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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标》文集是总结性的，又是忏悔性的。它的结论是，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走错了路，应该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司徒卢威概括说，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它具有对于国家的非宗教的叛逆性，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精神上的肤浅和政治上的不实际，而产生这一特点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知识分子必须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其中包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观的基础——对个人义务的社会主义否定。搬去这块石头，这个世界观的整座建筑就被破坏掉了”。只有这样，俄国知识分子才能实现“精神上的再生”。
《路标》系统地反映了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和宗教观点，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应。官方和右派刊物兴高采烈地表示欢迎；布尔什维克称它为“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立宪民主党人或对其中过于露骨处进行更正，或与之论战，或表示唾弃。但无论如何，它确实可以被认为是俄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路标。
如果说《路标》反映了自由主义转向与专制主义结盟这一变化，那么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的改革则意味着专制主义向时代精神的让步，表明俄国贵族的欧化达到了高潮，他们打算摆脱传统的束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斯托雷乎改革是继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之后政府自由主义的又一代表作，其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1902 年以来，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愈演愈烈，而1905年的革命更清楚地表明，不解决这个问题俄国就不会有安宁和发展。为了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消除农民缺地现象，沙皇政府改变了土地政策。1906年11 月9 日的法令允许农民把村社份地确认为私产并退出村社，以期加快农村的分化。这个法令是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纲领，标志着贵族地主阶级被迫下决心与传统决裂，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实行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变革。斯托雷平认为，“不用暴力来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形式，就不能为俄国的发展清除道路”。他抛弃了官僚地主对半封建的村社的迷恋，采取强力手段破坏村社，让掌握了金钱的人去购置地产，创造资本主义新农业的基础。还在1904年时，斯托雷平就曾在给尼古拉二世的报告中分析了俄国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他说，村社制度对于农民的整个生活方式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这个制度在人民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不能说人民喜爱这个制度，他们只是不理解其他制度，认为采用其他制度是不可能的。同时俄国农民很喜欢大家一律平等，使大家达到一个水平，但因为不能使群众都提高到最能干最聪明的人的水平，所以优秀人物势必屈从于最坏的和最懒惰的大多数人的见解和意愿。”“个人私有制是对村社制的一个自然的平衡力量。它也是秩序得以维护的保证，因为小私有者是国家赖以稳定秩序的细胞”。这番话实际上也就是斯托雷平改革的理论依据。
1905年之后，反村社情绪在贵族、官僚中迅速发展，著名的右派人物鲍勃凌斯基伯爵在第二届杜马谈到土地问题时说：“不过在100—150 年以前，西欧的农民差不多都像我国现在这样过着贫困的、受屈辱的、不文明的生活。那里也像我们俄国一样有过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村社，这是封建制度典型的残余，”是什么奇迹把西欧农民变成了“富裕的、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有益的公民”？“这里只能有一个回答：创造这种奇迹的是农民的私有财产，这种财产在这里受到左派的深恶痛绝，然而我们右派将充分利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虔诚的信念来维护这种财产，因为我们知道，私有财产是俄罗斯的力量和未来。”他认为，这就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它将使俄国农民再不会步拉辛、普加乔夫的后尘，“他们会走上一切文明民族已经走上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关于俄国人民可能有某种独特的经济道路的梦想早就该抛弃了。”
俄国贵族地主阶级已不再把村社这种中世纪的形式作为自己统治的基础，也不再对农民的“宗法心理”抱有浪漫主义的幻想和期望，转而准备同新资产阶级分子、特别是农村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结成同盟。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无疑是经济上进步的欧洲式的纲领”，“浸透着纯资产阶级的精神。……是同资本主义演进的道路相适应的，它促进和推动这种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使村社更快地瓦解，使农民资产阶级更快地形成。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但是，由贵族地主阶级自己选择的变革方式必然具有反人民的性质，这是一条以牺牲广大农民群众为代价，加强地主的权力和收入，为沙皇制度扩大社会基础的道路。
斯托雷平和贵族提出的以破坏村社、推行私有制为中心的土地纲领从根本上说是同俄国自由主义的目标一致的。温和的自由主义政党——十月党——支持政府的方案，反对左翼政党提出的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强迫地主出让土地等主张，认为“农民需要的是土地所有权”而不是在土地国有化条件下给予农民土地使用权，指责土地国有化方案“无非是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仍旧是农奴制度，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把地主换成高利贷者和官僚罢了”，因为国有化实际上是使国家成为私有者。立宪民主党因不愿放弃对农民的影响力而不像十月党那样明确赞同政府的纲领，但在本质上也主张“文明的、欧洲式的、然而又是地主式的资产阶级农业演进”。
与这条农业资本主义的地主道路直接对抗的是农民道路。在前三届杜马中，农民代表不分党派，都一致要求把地主土地交给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使地产的分配更加符合平均原则和劳动原则。在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但在这种进步的、革命的农民民主主义中，包含着落后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理论和纲领是农民土地斗争的真正的思想外衣”。农民代表要求把土地交给个人或自愿结合的协作社使用，表明了农民对传统村社的冷漠和对某种新制度的向往，但在否认私有权和实行平均原则的条件下，这仍然将是村社精神和方式的延续。民粹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的纲领直截了当地指出：“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和反对资本所有制的基础，要利用村社和一般劳动的观点、俄国农民生活的传统和习惯、特别是把土地作为全体劳动者公有财产的观点。鉴于此，党将坚持把全部私人占有土地社会化……并过渡到社会占有和在平均使用基础上交给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公社和地域性公社联盟支配。”党的领袖切尔诺夫解释说：“实行土地社会化意味着只要愿意就可以把整个农业的罗斯变成一个大的全俄土地公社。”这种主张的实质显然是维护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是与俄国进步的方向背道而驰的。
在经历了第一次革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文化与宗法文化的不同层面奇异地组合起来。斯托雷平改革意味着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结成经济学意义上进步的联盟，来对付革命的农民民主主义。但斯托雷平改革的政治目标是要建立沙皇政权的可靠社会支柱，以延缓专制主义危机的爆发；而在农民民主主义中，则潜藏着宗法势力对资本主义的反动。这种现象反映了俄国社会的深刻矛盾以及不同文化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斯托雷平的改革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宗法制的深刻社会变革，它以强制的手段推行一种新的文化。列宁甚至说：“斯托雷平和地主勇敢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无情地摧毁了旧制度。”随着村社这种宗法共同体的瓦解，农民的分化加剧了，宗法自然经济受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俄国农业文化水平有了提高，越来越多地采用了集约经营方式、改进的轮作制、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农业产量、尤其是商品率也迅速增长。此外，村社的被破坏意味着俄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受到动摇和削弱，俄国农民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使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开始更新，旧的信仰逐渐丧失，新的观念开始形成，他们身上的宗法色彩日益淡薄了。
但斯托雷平的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未能彻底被消除。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革没有能够像预期的那样使沙皇制度免于危机。因为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是绝不可能成为专制主义的基础的，前者的发展必然导致后者的衰落。在经济上早已统治了俄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迅速地组织起来，资本主义精神开始对俄国生活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这预示着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三、文学：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
批判现实主义的新发展
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各种文学倾向和流派中，批判现实主义仍居于主流地位。除了继续活跃在文坛上的列夫．托尔斯泰外，又涌现出了一批享有声誉的新人新作。民粹派作家科罗连科（1853—1921）曾直接参加革命活动，并因此而被流放西伯利亚5 年。他的作品都以俄国人民的生活和民粹派知识分子的革命斗争为题材，如中短篇小说《马卡尔的梦》、《盲人音乐家》、《嬉闹的河》、《哑口无言》等。它们都充满着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库普林（1870—1938）是这个时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士官学校毕业后不久就放弃军旅生活，先后当过记者、演员和杂技场工作人员，也体验过猎人和渔夫的生活。他的早期作品——中篇小说《摩洛》——真实地表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奴役。190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决斗》描写了戍边部队的生活，由于当时日俄战争正在进行，这部作品起了加强人民反战情绪的作用。库普林非常善于观察生活，特别是一些独特的小天地，如一座工厂、一家旅店、一个妓院、一个小酒馆等等。他的最著名的长篇小说《火坑》以俄国南方一个港口城市的烟花巷为题材，刻画了妓女的日常生活、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马明一西比利亚克（1852—1912）的长篇小说《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矿巢》、《黄金》等，真实地描绘了19 世纪后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生活习俗。维列萨耶夫（1867—1945）的反映世纪之交知识分子探索真理的中篇小说《无路可走》、《医生笔记》，也受到评论界的注意。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俄国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最杰出的代表是契诃夫（1860—1904）。
80年代，契诃夫以安托沙、切洪特等笔名发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小品、幽默作品、其中不少颇有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的味道，如短篇小说《在异乡》、《胖子与瘦子》、《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变色龙》等，以鲜明的细节刻画反映了俄国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从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契诃夫拓展了自己的创作路子。1886 年的短篇《在途中》描写了一个“有新外表的旧式罗亭”，着重表现进步知识分子在反动年代的彷徨。稍后完成的剧本《伊凡诺夫》试图为俄罗斯文学中关于多余的人的形象作一个总结。中篇小说《草原》则以俄罗斯迷人的大自然为背景，表现了灰色的日常生活。
此时契诃夫已是一个相当独立和成熟的艺术家。他从俄罗斯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同时又顽强地探索自己的风格。他明确表示，他不受各种流行的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左右，而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他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是人的身体、健康、智慧、才能、灵感、爱情和免于暴力与虚伪的自由。他就是按照这个原则进行创作的。为此，列夫·托尔斯泰在80 年代末就把他称为“深思熟虑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凯尔迪什认为，在他的创作中，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似乎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了在此之前决定着思想和文学发展的一些社会意识形态的不足之处。
1890年下半年，契诃夫对俄国著名的苦役和流放地库页岛作了3个月的考察，准备报道那里的监狱情况。对俄国生活最黑暗角落的深入了解使他对专制主义政治有了更直接的感受。库页岛是不平等、暴力和奴役的象征，它在令人窒息的俄国生活中处处可见。契诃夫的作品中开始出现更鲜明的暴露主题。1891—1892年，俄国发生大饥荒。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科罗连科等进步作家一起积极参加丁赈济灾民的工作，并揭露了政府的卑劣行径。短篇小说《妻子》反映了救灾这一题材。作品中的男主角阿索林利用赈济灾民工作为自己谋取“威望”和“道德”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