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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完成不了父亲的嘱托死不瞑目。司马迁之焦灼，一定在伍子胥之上。然而，伍子胥只是为报一己之仇，而司马迁却是为了千秋万世，为了天下苍生，为了华夏传统的薪火传递。司马迁从来未曾想过报仇问题。在他心中根本不存在“报仇意识”，只要完成《史记》，其他都可以一笔勾销。
司马迁47岁受宫刑，至56岁失踪（去世？），这九年时间，他不仅要殚思极虑地写作，而且还要以百倍的毅力与勇气战胜自我，战胜屈辱，战胜外界对他的流言蜚语。高标见嫉，他所受到的各种压力是可以想见的。没有高尚的品德，别说写作，活下去也是困难的。清章学诚说：“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反过来说，司马迁以诚待史，以诚待人，贵人人自贵，所以成为中国史家之翘楚、文人之楷模，成为一个孤独而又伟大的形象。那些热热闹闹地争权逐利、名极一时的权贵们，不配与司马迁站在一起，二者一为凤凰一为鸱袅，一为兰芷一为蒿萧，一为骐骥一为罢驴，怎可同日而语？
三惊《史记》史料之翔实、人物之鲜活。
《史记》史料翔实指的是，作者用52万字记载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无一遗漏，一共写了四千多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援古陈义，宽然有余，读《史记》而观止矣！让今人写，扩容十倍，给520万字的容量，也绝对容纳不下那么多史料。当然，今人与古人不完全具有可比性。以同时代作比照，设想，假如当时不是司马迁，而是其他人写，用52万字刻画一百多个人物（外加大量的略写人物），描述一百多个重大历史事件（外加大量略写事件），也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任何人具有如此的才能。以小博大，以少博多，确实是司马迁的绝活，无人可及。
《史记》所涉及的领域之宽，几乎无所不涉，无所不包。除了由政治、军事、外交组成的主线而外，还涉及文化、学问、经济、民族、宗教、医术、巫术、民俗、说客、刺客、游侠等领域与阶层。或抒情述志、阐发无遗，或踔厉风发、纵意而谈，或虚实交替、春秋笔法，或博收约取、吉光片羽……无一是平铺直叙，平白纪实。司马迁为后人烹制了一脔美味的精神美食。四惊《史记》体裁之新颖。
千年历史，兴灭继绝，征战杀伐，弑君杀父，兄弟阋墙，萧墙之乱，仁人志士，刺客游侠，儒法阴阳，歧黄之术，商贾货殖，日者龟策……千奇百怪人，千变万化事，浩如烟海，如何放舟？
司马迁以高超的文字驾驭术，使君臣佐使，各归其位。除了他的天赋与才华而外，有赖于他选择体裁得当。先秦的两大名著，《左传》以叙事为线索，《国策》以辞令为中心。司马迁不拘泥于前人窠臼，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开创了以人物为线索、以事件为背景的写法，将事件置于人物之下。因此，《史记》不仅是历史纪实，更是一部有声有色的文学力作，部分篇章与小说庶几近之，兼有“虚而灵”的诗人气质与“滞而实”的学者之风。以传记写法写史，始于司马迁，后人因之。迨至今日，仍富有强大生命力。五惊汉武帝刘彻之宽容。作为专制帝王，汉武帝有其暴戾的一面，也有其宽容的一面。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他的宽容，《史记》得以流传后世。实际上《史记》应该算作禁书，其中诟病帝王、讥讽权贵的文字，比比皆是。司马迁借助屈原之口，一抒胸臆，更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发泄：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这分明是作者在比况自己，抨击那些势利小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痛快淋漓地道出了心里话。他为李陵说情，并非因为与李陵有私，而是因为看不惯势力小人顺水推舟。如果说司马迁写《史记》，为了发表的目的不得不施些韬晦之计的话，那么写《报任安书》则完全放开了手脚，心想笔至，毫不遮掩心迹：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报任安书》让我难以置信的是，如此血性文章，竟然植根于文坛成活，而且流传至今。难道这不是奇迹吗？专制者出于本能，肯定要把一切皆攫为己有，发表权当然也在攫取围之内。专制者理应效法秦始皇，不允许人们发出不同声音。特别是汉武帝已经“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堵塞言路已经顺理成章。《史记》中的大量言论均不在“儒术”之列，有的甚至可能震撼朝纲。将“异端邪说”扼杀于襁褓，既简单又可行，然而汉武帝没有那样做。确实是由于汉武帝的容忍，《史记》才得以流传于世。
第十部分第九十六章 总论（2）
《史记》是史。中国一向有治史传统，扼杀《史记》需要勇气与力量，也许汉武帝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做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所以作了让步。也许这种推断还勉强解释得通。然而，《报任安书》公诸于世，司马迁的不满与牢骚已经暴露无遗，汉武帝仍然不封杀《史记》，就难以让人理解了。汉武帝死于公元前87年，至少晚司马迁四年，有足够时间清除司马迁《报任安书》的影响，然而汉武帝并没有那样做，他让这封于他不利的书信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后人因为《报任安书》才对司马迁有了完整的了解，也产生了对汉武帝的憎恨。诚然，《报任安书》写出不久，司马迁就神秘失踪了。可以认为是汉武帝杀害了司马迁（被害乎、自杀乎？不得而知），然而就算是汉武帝杀了司马迁，但没有封杀其思想，可算是一种大失算。诵读《史记》，感慨良多。
感慨之一，中国历史，特别是司马迁所详细记载的那一段历史，刀光剑影，寒气袭人，贯穿一个“杀”字。
为了霸权与江山厮杀倒也罢了，许多厮杀不过是为了得到游戏的愉悦或心理的平衡而已。“春秋无义战”，道破了春秋战国时代战争的性质。为一句话、一件事、一个女人、一块宝玉、一座城池、一次占卜、一种天象，都可以发动一场天昏地暗的血腥战争。战争之“利维坦”百捉不僵，难于降服。每读到屠城杀降、人头落地、血肉模糊、哀鸿遍野的场面，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积久乃成条件反射，故读后不能不更衣，不能不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先秦形成的战争传统，并未因秦始皇而中止。秦灭六国之后，战争始终连绵不断，直到西汉盛世，仍有战争爆发。
按照世界惯例，“战争”与“杀人”并非同一概念，二者既有交叉一面，又有相异一面。但在司马迁笔下，每每出现坑杀俘虏与滥杀无辜的场面。白起坑杀赵国降兵与项羽坑杀章邯降卒的场面让人毛发倒竖。假如将被“坑”者放到一起，这个坑还不得如同一个露天煤矿那么大！这无疑是“杀人工程”的吉尼斯世界之最。“战争”与“杀人”重合到了一起，形成了可怕的传统。
不是吗？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就是杀人成嗜的魔王，见一杀单，见两杀双，为的竟是把天下人杀尽，让李自成当光杆皇帝这样一个卑鄙的目的。史家说张献忠杀人不眨眼并非孟浪夸张。张献忠并不孤立，他之前有黄巢，不入伙者皆杀之；他之后有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杀人之随意绝不在张献忠之下。他们之杀人就如赌徒之挥金、才子之浪情，只在举手之间。中国人对杀人者的批判并不激烈，相反，对杀人不够狠的，往往以“妇人之仁”讥讽之。
感慨之二，内讧内斗，无止无休。
《史记》中没有出现“窝里斗”这个词汇，却不乏“窝里斗”的场面。齐景公重用田穰苴。田穰苴很快就表现出非凡的军事组织才能，引起大夫鲍氏、高氏、国氏等嫉妒，于是他们精心策划了一场窝里斗。他们在齐景公面前极尽中伤、诽谤之能事，齐景公抵挡不住谗言，罢了田穰苴的官，田穰苴发病而死。这引起了田氏家族的强烈不满，导致田常杀死了齐简公，将高氏、国氏灭族。至田常曾孙田和，自立国君，取号齐威王。齐威王仿照祖上穰苴的战法，所向披靡，威振天下，各诸侯国纷纷朝拜齐国，齐国自此改为田姓。窝里斗引发江山改变姓氏，这一点恐怕齐景公也始料不及，否则是不会拿国祚开玩笑的。假如高氏、国氏等地下有知，也一定后悔不已。当初，高氏、国氏与穰苴既无过节也无怨恨，完全出于嫉妒。由嫉妒引发无端的中伤攻击，置功臣田穰苴于死地，最终导致江山易姓。
鲍氏、高氏引发的窝里斗只是无数窝里斗中的一个代表。如果说鲍氏、高氏引发的窝里斗属于无风起浪的话，大多数窝里斗则起因于睚眦之怨。总的说，中国人确实只善于争斗，不善于共存。一涉及共存便捉襟见肘、进退失据。
千百年来，治者只知道“以孝治天下，以忠昭天下，以节励天下”，面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或民怨四起的局面，无所措手足。不会心平气和地协调解决，最终往往采取“杀”之下策。对内，以窝里斗求平衡；对外则采取高压禁锢的政策。外部被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因此爆发时比炸弹还猛烈。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就在我们厮杀得红了眼的时候，西方思想家康德已经发现了一条伟大的原理：社会进步不在于“消灭”，而在于“保存”。康德原话大意为：惟有在这样的一种社会里，其成员有高度的自由，而成员之间有高度的对抗，但社会却使这种自由具有精确的规定和保证，使每人的自由与别人的自由彼此共存———惟有这样的社会，大自然的最高目标，它赋予人类的全部才智禀赋，才能获得实现。显然，窝里斗是排斥“彼此共存”的，中国人很少考虑到自由的“规定”与“保证”这一比战争更重要的问题。
感慨之三，千年历史，所为何来，无非是争“一人之天下”。治国者为一人之利益而调动全国力量，而全国上下也甘心为其所调动东拼西杀数年，一人荣登九五之尊，而出力的众人则烹的烹，剐的剐，苟活者也绝不可能活得舒服。如果把战争成果比为一锅肉，出力者往往连一杯羹也分不到，这在西汉初年表现得淋漓尽致。韩信、彭越、英布等都曾为刘邦效力，最后却死于非命；周勃为刘邦旧臣，无缘无故被迫害而下狱，周勃之子周亚夫屡有战功，却被诬于谋反罪饿死狱中；萧何是刘邦的一只臂膀，功高盖世，然而也是仕途不坦，险象环生，若不是采纳了鲍生等人的韬晦之计，摆出贪金恋银、胸无大志的贪官姿态，后果就绝不是牢狱之灾，而是灭族之祸了。汉初的其余功臣，几乎没有一位能够独善其身的，张良称病杜门，行“道引”、“辟谷”之术，扬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亦真亦幻，躲过了刘邦的加害；曹参靠“日夜饮醇酒”，听到周围房舍的饮酒吆喝声“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和”，才勉强确保平安；陈平凭借超凡的智谋，才一次次化险为夷……汉高祖刘邦，一人耍弄众人，如拨算珠，如捏泥团，比行军作战更加游刃有余。打天下时是此集团对彼集团，刘邦不过是“军事首领”，他的利益似乎是与众人利益粘连在一起的；然而，一旦江山到手，立即开始执行另一套游戏规则，成果完全归一人所有，一人呼而万人应，一人威威而万人唯唯，一人将万人性命装入囊中。司马迁对这种政治症候是相当反感的，作为史家，他能做的就是利用手中资源，揶谕讽刺，表达己意。所以他才将鄙夷争权争国的伯夷、叔齐的事迹放到了《列传》之首。司马迁哪里知道，他之后，“一人天下”之争一直在持续着，形成了一个无法更改的宿命。感慨之四，百家之学，归于“人治”。
《史记》中涉及学问思想的篇幅甚多。司马迁以说论说，自己并没有任何偏执。他自小就涉猎百家，所以他能以对待历史的冷静对待百家之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详细表达了自己的学问观点。
令我无限感慨的是：司马迁的纵横捭阖、自由言说，乃是秦始皇书禁之后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