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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俄国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的分析，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远较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为大”，无产阶级是劳动人民唯一的、天然的代表，在俄国民主革命中，它将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这个观点是与普列汉诺夫的认识明显不同的。普列汉诺夫确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同西欧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命运是一样的，领导进步社会运动的只能是资产阶级。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列宁是背向着自由派，而普列汉诺夫是面向着自由派的。列宁还得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的双重地位和双重作用的结论，“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徭役经济的许多残余和农奴制的许多残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说明了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或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众的阶级结构的内在矛盾，它的小资产阶级性，以及它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阶级倾向的对抗性。”②这个结论为无产阶级处理与农民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民主革命中，农民的革命性使无产阶级能够与之结成联盟；无产阶级政党要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纲领中空想和反动的方面，但支持其中一般民主的条款并实行这些条款。这些思想不但对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俄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丰富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国党的机会主义倾向明显加强，他们把合法的议会斗争形式绝对化，背离了革命的传统。伯恩施坦声称，社会民主党应当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党”。列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俄国解放斗争及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关于建立战斗的、集中的、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他注意到了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弱点，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社会革命的党、革命行动的党，这样一个党的主要任务就是“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在阐述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时，列宁批判了民粹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以及经济派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通过自发的发展来实现的观点，在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已开始形成的条件下，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因素第一位的原理时，着重论证了主观因素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和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 世纪90 年代是列宁主义诞生的时期。列宁在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在研究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工人运动迫切问题时所形成的一系列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使它更紧密地同俄国实际结合起来，同时也使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从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出现到列宁主义的诞生，俄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这是由俄罗斯的优秀文化传统与马克思的学说融合而成的俄罗斯文化中的新成分。18 世纪末以来，俄罗斯的先进分子不断探索自由和解放之路，尤其是在19 世纪40—90 年代这半个世纪中，处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压迫之下的俄国进步思想界，“曾如饥似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孜孜不倦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新发明’。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勇气魄、难于置信的努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检查成败原因，参照欧洲经验，终于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从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到赫尔岑、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到革命民粹派的学说和牺牲精神，这些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深刻的内部联系。
二、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
冲突：立宪与专制
在世纪之交，俄国社会经济的新发展使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宗法制文化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这首先表现为俄国自由主义的激进化。
1899年，一些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活动家组织了一个名叫“聚谈”的团体。这个组织起先完全是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上的，但不久就成为自由主义活动家聚会的形式。“聚谈”没有明确的纲领，参加这一组织的条件是忠于地方自治原则并以实际活动为这一原则服务，因此，其中既有激进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也有希望从官僚化的扭曲中重建自由主义君主制的斯拉夫派自由主义者。“聚谈”通过编辑出版一系列有关农业、地方自治和外国宪法方面的著作，扩大了自由主义的影响。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所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
进入20世纪后，群众性的革命运动重新兴起。沙皇政府在加紧镇压措施的同时，在工业城市中大力推行“警察社会主义”，即由警察局的暗探组织和控制工人社团，宣扬经济主义，以引导工人运动脱离政治斗争而沿着于制度无害的方向发展。政府把自由主义视为比革命运动更为危险的力量，认为它将从内部瓦解专制制度，因而采取措施削弱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力，禁止它们议论政府的政策，取缔了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就已成立的自由经济学会，流放任何敢于提起宪法的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终于发出了“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1901 年6月，在非法举行的地方自治活动家代表会议上，有人高声叫道：“地方自治局的人们终于不得不讲话了，不然就永远不能讲了。”1902 年初，出现了一封由一些老地方自治人士写给各省地方自治活动家的公开信。这封信历数俄国、俄国人民及俄国自治制度的艰难处境，强烈谴责官僚政权的毫无理性和肆意横行，呼吁地方自治活动家采取坚决行动。这封公开信不仅是声讨专制主义的檄文，也是表达自由主义新纲领的宣言。信中指出：“我们的毫无作为和继续驯服……不仅等于是一种自杀行为。而且是对祖国的一种严重犯罪行为”，并声称：“我们是俄国的公民，况且又是‘上层’人物，我们必须保卫俄国人民的权利，对于力图镇压人民生活中的些微自由和主动精神的表现、力图把所有俄国人民变成驯服的奴隶的专制官僚必须给以应有的回击。我们是地方自治派，我们特别有责任保卫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使它不受官僚的任意欺侮和压迫，保卫地方自治机关进行独立活动、广泛满足各个人民阶层需要的权利。我们不能再像一个犯了过失的小学生那样缄默不言了。”公开信还就扩大地方自治机关的职权范围、实现公民平等权利、使出版享有更多自由以及修改税制和治安法律等问题提出了要求。它最后号召地方自治活动家做“勇敢而刚毅的人”，“团结一致地、公开地、断然地提出我们的正义要求”，迫使官僚政府让步。
沙皇政府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化。1903 年11 月，多尔戈鲁科夫兄弟和沙霍夫斯科伊等人创建了“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这个非法政治组织的目标是促使沙皇实行宪制。而“解放同盟”的诞生则把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高潮。
解放同盟的形成过程是从创办《解放》杂志开始的。大概是在1901年，一个由彼特隆凯维奇、维尔纳茨基、沙霍夫斯科伊等人组成的莫斯科自由主义小组产生了到国外去办报纸或刊物的想法。1902 年上半年，他们派人带着“被必须争取立宪的思想所激励的人”捐赠的10 万卢布到斯图加特，请流亡在那里的司徒卢威创办《解放》杂志。
1902年7月1 日出版了第一期《解放》杂志。杂志马上成为一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运动左翼活动家的中心。1903 年秋天，《解放》杂志在瑞士召开了一次撰稿人和资助人会议，标志着解放同盟的形成。1904年1 月，同盟举行了正式成立大会。解放同盟是自由主义激进一翼的政治组织，但没有严密的机构。解放派深信，实行立宪制度是俄国唯一的出路，应该以全部力量向专制政权挑战并使它声誉扫地。《解放》杂志呼吁“立宪主义者不应放弃任何可能促使独立的机关与专制制度之间的冲突尖锐化和制造这种冲突的机会”，要把“所有力量、所有精力用在制造普遍的不满和抗议气氛上”。由于确认了争取立宪可以走任何道路的原则，解放同盟主张实行土地的普遍国有化，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进行辩护；它对工人运动的兴起感到高兴，愿意暂时放弃以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对抗；它与除社会民主党以外的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对社会革命党的恐怖行动保持沉默乃至为之辩解。如此激进的纲领和策略在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作为自由主义的一翼，解放同盟已远离了19 世纪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在实际上不仅同民粹主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同社会民主主义结成了联盟。这种倾向在自由主义运动内部逐渐成为主流。
另一些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继续把和平改革的道路视为最健康、最可靠的争取立宪的道路。他们认为，地方自治机关就是未来立宪制度的基础，可以从这里演化出俄国人民的代表机构；这是一条很长的路，但在此过程中将培养出一批有经验的了解国家需要的治国人才，并最终代替原先政权的代表。以这种认识为基础，他们反对立即实行宪制。
在1904 年11 月的地方自治代表大会上，有关未来人民代表机构性质的问题引起了分歧。多数人要求的是具有立法权的议会，而少数人只希望有一个起法律咨询作用的机关。多数派的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把法的原则作为改造俄国国家制度的基础，认为政权与人民的关系应由确定的法律秩序来体现。而少数派则强调政权与人民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一致性，认为应该以此来作为改革国家制度的基础。他们举了英国的例子来证明这种观点，说英国君主政权受到的限制不是来自宪法的法律形式，而是来自君主政权对自己与人民代表机构在道义上一致的深刻理解；而俄国的居民也有着宗教性质的感情和愿望，它们比法更为有用，并将在国家形式和秩序方面得到反映，使国家不经剧烈动荡而发展。这种观点的实质是主张在保持和发扬俄罗斯精神的前提下缓慢地改变国家制度，明显地表现出斯拉夫派思想的痕迹。但多数派和少数派在另一个重要问题上是一致的，即国家制度的改革要通过和平的途径、依靠政权和社会的合作来实现。大会拟定的给政府的备忘录表示，在俄国实现政治自由之前，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不能解决，因为国家没有巩固的法律秩序；而如果政府不进行改革，社会代表不能广泛地参与立法活动，也就不会有这种秩序。
解放同盟的多数领导人对地方自治代表大会表现出的妥协倾向感到担忧。为了阻挠地方自治运动与政府的和解，解放同盟在1904年底组织开展了声势很大的“宴会运动”。在以各种名目举行的宴会上，解放同盟的活动家们不断发表内容激进、口气尖锐的演说，其主旨是要求实现民主自由、召开立宪会议。宴会运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为纪念亚历山大二世司法改革40 周年的午宴竟有数千名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参加。虽然出席者中不乏受美食诱惑或受好奇心驱使的人，但宴会运动本身仍显示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并加强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倾向。
俄国在俄日战争中的失败加强了社会的反政府情绪，而在政府内部，“官方的自由主义”也再度抬头。内务大臣斯维亚托波尔克一米尔斯基为促成政权与社会的合作而指示起草了一道奏章，提出了实行自由主义改革的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主张吸收选举产生的社会代表参加立法活动，建立一个协商性的人民代表机关。根据这个奏章的精神，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将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其实质是向立宪制度迈出谨慎的一步。然而，尼古啦二世对吸收社会人士参加国务会议的建议持怀疑态度。12 月12 日颁布的诏令删去了这一关键内容，只是许诺要扩大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力、使农民逐步取得与其他等级平等的权利、改善非俄罗斯民族和非东正教徒的地位、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