能肯定，但它是在1767 年3月由叶卡特琳娜二世交给手工工场委员会的，女皇命令该委员会仔细研读，把它作为给参加新法典编纂委员会的手工下场委员会代表的指示。至于注释，大概是手工工场委员会研究了笔记之后向女皇呈递了—份报告，而女皇又对笔记作了一些具体解释。叶卡特琳娜二世认为，健康的经济发展具有自然的、自发的性质，政府的原则应该是既不禁止，也不强制，她说，“任何东西都天然地采用与它适应的形式”，不必要由上面来作任何规定。经济将发展出什么分支以及这些分支将在哪里出现，这取决于居民的需求。不用为工厂过多而担心，不足的需求会限制它们进一步发展，同样，赢利的企业将会扩大。她认为，手工工场委员会最基本的原则应该是：谁想用诚实的方式得到面包，那就让谁自己去干，而不要去妨碍和干扰他们。“没有什么比想为一切东西制定规则更加危险的了”，她甚至表示希望看到手工工场委员会无事可做，而这个委员会也真的在1779 年被撤销了。她反对向某些工厂主提供专营权，认为国家唯一能够利用的方法是奖励和解释。她也反对由国家为经济发展规定统一的计划：“永远不要去想象，你们能够如同在餐桌上给修道士分面包那样，给各县分配同样的财富。”
除了主张经济活动自由和解放个人主动性外，叶卡特琳娜二世还赞成私有财产的原则。她在给总检察官的指示中说，处理私人财产问题时不应该用政治法律的力量，而要用民法，因为“民法是用母亲式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的，只要这单个的人对社会具有同样的价值”。对私有权的承认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个原则，它后来在人权宣言和拿破仑法典中都得到了肯定。当然，叶卡特琳娜二世心目中的“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农叔显然是被排除于这个概念之外的。这使得她的观点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在表面上是接近的，而在深层却是有本质差别的。事实上，她也只是把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给了贵族和商人。在叶卡特琳娜二世朝代，贵族的地位明显加强，1785年颁布的《俄国贵族权利、自由和特权诏书》最终使贵族能够不再承担国家义务而享有一切特权。而在此之前，俄国还不存在自由的人，甚至贵族也只不过是以与农民不同的形式而成为国家的财产。但是，解放贵族的后果是农奴制度的扩展和强化，贵族获得自由的代价是农民进一步失去自由。
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在俄国已有比较广泛的传播。18 世纪60 年代，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时，他的学生中就有一些来自俄国的贵族青年，如达什科夫公爵、杰斯尼茨基、特列季亚科夫等人。后来，在俄国的大学里也开设了斯密理论的讲座，科学院的院士被请入宫中讲解斯密的学说，政府还拨出5000卢布用于翻译斯密的主要著作，就叶卡特琳娜二世本人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而言，似乎较多地受到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重农学派主张经济自由，认为国家与工商业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联系，不可以人为的力量干预或限制。受洛克、卢梭等人思想的影响，重农学派强调个人、个人权利和个人财产应该受到尊重。他们的学说的出发点是认为存在着一种与人为秩序相对立的”自然秩序”，这种自然秩序是最完美的；个人对自己的利益最为了解，应该让他依据自然法对自己的利益作自由的判断和处理，国家对此不应施加影响而只须加以保护。因此，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即自由放任，成为重农学派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重农学派在政治方面主张实行世袭的君主制，不赞成扩大人民参政的范围，但认为君主必须开明，能实行自由政策，国家只应是自然法的管理者，立法的目的是反映存在于自然秩序中的基本法则和废除有违自然法的法律。重农学派的这些思想与叶卡特琳娜二世的观点是颇为接近的。
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反映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引起的社会变革要求，完全把它视为欺骗性的姿态是不合适的。确实，叶卡特琳娜二世一方面与西欧启蒙学者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却把俄国的启蒙者诺维科夫投入监狱、把“十恶不赦的”拉吉舍夫流放西伯利亚；她—方面自称具有“真正的共和主义者的感情”，另一方面却视法国革命为洪水猛兽。这种极端对立的表现与其说反映了这位女皇的虚伪，不如说反映了她思想上的矛盾，或行说反映厂资本主义文化同封建农奴制文化的冲突。面对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和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叶卡特琳娜二世对西欧的先进思想产生兴趣并愿意实行其中的某些主张。但她同时又坚信俄国的绝对君主制是唯一正确的国家形式而不允许有任何动摇。当这种制度受到威胁的时候，她是宁可不要开明村主的名声而去保征制度的安全的。她并不拒绝关于自由的观点，但这种自由只能是专制君主恩准的自由。而且，她认为自由是与革命绝对不能相容的两件事情，断然否定以革命方式争取自由的权利。在她的思想中，占优势的是对历史传统与现存制度的肯定，但是也存在着启蒙和改革的成分。颇耐人寻味的是，直到她统治的后期，她还让著名的瑞士共和主义者、法国革命的崇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