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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鼓吹儒学的两个人———田与公孙弘，都不是温文尔雅的儒生，而是张牙舞爪的宵小。
汉文帝虽略用儒生，然而他喜爱的是刑名之学；汉景帝完全不喜欢儒学，窦太后喜欢道家思想。直到汉武帝，情况才发生转机。
武安侯丞相田是儒学最初的倡导者。就是这位横行于朝野的政治巨擘，却首先提议废弃黄老之学、刑名之学，倾心于儒学，他延请数百名治经学的儒生入朝为官。公孙弘脱颍而出，因为精通《春秋》，从一介布衣而位列三公，被封为平津侯，成为天下儒生效法的对象。
田精于权术，公孙弘同样伺候帝王游刃有余。公孙弘终于在皇帝面前得到陈述自己主张的机会。
公孙弘的奏章很长，要点有两个：一个是开办教育，推广儒学；另一个是通过考试遴选贤良，精通一种经书以上的就可以补充文学掌故的缺官，做到“学而优则仕”。皇上“准奏”。从此，朝廷中的儒生逐渐多了起来，儒学勃兴自此开始。儒学之“儒”本有儒雅之意，田、公孙弘却都是品质低劣、唯利是图之辈。儒学始祖孔子、孟子、荀子皆正人君子，举止有度，至田、公孙弘辈则媸颜陋质，曲意逢迎，其传人如何，可想而知。此西汉儒学勃兴之先天不足一也。
众所周知，儒学的一个重要政治思想是承认皇权姓氏更替的合理性，条件是君昏臣贪，无法正常运转。此时得道者可取而代之，不为谋反篡逆。相反，朝廷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觊觎皇权，否则被视为大逆不道。
尽管任何一个王朝的末代皇帝都不承认这个规矩，但这个规矩仍在约定俗成地起作用。
为什么说这是儒家的一个政治主张呢？因为自孔子始儒家就推崇文王、武王、周公。而文王、武王、周公恰恰是推翻殷纣的英雄。歌颂文王、武王，就等于承认周取代殷的合法性，正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殊不知，汤武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悖论。司马迁形象地描述了这个悖论产生时的情景：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史记·儒林列传第六十一》汉景帝对这个悖论的态度竟然是“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而且“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这件事情发生在儒学勃兴之前夕，像一枚重型隐性炸弹，埋汉·方格纹毛织品藏在儒学的殿堂中，没有人能够把它取出来，更没有人能够引爆。惟一的办法就是按照汉景帝说的去做，把头埋在沙子里，采取“不承认主义”。一个堂皇的理论体系却事先设置一个禁区，不准触摸，这个理论体系的客观性、真理性、有效性怎能不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东汉末年，一个个皇帝，羸弱不堪，如刀俎箭靶，任人宰割射杀，不能不说是自吞儒学悖论之苦果。多数帝王都是“打天下”打出来的，这意味：有一天他的江山也要被别人推翻。此西汉儒学勃兴之先天不足二也。
司马迁所记述的五位大儒中，董仲舒是德操比较好的一位，然而他为汉武帝出的主意却给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带来致命伤。他“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主张，乃中国文明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一边说“不变”，一边又在偷偷地、隐蔽地“变”。他的“灾异说”与“天人感应说”就是一大“变”。后来的“变”就更多了，到了宋的理学，变数几乎不计其数了。然而，这一切“变”统统在董仲舒所说的“道亦不变”的“不变”之中，就像孙悟空逃脱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儒家因此而带有了极强的诡辩力。用花样翻新来维护“不变”，而且一切都可以在其阐释之下，结果是真知真理被阉瘀。
此西汉儒学勃兴之先天不足三也。
董仲舒人品好，政治主张却不好。在他的说服下，汉武帝最终采取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问方针。摈弃了众家之说，把学术分为“正统”与“旁门”，严重窒息了学问发展。本来层次就不够高的“百家争鸣”，就此彻底终结了。中国人渐渐适应了学问上的一种声音、一种观点与一个腔调。学问变为了“阐释”的代名词，创造性渐渐地也退化了。
此西汉儒学勃兴之先天不足四也。儒学，对于维护皇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浓厚学习风气、普及民间教育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先天就有以上所列四方面隐忧。司马迁时代的人不可能看出这些隐忧，但后人绝不能等闲视之。
第十部分第九十一章 佞吏
《佞幸列传》乃循吏篇、酷吏篇之续篇，与前两篇成犄角之势。但佞吏不同于循吏、酷吏，后者具有一定偶然性，并不一定每一个帝王身边都有循吏、酷吏，但几乎每一个帝王身边却都有佞吏。明君亦然。
汉高祖刘邦性情刚烈，不纳小人，然而佞吏籍孺却因谄媚得宠；孝惠帝并不昏庸，却仍然继续重用佞吏闳孺；汉文帝与汉景帝虽创造了“文景之治”的神话，却都被佞吏缠身，不能自拔。前者所用佞吏为邓通、赵同（宦官）、北宫伯子（宦官），后者重用的佞吏为郎中令周仁；汉武帝所用佞吏为韩嫣、李延年（宦官）……邓通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佞吏，恰恰产生于盛世。后世也有类似情况，康乾盛世时，乾隆皇帝身边就有佞吏和与他陪伴，这是后话，不提。
邓通发迹，荒唐之至：
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顾见其衣带后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自求推者郎，即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氏，名通，文帝说焉，尊幸之日异。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于是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文帝时时如邓通家游戏。然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
文帝尝病痈，邓通常为帝吮之。文帝不乐，从容问通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
“宜莫如太子。”太子入问病，文帝使痈，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之，遂竟案，尽没入邓通家，尚负责数巨万。长公主赐邓通，吏辄随没入之，一簪不得著身。于是长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
《史记·佞幸列传第六十五》邓通因善于划船而当上了黄头郎，又因他的装束（衣带打结）与汉文帝梦中推其上天的那个人一样，断定邓通即梦中人，从此对邓通喜爱有加，一切听之任之，甚至赐给他造钱的特权，留下了“富比邓通”的民谚。
其实，邓通并无特殊本领，一是小心谨慎，二是溜须拍马，仅此而已。然而这就足以讨帝王欢心了。
汉武帝宠信韩嫣，不亚于汉文帝之于邓通，汉武帝常常与韩嫣同吃同睡，简直是亲如手足。韩嫣也有一个绝活，善骑射。但汉武帝用韩嫣，并非用其骑射之长，而是言听计从。历史总是发生惊人的重复。北宋高俅本来不过是苏轼的书童，因为善于蹴鞠而平步青云，成为宋徽宗的殿前都指挥使，加至太尉，干尽陷害忠良之事。
这就奇怪了。雕虫小技可以成为荣升的阶梯！匹夫可以转瞬间站在万人之上！中国的政治游戏究竟在被什么东西搅局？———人治。
人治之下的政治，尽管可以制定看似完整与缜密的规章、规则，然而实际上最终一切还是以皇帝的喜怒哀乐为转移。任何皇帝都不会放弃这样的游戏：放纵权力的魔力，让不可能的变为可能，让低贱卑微变为高贵显赫。
日本人诠注儒家经典莎士比亚一个剧本就描写过这样的恶作剧：权贵们把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汉子偷偷地改头换面，让他穿上华贵的衣服，周围许许多多的下人服侍他。醉汉酒醒之后对眼前发生的信以为真，博得权贵的开怀大笑。
我一直以为莎士比亚的这个剧本别有用意而且寓意深远。他揭示了人性的奥妙与权力的魔力。权力是可以改变一切的。无论是汉文帝宠爱邓通，还是汉武帝宠爱韩嫣，都不过是为博一乐而已，就如同豢养宠物而博一乐一样。
皇权体制是为一人而设置的政治架构，宠佞是这一架构的一部分。这是每一个皇帝都要宠佞的根本原因。
第十部分第九十二章 杂家司马迁
司马迁是史家，也是杂家，所以才有了不同于一般史论的包罗万象、绚丽多彩的《史记》。
这也正是司马迁之不同于班固、司马光等史家之处，他的脑子里除了帝王将相之外，还装有农夫商贾、医生巫者、破落王侯、三教九流。尽管他尊重帝王这一历史主线（任何人也无法剪断这条主线，因为剪断这条线，历史就成一团乱麻了），但他并不把这条线视为惟一，他认为有价值的都加以记述。
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记述了汉代大侠朱家、剧孟与郭解。郭解放走杀死自己外甥的凶手的“大义灭亲”之举，感人至深，汉代民间私了诉讼的情况跃然纸上。有了民俗民情，历史变得鲜活起来。
在《滑稽列传》中描述了东方朔等幽默滑稽的人物。这些人一般官职并不高，史料价值也并不大，但他们在与帝王、佞吏周旋的时候，出以滑稽之语，四两拨千斤，反映了他们超常的机敏。司马迁自己也有想到，留下这个篇章，无意中留下了一个极富价值的参照：皇权大一统专制的初期，到底“专制”到何等程度，通过这些滑稽大师的事迹可见一斑。在极端专制的情况下，即使是超级滑稽大师，在威严的帝王面前也是“滑稽”不起来的。司马迁笔下的滑稽大师们，在帝王面前却从容不迫，把帝王当作三岁孩童，多方启发诱导，最终让人大开笑禁。因其机智，那吮痈取宠、奸乱永巷的势利小人也奈何他们不得，在客观上反了那个时代的君臣关系，反映出那时的“专制”尚存一丝空隙。司马迁的《史记》得以刊印发行本身，也是一个有力佐证。在《日者列传》中，司马迁描述了占候卜筮者的生活，颂扬了他们导惑教愚、助上养下
的功绩。
有的学者动辄给司马迁冠以“XX主义者”、“XX家”，其实司马迁什么都不是，就是个追求真理的杂家，他长于史，而又众采百家之说，上至帝王，下至引车卖浆者，无不倾其心血。
司马迁甚至对经济也不放过，专门写了一篇流芳千古的《货殖列传》。货殖者，种钱币收金银也。须知，司马迁的时代，儒家学说炙手可热，按照儒家的看法，“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司马迁敢于为“小人”列传，把这些“小人”写得可敬可爱，司马迁不是杂家而为何？
《货殖列传》涉及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都是货殖而富，而并非巧取豪夺。司马迁写货殖列传的目的很清楚：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司马迁反驳了老子的“小国寡民”、“鸡狗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认为那根本行不通。司马迁的这一思想，较之两千年后的某些人还要深刻些。
第十部分第九十三章 评说百家
何焯评论韩愈文章“吾所谓文，必与道俱”（何焯：《义门读书记》）。《史记》之价值，在相当程度上正因为司马迁之文总是“与道俱”。史实无法更迭，但论必己出，这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写作原则。发起议论，移山走海，高风绝尘。如此写史，《史记》似为先鞭。论及百家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