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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起义前的情势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劳动民众迅速觉醒起来努力于自己的组织和斗争。平民的明的暗的仇敌，（中外反动者）也就觉察到自己的危险，寻找种种方式、方法来阻遏革命进展的潮流。”主要表现在：1927年3月24日，英、美、日、法、意5国军舰联合炮轰南京城，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南京惨案”；同月，蒋介石杀害赣州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捣毁安徽省总工会等革命团体；制造重庆“三三一”大惨案；4月12日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之后，蒋介石又指使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南京、无锡等地发动了同样的反革命政变，革命前途危在旦夕。
在此严重形势面前，中共向何处去，中央的政策是混乱的。这种混乱，首先来自于斯大林当时的政策是错误的、矛盾的，而且由于两名苏联代表对莫斯科的路线作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一是鲍罗廷，他的头衔是苏联驻中国的最高特使，又兼任国民党政府的总顾问。他与陈独秀一起提出了“西北理论”，主张中共支持武汉国民党夺取北京的计划，打开通向冯玉祥在北方势力范围的道路；一是罗易，印度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正式代表，主张回到革命热情高涨的广东去，努力“深化”革命并进行土地革命。
为了挽救大革命，中共在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尽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由于没有提出夺取领导权的任何切合实际情况的措施，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作了错误的分析，对汪精卫充满了幻想。大会继续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使他得以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此期间，又发生了杨森进攻鄂西，于学忠、张联升等叛变于湖北、西北。
五大闭幕后，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14 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发出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李立三同蔡和森在政治局会上提出“派叶挺部队及中央军政学校出动，兜剿夏斗寅，占领粤汉路，以湖南为根据地，准备应付武汉反动局面。同时扩大工农纠察队武装，发动群众起来作殊死战”，“以武力对付武力，以暴动对付暴动。”中共中央采纳了他们的提议，调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奋起反击，迅速打败了夏斗寅的叛军。但是，拒绝了他们关于建立湖南根据地的建议，也没有决心“以武力应付武汉反动局面”。当时李立三这一正确主张，没有被中共中央采纳，失去了一次重要的革命时机。罗易与瞿秋白以为，现在的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只有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弄好了，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现在当务之急便是建立此中心。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恶果。
紧接着5月21日，又发生了“马日事变”，即在蒋介石、 汪精卫唆使下，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而陈独秀不贯彻五大的正确决议，不采纳党内主张像对付夏斗寅那样，以武力解决许克祥部队的正确意见。对来自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攻击，采取了妥协退让的错误办法，致许克祥的反革命气焰更加疯狂，在短短20多天里，就在长沙及附近各县屠杀了一万多人，革命危机日趋严重，一些不坚定分子消极逃散，有的甚至公开叛党。
随之，冯玉祥也公开反对工农群众及共产党，并下令驱逐俄国顾问鲍罗廷。
以上这一系列事件的恶果是工农的鲜血流遍大江南北，革命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
之二、党中央改组 李立三当选临时中央常委
在中共召开的五大会上，李立三与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等7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人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5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不指名批评了陈独秀，并指示鲍罗廷“动员2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5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这时，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 继蒋介石叛变之后，由动摇走向反动。各种反革命力量结伙向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扑来，党内思想混乱，党的领导“像迷失路途似的”。
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讨论中国问题，决定罗易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立即派罗明那兹同志去武汉接替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工作。
6月底，共产国际来电，批判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共中央，解除顾问鲍罗廷的职务并调回国。但鲍罗廷扣住了国际的训令，没有及时传达执行。因为他清楚自己和陈独秀的命运的一致性，陈独秀时代的结束就是他鲍罗廷时代的结束。他尽力拖延，希望峰回路转。拖了半个月，不能继续拖了，因国民党已准备公开叛变，汪精卫已通知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
7月7日（或8日），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传达了国际的训令。陈独秀一言不发，只点了点头。老鲍很伤感，在中国很多问题上，他与中共这位领导人是一致的。他宣布：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同志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瞿秋白、蔡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指定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政治局职权。
会后，陈独秀给临时中央写了一封信，称“我实在不能工作”，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之后，收拾了自己的办公室，神情憔悴，似笑非笑地咧了咧嘴，拿着一把大大的芭蕉扇，拖踏着一双黑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
7月12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立，陈独秀停职，从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随后不久，共产国际来电，调鲍罗廷立即动身回莫斯科。因此，7月14日鲍罗廷在瞿秋白陪同下就上庐山去了。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布“本党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号召“国民党党员群众及一般民众起来，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
7月14日晚，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了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党计划。7月16日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取缔共产党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随之，汪精卫集团就同蒋介石集团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在蒋介石、汪精卫的疯狂屠杀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2）
之三、 主持第一次九江会议 力主“独立的军事行动”
在大革命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面对汪精卫正在进行的反革命大屠杀，为了使革命走向复兴并取得胜利，新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一方面部署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和把党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一方面在军事上又决定组织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把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叶挺所在的第11军（叶是11军下属、24师师长）和贺龙的第20军，开回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图再举。为此，党中央特派中央常委李立三与秘书长邓中夏去党的力量较强的第4军、第11军驻地――九江，做部队移师广东的准备工作。
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问题，李立三在1927年10月写的《“八一” 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文中指出：“我们动身（去九江）时，中央并未给我们准备此项工作任务。”也就是说，在此以前，从来没有提到过要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
7月19日李立三和邓中夏奉中央命令抵达九江后，谭平山也到了九江。当天晚上，在九江的一幢二层楼房里，在李立三的主持下，召开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会议。
一向敢于冲锋陷阵的李立三在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时指出：“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 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生智）。张发奎态度虽然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精卫）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C。P。（即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C。P。’之表示。”“在军事上，4军、11军已向南昌移动，驻扎于马四岭、涂家埠一带，20军已渐次集中九江。朱培德之3军移驻樟树，9军移驻临川。程潜之6军经江西之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军之形势……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之时期，而张（发奎）尚徘徊于武汉，则张之不可靠，更可证明。”由于“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3、6、9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
邓中夏也表示了他的同感：“对，我们党内还有相当的人对张发奎抱有幻想，我认为应该抛弃这种想法。”谭平山当即提出：“现在的部队应集中南昌，在此联合贺龙的20军举行暴动。”三人商议“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20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3、6、9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这样，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建议就在这天晚上确定下来。”“在这次会议中，没有不同意见，遂将这项意见报告中央。”
此时，前中央常委瞿秋白正在庐山。李立三他们研究以后，3人分工：谭平山留在九江，20日，李立三、邓中夏“即赴庐山和（瞿）秋白商议，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瞿）秋白听完李立三、邓中夏的分析意见后，情绪激昂地说：“我们早就该这样干了，我们已经压抑得太久了，也许这次暴动会给我们党带来新的希冀。”“当时闻中央有召集紧急会议之讯，（李立三）即请秋白代表在浔（九江）负责同志之意见，并请中央即速可决。”当时，林伯渠的堂叔在庐山英国人开设的饭店——仙岩客寓当大师傅，22日李立三又在他的厨房里召集了一次会议。他们用围裙遮起窗户，点起蜡烛，讨论有关武装起义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林伯渠等10来个人。大家都表示赞同。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对举行南昌起义建议的提出有明确记叙，他写道：
“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五人常委派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干部前往九江，准备组织党在北伐军中的部分力量，重返广东，继续革命，反对新老军阀。旋因军事形势变化，敌情紧急，李立三同志等一致向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征得当时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同志的同意。政治局常委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派周恩来同志前往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委员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遂于八月一日胜利地举行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
之四、第二次九江会议再议决暴动计划
正当李立三与邓中夏在庐山与瞿秋白商谈时，谭平山在九江得知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黄琪翔等将在庐山开会，要“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的共产党员”。
7月23日，恽代英、贺龙到达九江，“黄琪翔、 朱培德即邀其赴庐山开会，并百般拉拢。”“同时（谭）平山已将在南昌举行暴动之计划，探贺龙之意见，贺表示甚为热烈。”“又得叶挺出来说硬话，于是贺之主张更为坚决。”由于形势危急，谭平山、恽代英发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