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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具有数百年让国、让权的历史。与中国数千年杀戮争权的历史比较，吴国的传统算是个叛逆。相对于争权争国，让权让国无异于尘里振衣，泥中濯衣，未对其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不起的影响。但作为遗产，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总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丝慰藉，而且可以让我们警醒：真正该为之“奏黄钟歌大吕”的，并不是那些杀戮大王，而是吴太伯等让国英雄。司马迁的记叙十分明晰：
吴太伯的生卒年月应在武王伐纣之前。吴太伯、仲雍、季历都是周太王的儿子。季历最小。季历的儿子昌很贤德，所以太王欲传位于季历。对此，吴太伯、仲雍不仅不争，反而以出走的方式表示支持。他们来到荆蛮，自称“句吴”，像蛮人一样剪了头发，以示不再染指世俗政治。武王伐纣的时候，将仲雍的后代周章封侯于吴。
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死。死前欲传位于四子季札。季札不受，他说：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公元前548年继位的诸樊死前留下遗言，不传位于子，而传位于弟，意在最终把王权传到季札手中。就这样，传到了老三余昧。公元前527年，余昧死，死前示意传位于四弟季札。季札避权如避祸，离家出走。臣僚们决定自此改变兄弟传位的定例，改为传子。于是余昧的儿子僚，被立为吴王。
以上便是从吴太伯至季札的让国让权故事之梗概。
遗憾的是，尧、舜、禹之后，中国历史上让国让权的事情，几乎千载独步，惟此一例，剩下的就都是杀伐了。杀人成为最好玩的游戏，以至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蓝狱”案中就杀死“凡万五千人”，杀得他自己都腻味了，想换换花样。皇子之间的杀戮都成了家常便饭。皇帝生的儿女多，为权力殿堂供奉的牺牲也多，这成为一道中国独有的风景线。陶射俑历史是什么？就是集体记忆，就是集体的价值取向，就是集体的共识。
中国的历史没有接纳吴太伯与季札的仁爱之心与他们的政治理念。毋宁说，吴太伯与季札成为了历史的反面教员，为政治家们所不齿。物以人贵，人以官显。“让”的结果只会使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是处一生潦倒，一事无成。让了权的，哪个能身名俱泰，善始善终？没有权力，怎能不卑言频频，毂觫不迭。诚如权贵的鹰犬韩非子所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独断的资本就是权力，权力不争何来？
司马迁写让国、让权，本意在于扬善弃恶，抒发胸臆，针砭时弊。然而今日读来，像是一个绝妙讽刺。官卑名亢的司马迁的经历不就是讽刺大餐中的一道主菜吗？在权力面前，皎者易污，者易折，绝不能任由情性，圭角毕张，锋棱崭露，率性豪宕。
在嗜斗的种族中，在传统人治的政治框架中，让国让权属于乌托邦，是永远实现不了的。“让”是一种品德，而非一种机制。作为个别现象，让是可歌可颂的。但从实际考察，让不具有普遍性。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固然需要品德，但更需要机制。所谓机制，就是确保政治体制运行的动能，在必要时，这种动能便自动地被释放出来。就字义来说，“争”具有普适性。即使在现今的民主政体中，“争”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润滑剂。问题在怎么个争法，是否非要以杀戮人头的多少为判断胜负的标准。显然，我们的先人只考虑过“让”，没有考虑到：只有合理的争，才可能形成有效的政治运行机制。如果一味地“让”，回避政治操作问题，那就永远停留在乌托邦的水平上，毫无实际意义。———当然，这些属于司马迁力所不逮的地方，不能苛求于他。
第三部分第二十三章 专诸刺王僚
专诸刺王僚的血腥一幕，乃让国、让权的必然结果，也是断定“让国=乌托邦”的佐证。
为叙述方便，先将由让权而争权的大辂椎轮描摹如下：
公元前527年，王余昧死。死前有意传位于季札，季札避让，于是传位于儿子王僚。王僚当上吴王之后，在权力合法性问题上与公子光发生了严重分歧。王僚是王余昧的儿子，公子光是王诸樊的儿子。公子光坚持兄弟继承的遗训（实际上自己想当王，因为自己的父亲诸樊死前就是吴王），王僚则认为，既然季札放弃继承权，就应该还原子承父业的国祚传承模式
，自己就是合法继承人。一山容不得二虎，必须平息分歧。然而，请神容易送神难。结束让国让权，必须流血。面对二者择一的局面，必须有一方死。
公子光抢先一步发难了。
伍子胥将一个叫作专诸的人介绍给了公子光。公子光待他为上宾，把宝押在了专诸的身上。
公元前515年四月丙子日，公子光把甲士埋伏在地下室，请王僚赴宴。王僚很谨慎，一步一兵，贴身紧随。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藏在地下室中的专诸，把匕首藏于鱼腹之中，假装送菜。专诸将鱼送至王僚面前的时候，突然抽出匕首，刺向王僚。王僚的卫士急忙用剑刺穿专诸的胸膛，专诸当场毙命，但王僚也不治身亡了。公子光如愿以偿当上吴王，是为阖庐。吴国的让国让权的悲剧，就此收场。
上一代谦和仁爱的“让”，与下一代残酷无情的“争”，恰成鲜明对照，形同霄壤。龙凤纹重环玉佩想必司马迁写这段故事的时候，一定是钩稽档案，搜罗传闻，绞尽了脑汁。要不怎能如此高蹈细腻，入情入性，写物状人，兴味悠长，令人为之嘻笑怒骂，顿足三叹，久读而不释呢？
让国让权的先辈们自己也不曾想到，他们欲射一马，误中一獐，他们的让国让权，并没有达到消灭互相杀戮的目的，没有缓和由于权的离间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仇视。让国让权对于历史的作用，不过是教训后人在权力面前不能存半点妇人之仁，告诉权力熏心的人：心不狠，祸先行。
公子光下了狠心，而且先下手了，成为后人景慕不置的英雄。他因刺杀同宗成功而名留青史。
在权力面前和平共处，建立文明的游戏规则，成为中国人无法弥补的缺失。春秋战国不论，仅就秦开创大一统皇权专制之后而言，中国人被权力弄得再也没有宁日了。哪怕哀鸿遍野，民瘼深重，也绝不会有人过问。权力的局外人觊觎权力自不待言，就是权力内部，也没有一日停止过争斗。儿子杀父亲，父亲杀儿子，兄杀弟，弟杀兄，臣杀君，君杀臣，甚至母亲也可以残忍地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一切都是为了权。权，让中国人为之朝思暮想，为之神魂颠倒，为之如醉如痴，为之六亲不认，为之黑白不分，为之禽兽不如。权，仅这一个字，使得一人独乐，而天下的机趣全无，使得真理不彰，正义不显，使得人们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一小块龌龊之地。
大一统之后，国家归于皇家，中国人基本上已经无国可争，于是变为了争权，一切为了权力。这一点正是“窝里斗”陋习的最主要的成因。争权不像争国，完全可以普及到引车卖浆的最下层，人人参与。中国历史上，除去司马迁等少数良知未泯的思想家，绝大多数御用学者或名师硕儒都是在为权而布道，造成政酷民贪这一令人尴尬的现实。
第三部分第二十四章 春秋无义战
比起大一统皇权专制来，中国的封建制简直可以算是昙花一现。在公元前221年，就早早地夭折了。
究其原因，封建制与中国人好争好斗的性格不合，这恐怕算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天子之下的诸侯不能相安共处，非要有霸主高居于其他诸侯王之上，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诸侯割据（这是封建制最主要的特征，不割据不足以称其为封建制）的局面总是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
“春秋无义战”，是春秋战国几百年历史的经典性概括，准确而又切中要害。战争的惟一动机就是存在讨伐的对象。对他人权力的觊觎，常常使诸侯王们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对与自己不合的诸侯更是切齿之声，霍霍可闻，一日不讨伐，一日不安宁。讨伐需要名分，师出无名必为人耻笑，于是，各种各样的名分就出来了，有的让人哭笑不得。司马迁记叙了如下的故事：
（吴王僚）八年，吴使公子光伐楚，败楚师，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因北伐，败陈、蔡之师。
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钟离。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吴太伯世家第一》只用些许笔墨，就把战争如同儿戏的事实揭示了出来。类似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太平常了。仅仅因为边邑吴楚两国的采桑女的争斗，引起了边邑长官的怒火，就发兵互相攻杀，酿成一场战争。这个故事至少对我们有两点启示：第一，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鸡零狗碎的小事皆可以成为攻伐的理由；第二，小小的边邑长官就有引发战事的权力，用不着请示，足见战争之频仍。
在中国几百年封建制的历史时期，诸侯之间因缁铢小事而大开杀戒的事情实在是不胜枚举。有为女人开战的，有为话不投机开战的，有听了说客的煽动开战的，有为一块玉石开战的，有为附和“天象”开战的，有为附和“谶语”开战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诸侯王们不适应和平的日子，不适应在统一的规则之下游戏，不适应共享同一片蓝天，不适应共存共荣。他们只习惯于一人居高而众人诺诺，只习惯于把天下的快乐集中于一人之手。巢车于是，杀啊，伐啊，争战啊，没完没了，直至只剩下一个国，一个君，一个声音。所以，可以断言，秦的大一统绝不仅仅是秦始皇个人的选择，那是中国人的选择，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宿命。
换个角度思考，也可以认为，春秋战国的几百年“百家争鸣”是一次浩大的社会“试验”，试一试中国人能不能在“分权”中生存，政治势力能不能和平共处，能不能由许多人共享权力资源，能不能避免权力与权威合一（从而导致可怕的独裁）。结果是以失败而告终。
寻常史家往往认为：春秋无义战，而秦始皇大一统皇权建立之后的战争就属于“义战”了，为了瓦解腐败无能的专制王朝，必须发动战争，以新鲜血液取而代之。其实，这是儒家自娱娱人的一种妄说。大一统本身就意味死气沉沉，怎么能够断定，用一种“死气沉沉”替代另一种“死气沉沉”是“义”呢？
况且，在大一统专制统治下，“战争”已经化大为小，化整为零，已经变为看起来波澜不惊的“窝里斗”了。
第三部分第二十五章 伍子胥
春秋时代的吴国，乃龙蜷虎卧之地，孙武、伍子胥都是吴国名将，一位工于谋，一位工于略，掠地夺城，如履平地，立下千年伟业，让人神交在怀，时怀渴想。特别是伍子胥，提起他的大名，怎能不“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春秋时代，小国林立，然而人们并没有明确的守国爱国意识，“良禽择枝而栖”的做法是极为普遍的。身为楚国人的伍子胥就是为报父兄蒙冤被杀之仇，毅然决然地杖剑去国，投奔吴国，在吴国施展自己抱负的。
然而，伍子胥最关键的三次进谏都没有被吴王夫差接纳。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494年，吴王出动倾国之兵伐越，在夫椒大败越军。越王句践带五千兵甲躲进会稽山，派文种向吴国太宰伯提出媾和，表示越国愿为吴国奴仆之国。吴王准备接受。伍子胥进谏：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遂收夏众，抚其官职。使人诱之，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有过之强，而句践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宽之，不亦难乎！且句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吴太伯世家第一》夫差不听伍子胥的苦心规劝，反听了伯之言，与越国媾和，订立和平盟约后率兵回国。
第二次进谏发生在公元前489年。夫差欲北伐齐国，伍子胥进谏：
越王句践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其众。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越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