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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表达了自己的学问观点。
令我无限感慨的是：司马迁的纵横捭阖、自由言说，乃是秦始皇书禁之后的回光返照！这种暂短的“发言权”，在他尚在世的时候就被扼杀了。几乎与司马迁同时代的董仲舒向汉武帝献计邀宠：提出了“废百家，独尊儒术”，提出了“以教化为堤防”的全新统治术。至此，“教化”变为了“堤防”，百家之学，归于“人治”。像司马迁那样就学问论学问式的自由言说，再也不可能了。“人治”包罗万象，当然也包括学问。以人治学，言随人废，必然导致万众学舌于治者，治者怎么教，万众就怎么说。实际上司马迁在用“旧思维”写《报任安书》，而没有适应骤变的新思维。显然，司马迁对“较真”的后果估计不足，所以，那封一腔热血、满腹牢骚的书信一写出来，旋即神秘失踪了。我们可以假设，也许司马迁在死前醒悟到不该写给自己带来灾祸的《报任安书》，话一说出，驷不及舌，悔之晚矣。然而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司马迁想，反正《史记》已经杀青，心愿已了，一吐为快吧！于是郁闷悲愤犹如决堤之洪，一泻千里。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揭示出这样一个现实：在帝王面前讲真心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也许是由于“身在此山中”，司马迁并未敏锐地洞察到这一重要变化，这一点，通过他把董仲舒写成了堂堂的“正面人物”，而无一句诟病之语，足可见一斑。殊不知，正是自董仲舒献计开始，学术成为了帝王的私有财产，衮衮圣崽取代了思想者，阐释取代了创作，一家取代了百家，“争宠”取代了“争鸣”，顶礼膜拜取代了怀疑。亚里士多德曾深刻地指出，怀疑出哲学。但中国讲究“一言兴邦”，一切怀疑均被视为“异端邪说”，人书俱焚。这种情况始于司马迁时代，但是司马迁没有察觉到。感慨之五，中国历史，争起争息，循环不已。
我喜欢将争起争息、循环不已的中国历史比喻为“怪圈”。大禹建夏以还，夏灭而商兴，商灭而周兴；周室式微，引发春秋战国数百年乱战，最终统一于秦，秦祚不长，引发了规模宏大的楚汉战争，最终刘邦建立汉朝。
仁贤者祀，昏虐者替。中国的历代历朝帝王几乎清一色地都是只知道“替”而不懂“祀”。或许偶有明君政简刑措，布德偃兵，休养生息，对不友好的势力以怀柔出之。然而“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周期”一至，不以意志为转移，还是重新卷入怪圈，陷入混乱之中。诚如一位我忘记了姓名的写家所言，外国曾有为宗教而战，为自由而战，但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为一个皇位而战！战争与杀伐，作为历史的重要部分，无可质疑。每一个朝代的亡国君主都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梁书·邵陵王纶传》），丝毫不值得同情。应该质疑的是：历史天平的一端是战争，另一端是什么？
是社会进步？是经济发展？是人性复归？抑或是其他什么？天平是否是平衡的？……显然，司马迁的思维触角没有伸展到这一层次，但他似乎在努力向这个层次靠拢。《史记》对武功卓著的人不乏赞美之词，但更对那些与战争杀伐不沾边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倾注了满腔热情。比如他写了后人争议很大的《伯夷列传》，歌颂了让权让国的伯夷、叔齐，并将其放置到列传“第一”的位置上，暗喻其重要。伯夷、叔齐这两个人物缺乏史料的支持，很可能是司马迁假托的，如果真是假托的，就更说明司马迁对循环不已的争起争息是相当反感的。
在列传篇中，司马迁以《伯夷列传》开首，以《货殖列传》结尾（《货殖列传》同时又是全书结尾），寓意深长，耐人寻味。司马迁高度评价了以范蠡为首的货殖家，赞扬了他们以钱生钱、勤劳致富的事迹。似乎司马迁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货殖家们的所作所为比兵家的所作所为意义更大些。
读《史记》就是读中国、读祖宗、读我们自己，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与事件，怎能不让我们惊叹与感慨呢？
第十部分后记
《史记》是史，也是文学巨著。无论将其当历史读，还是当文学读，都是横亘在今人面前的高不可攀的高峰，都需要以登山者的虔诚来面对它。登上巅峰，并不代表征服了它，只代表你所选择的路径可以抵达顶峰。即使抵达了顶峰，你对山的了解仍不过万分之一，原因很简单：你只能选择一个路径登山，而不可能脚踏山的整体。造物主造出了时间，造出了时间的顺序法则，但造物主自己并不受这个法则的限制，它制造出这样一个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有时时间是倒流的，高尚与伟大的在先，愚蠢与龌龊的在后，先人反让后人高山仰止。
执是之故，向有读古人书之说。诚如卡夫卡所言：“大多数现代书籍只不过是对今天的闪烁耀眼的反映，这点光芒很快就会熄灭，古典的东西都是把它最内在的价值表露到了外面———持久性。时新东西都是短暂的，今天是美好的，明天就显得可笑，这就是文学的道路。”
有些东西，古代的好。这是一种规律。你叫它“复古”也好，叫它“怀旧”也罢，它是客观存在。孔子就是“复古”与“怀旧”大师。《史记》则是让中国人产生“复古”与“怀旧”的动因之一。
历史向前走，社会向前发展，文明由低级走向高级———这些都是不争的。还有一个同样不争的事实：历史中有些东西，是难于超越或根本不能超越的。有些事物是前后倒置的。这种逆时间的人或事，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出现过，只不过人物类型与时间性质有所不同罢了。西方有苏格拉底、耶稣、但丁，中国有孔子、司马迁、李白。今天，如果有一位诗人，宣称他的诗超过了李白，那么十有八九他是个疯子。同理，如果有一位史家说他写的史在文学性上超过了司马迁，我只能回敬他两个字：梦呓！
凡此种种，说明人文世界（自然世界另当别论）不存在绝对的事物。人文的发展可以不受时间轴的制约，天才可以过早地出现。像司马迁这样的历史家、文学家兼思想家，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司马迁是造物主逆时间的杰作，是造物主送给中国人的珍贵遗产。中国是因为有了司马迁，才使混沌未开的鸿蒙有了清晰的轮廓，才使后人看清楚了先人走过的轨迹。
我不赞成绝对的历史进步论（人类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进步，文明水平越来越高）。毋庸置疑，自然科学是这样的，人文科学的一部分领域也是这样的，但不能一概而论。在艺术方面，在道德方面，在神学方面，在意志修炼方面，在灵魂洗礼方面，在文字表达方面，在自我把握方面，存在大量今不如昔的事情。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作为史，《史记》是无法超越的。《史记》流传至今，百读不厌，每一诵味，须襟顿涤。不仅今人再也不可能写出《史记》这样铺采文、体物写志、韫蓄广厚、境界高阔的巨制，而且能够读懂这部巨制的人也越来越少。如果总结读《史记》感想的话，以上就是最大的感想。
《史记》神闲气定，笔墨如生，不是死物，而是灵物。它载圆履方，综罗百代，广博精微，几乎涵盖司马迁之前的天地万物，丑恶善美。须声明，我读《史记》，首先不是为了治学，而为是为了治病。奇书治病：警世发聩，治我麻痹；春秋笔法，治我愚钝；神气毕贯，治我无采；激昂峻拔，治我消沉；疾声厉色，治我软弱；崇论宏议，治我平庸；执着创格，治我守旧；放达形骸，治我拘谨；谑浪笑傲，治我呆板；补残钩沉，治我狭隘；爱心逾火，治我无情；见诬不申，治我鸡肠……读《史记》，无病不可以治矣。
既能治己病定能治人病。将心得写出，以飨亲爱的读者———这便是我写本书的初衷。
希望引起读者共鸣———也许只是个奢求而已。
王文元
2004年7月月12日于苇子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