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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但对村社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和基础的说法也越来越怀疑，转而把希望寄托于巩固和发展“人民生产”即农民经济之上。他们说，由于改革后土地占有者出租土地，使人民经营的土地占了全国耕地的9／10；这种“人民生产”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经济潮流，它能使劳动阶级避免资本主义的灾祸，使他们获得健康、繁荣生活的种种福利；政府应改变“方针”，把支持和保护的对象从资本主义转到人民生产。
由此，自由主义民粹派放弃了革命民粹派以发动农民起义和进行密谋斗争以推翻现存制度的纲领，主张知识分子停止革命斗争而投入具体的文化工作，并与自由主义结成联盟，促使沙皇政府采取调整地租、改组农业银行等改良措施，以便“复兴人民经济”，改善农民状况。于是，“民粹派同自由派合为一体了”。
如果说革命民粹派看不到资本主义关系的存在，那么自由主义民粹派则是对这种存在作了不正确的解释，他们站在既反对农奴制残余，又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俄国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幻想永远保存小生产方式。列宁指出，自由主义民粹派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不过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认为从上面进行的改革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只图修补这个社会，而不懂得那些诸如低利贷款、技术改良、农民银行之类的办法只会加强和发展资产阶级。他们实际上站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并在客观上支持了那些受传统束缚最厉害、摆脱农奴制残余最缓慢的资本主义进化方式。当然，自由主义民粹派中还存在着代表农民小生产者利益的民主主义倾向，他们热烈真诚地主张让农民取得尽可能大的份地，尽可能少缴纳赎金，要求让农民在文化、法律和其他方面都享有充分的独立性，希望避免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
90年代，俄国工业的高涨使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要求趋于强烈，而随着工业高涨而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工程师、经济学家、律师、经理，以及财政、统计和技术人员等也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有了新的基础和动力。同时，日益显示出巨大理论力量的马克思主义也影响了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力图用马克思的学说来证明俄国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用西欧的实践和理论经验来说明俄国的问题。于是，形成了一股“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是尼·伊·季别尔（1844—1888）。早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公开出版并引起争论之时，季别尔就对马克思学说的来源和意义作了比较正确的理解，并反驳了茹科夫斯基和齐切林等人对马克思的批评。为了科学研究，他曾在伦敦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他在出版于1885年的《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学说研究》一书中发表了许多深刻的见解，认为可以把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规律应用于俄国实际。这本书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季别尔对马克思学说的本质是不理解的，这不仅表现在他把马克思的价值论解释为李嘉图理论的“改良”而看不到它们之间的阶级差别，而且也在于他不懂得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其关于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观点之间的内部联系。季别尔虽然承认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被另一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代替，但他错误地认为，这一更替可以通过合作组织的和平活动和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措施等途径来实现。
90 年代，以彼·司徒卢威、米·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谢·布尔加科夫、尼·别尔嘉耶夫等人为著名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步普列汉诺夫之后尘，在有关俄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同自由主义民粹派展开论战。他们在《新言论》、《生活》、《开端》等合法刊物上不断发表文章，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某些观点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前景，批判民粹主义理论，主张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1894 年出版的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评论》一书最早系统地表达了他们的意见，站在客观主义立场上分析和评价了俄国经济中的现实。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的《俄国工厂的过去和现在》出版于1898 年，此书是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起源和现状、驳斥民粹派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人为性”和“无生命力”观点的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理解和引用马克思学说的，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同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和一些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混为一谈，歪曲马克思的理论。例如，司徒卢威在他的著作中说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经济唯物主义的，而“价值学说，如同在《资本论》第1 卷和第3 卷中所叙述的那样，无疑地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的《俄国工厂的过去和现在》，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写成的，但他很快就以马克思学说的全面批判者而闻名。布尔加科夫在其《资本主义与农业》一书中对马克思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进行了修正，认为造成农业落后和劳动群众贫困化的原因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社会经济条件，而是自然规律、首先是“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曲解马克思的目的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的潜力”和“强大的历史和文化力量”，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罗·卢森堡评论说：“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无疑地对他们的论敌‘民粹派’取得了胜利，但他们的胜利超过了限度。在论战的热烈气氛中，这三个人——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和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把他们的论点说得过火了。本来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就一般而论以及资本主义特别在俄国是否有发展的可能；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证资本主义有发展的可能时，竟从理论上证明资本主义能够永世长存。”
“合法马克思主义”应该得到肯定的主要之点是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当时，“合法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论战是俄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一件大事。由于他们的论战文章和著作具有纯理论性质，所以能够公开、合法地发表、出版和宣传，从而使这种“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俄国刊物、书籍和大学中盛行的话题。它不仅得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欣赏和迷恋，甚至也受到一些资本家的欢迎：莫斯科商业资产阶级的刊物《俄国先驱》就为自己的利益而援引了“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马克思的权威言论”。90年代，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曾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结成联盟，共同反对自由主义民粹派。1895年曾出版了一本《关于俄国经济发展的资料》，其中既有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有司徒卢威等人所写的文章。列宁曾说：“我们所以能非常迅速地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广泛传播起来，也就是因为我们实行了这个联盟。”卢森堡在谈到90年代的大争论时也说：“这场有些地方相当精彩的斗智，十分有力地吸引住了90年代俄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并以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肯定的胜利而告终，它使马克思主义正式作为一种历史——经济理论而走进了俄国的科学领域。”
“合法马克思主义”是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力图使马克思的学说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尝试。虽然他们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其政治倾向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在用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驳倒自由主义民粹派后，这些欧化的俄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便立即开始了系统的“对马克思的批判”，从根本上否定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正式成为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左翼。“合法马克思主义”对俄国工人运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是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中出现的经济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经济主义认为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斗争，政治是资产阶级的事情。因此，当俄国工人阶级开始组织政治斗争时，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柯波维奇、库斯科娃等人也像司徒卢威他们一样，转向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营垒。
列宁主义的诞生
从19世纪末开始，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垄断成为西方各大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俄国在90 年代也出现了工业高涨，它的大工业生产在1893—1899 年间增长了一倍。虽然俄国在工业生产能力方面仍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发展速度和集中程度上都超过了它们。俄国的资本主义也开始具有帝国主义的特征。但是，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没有存在过一个充分自由竞争的时期，它现在的高度垄断也仍然保持着对沙皇政权的依赖，仍然受到封建主义层层密网的缠绕。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按照最现代化形式组织起来的大生产与大量的保留着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早期剥削方式的中小企业、作坊仍然并存，先进的城市文明与笼罩着宗法制度、半野蛮性和十足的野蛮性的广大农村形成鲜明对照。俄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关系与封建残余的尖锐矛盾和冲突中艰难地前进。深刻的社会对抗使俄国处在人民革命的前夜，时代呼唤着新的革命理论。
列宁就是在俄国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的。如果说普列汉诺夫等第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经过痛苦的探索找到马克思主义的，那么90 年代为进步青年选择科学的世界观、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俄国已不可逆转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的力量加强并开始了自己的斗争，国内已有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在积极活动。列宁先是研究了俄国进步思想家的著作，继而又开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对俄国和欧洲先进思想的深刻了解和对解放运动实践的分析总结，以及实际地参与革命活动，使他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到90 年代中期，年轻的列宁已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崭露头角。
当时，在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内部，修正乃至否定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的倾向加强了。伯恩施坦分子利用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论证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在俄国，也相继出现了“特殊的修正主义的俄国变种”——自由主义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等思潮。工人运动究竟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还是走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道路，这个问题无论在西欧还是在俄国都同样迫切地有待解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揭露修正主义、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列宁在同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解决了俄国和世界革命运动中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修正主义排除革命的方法，否定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认为通过和平的、议会的途径就能达到社会主义。90 年代中期，列宁在研究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时，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剧烈变化也予以密切的注意。他指出，资本主义正在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阶级对抗的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发展的“和平时期”将被革命风暴时期所代替。他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视为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重心，认为否认这一点就意味着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归结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工人阶级但愿能和平地取得政权，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能放弃使用革命手段。
当时盛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构成人民群众的大多数时，它才能取得革命领导权，因此，在民主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只能是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则还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列宁基于对俄国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的分析，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