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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的创建过程中，李立三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
十分具有戏剧性的事情是：1964年，已满65周岁的李立三，再次以“李明”的化名，到达河北省霸县的农村蹲点搞“四清”运动，与当地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年，去补上他一生中所缺乏的农村工作经历。接着还以“李明”的化名到工厂搞“四清”，与工人“三同”。“四清”尚未结束，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把李立三逼上绝路。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被迫害致死，“造反派”在火化李立三的遗体时，没有用李立三的真实姓名，而用了他在苏联时使用过的名字――“李明”，结束了他的一生。
二、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凡读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的人，大都还记得毛泽东对斯诺说过：李立三是他的“半个朋友”。对于李立三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的“半个朋友”的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自己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
1961年5月31日，李立三接见安源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谈安源罢工史时，就书稿中提到的“二十八画生访友”这一问题是这样说明的：
“二十八画生访友”的时间不对，可能是1916年的事情。因为，1917年，我在广益中学毕业，此事发生在我在长郡中学上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几个同学是一个小团体。“启事”（即毛泽东的“二十八画生访友”）是在南城门看到的，是古典文体、手刻油印的。“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大意是：愿意与有爱国热情的青年联络，愿与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志士为友。落款署名“二十八画生”，注明了联系方法。读了“启事”，觉得这个“二十八画生”有救国救民的志向，值得钦佩。经过一番分析猜测，推断出这个“二十八画生”可能是毛泽东。当时，我们都听说在长沙有一个叫毛泽东的“怪人”，都想去看看他。就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那天，我和中学的一个姓邓的同学相约一起去看毛主席。在第一师范的宿舍和自修室都没有找到他。我们找到教室去，看见他坐在讲台上，正聚精会神地看书。（毛）主席比我大（六岁），看他好像一个大先生的样子，思想上有些拘束，加上原来在印象中他是一个“怪人”，就没有敢同他谈话。我假装着去看墙上贴的课程表，有意悄悄地从他的背后走过去，看见他正在看“宋史”。我从他身后走过去了，他才发现我，就起身下了讲台向我走来，可是我没有与他讲话就很快走开了。后来，在与（毛）主席相处的日子里，闲谈中提起这段往事，（毛）主席说，“原来是你呀！当时我跟你讲话，你没有回答。”我记得没有听到他与我说话。（毛）主席还说，“那次访友活动，只交了三个朋友，现在再加上你，当时我们没有对话，只见了一面，那就算半个朋友吧！”
而斯诺在《西行漫记》书中记述他1936年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的“访友”活动是这样说的：
（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因为感觉到要向外发展和需要一些亲密的伴侣，有一天我就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我特别提出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的青年们。对于这个广告，我收到了三件半的回信。一件是罗章龙的回答，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叛变了。两件是从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得到的。半件回答，这是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所说的一切话，可是他随即走开了，他自己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我们的友谊永远没有发展起来。”（见斯诺：《西行漫记》1960年2月版第115、116页）
当秘书的我们发现李立三与毛泽东说的不尽一致。一天晚饭后，在陪李立三在林中散步时，我们直接向他提出疑问。
他想了想，微笑着说：“说起来很有意思，实际情况并不是像斯诺在书中所写的那样。那是（毛）主席对斯诺说的，是他记错了。”
“1915年，湖南省把12个县的中学生集中起来，在长沙成立了长郡中学，实际上是一所省立中学。我也随着醴陵的渌江中学合并到长沙的长郡中学念书。1917年转到广益中学念书。这件事发生在长郡中学，应该是1916年。那时，我们听说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有一个叫毛泽东的‘怪人’，他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常到闹市区去看书，一年四季坚持早晨天蒙蒙亮就到井边用吊桶扯上井水从头上往下淋，即使寒冬腊月仍坚持不懈；冬天寒风凛冽，穿着单薄的衣服，爬山绕城，任风劲吹或迎风大唤，谓之风浴；数久严冬，到江河里游泳，夏天烈日当空，光着上身站在操场上或游泳后躺在沙滩上让阳光曝晒，谓之日光浴；大雨如注时，他站在操场上让倾盆大雨淋个痛快，或独自一人，顶风冒雨登上岳麓山顶，然后跑下山来，说是雨浴；甚至于几天不吃饭来锻炼肠胃。他为了集中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和同学们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他曾写过一副对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那时，都传说毛泽东是一个‘怪人’。我们看到那个‘征友启事’，经过猜测分析，‘毛澤枺鲎郑檬恰嘶３鲇诤闷嫘模颐蔷腿チ恕！薄 �
李立三把他去与毛泽东见面的情形又重说了一遍。他坚持说，他在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时，只见到毛泽东起身向他走过来，他就立即走开了，彼此都没有说过话。
关于李立三应毛泽东“征友”前往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情节，李立三早在1940年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写的《自述》中就曾经写道：“毛泽东同志公布征友启事后，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应为斯诺）所记载的毛泽东自述中也提到此事，但与我记忆中的情节有所出入，不过这自然是无关紧要的。”这是李立三在莫斯科看到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以后不久写的，只是他对有出入的情节没有具体叙述。
第一部分铁树开花时出生的人（3）
对毛泽东“征友”的记述，其他人的说法也不尽一致。
罗章龙在《椿圜载记》一书中写道：1915年5月中旬某日，我赴司马里第一中学访友，于该校会客室门外墙端偶见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一则，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书法挺秀。我伫立浏览，见启事引句为《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挚、辞复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逾三日而复书至，略云：接大示，空古足音，跫然色喜，愿趋前晤教云云。旋双方定于次星期日至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同学陈君圣皋同往。
《毛泽东研究事典》第4页说：1915年9月，他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发出《征友启事》。
张聿温著《中国革命家逸事》第3－4页说：1915年秋天，长沙各重要学校都收到一份“征友启事”。启事是用蜡版油印的，约二三百字内容，主要是结交对救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特别提出要能耐艰苦，有决心，直到能为国牺牲。最后，引用了《诗经》上“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两句，落款是“二十八画生，“通讯处是‘第一师范附属学校陈章甫（即陈昌，当时任附小教员）转交’”。信封上批着：“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
唐纯良著《李立三传》中写道：“1917年罗敖阶（罗章龙）第一个响应‘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和毛泽东交了朋友，为了更多地交些朋友，毛泽东就请罗敖阶把李立三介绍给他。李立三接受了罗敖阶的建议，同意和毛泽东谈一谈。于是约定，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李立三去定王台省立图书馆会见毛泽东。毛泽东拿一张报纸坐在长凳上看，李立三凑上去，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李隆郅，毛泽东站起来握手表示欢迎……李立三听完毛泽东的讲话，无话可说，就走开了。”
而李立三多次谈到是1916年中秋节。其理由是：1915年，他刚到长沙上学，那时，他还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因此，不可能是1915年。事情发生在他在长郡中学念书那一段，而1917年他已转到广益中学去了。所以，也不应该是1917年。
三、程潜送李立三上大学
李立三生前忆及往事时，常常十分感慨地说道：“要不是程潜的帮助，也可能没有我李立三的今天……”
那么，程潜，这位当年的湖南名宿、著名起义将领，在李立三的人生道路上曾经扮演过一个什么角色呢？
据李立三回忆，1917年他在长沙广益中学毕业后，为找生活出路，在他父亲的坚持下，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他父亲为了把他留在身边，还强行为他包办了婚姻。李立三对当时封建礼教极度不满，加上对原小学校长（当时任县教育会会长）叶沛棠徇私舞弊、横行霸道的疾恶如仇，他愤然在学校闹起了一次“革命”——在暑期小学教师的会议上，他发表演说，无情地揭露了叶沛棠的恶行，敲着桌子痛骂了这位“醴陵的绅士”。
但李立三的这次“革命”，遭到许多守旧教师的反对，连他的父亲也骂他“不尊敬师长，太过分了”。
这种封建桎梏下的生活，使他如坐针毡，他觉得透不过气来，思来想去，只有一走了之。于是，他下定决心投笔从戎，去参加革命军，另闯一番事业。临行前他给家乡亲人留诗一首：
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
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
到哪里去投军？李立三心里早有考虑。当时，在湖南人民的心中，执掌“护国军”的湘籍将领程潜，是最了不起的一名革命者，况且程潜又是醴陵县同乡。为了走向革命路，李立三便跑到衡山，找到护国军，在程潜部下当了一名士兵。
由于有文化、办事能力强，他很快就在湖南护国军三营七连当上了连队文书。
1918年秋季，一次，连长派他去给护国军司令部送信。到达司令部后，巧遇护国军司令程潜在庭院中与人下棋，正杀得不可开交。李立三不便打扰，只好站在一旁观战。他见程潜下了一着棋很不理想，又不能多嘴，不由自主地“唉”了一声，叹了一口气。结果，程潜把这盘棋输掉了。见程潜的棋已下完，李立三便把信件呈递给程潜，告辞转身要走，不料程潜一下把他拉住，非要与他下盘棋不可。原来李立三观棋时的那一声“唉”，早已引起了程潜的注意。李立三不敢在这个司令官面前逞能，一再推说不会下。但程潜不依不饶，李立三无法，只好坐下与之对弈起来。
李立三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铆足了劲，连下三局，硬是把素称高手的程潜给赢了，使这个司令官大吃一惊，不得不对这个青年刮目相看。随之，与李立三拉起家常来，问起了李立三的身世。结果程潜发现，李立三不仅与他是醴陵的同乡，而且李立三的父亲李昌圭还与他是“同年”（同一考场中的秀才），是老相识。有了这一层关系，程潜对李立三就更为器重。不久，就把李立三调到司令部候差，“尔后又做破译密码的工作，曾一度担任邮政检查官”。
程潜觉得李立三是可造之才，这么年轻就当了兵可惜。就在那年的年底，程潜对李立三说，你不要在这里当兵了，我给你钱，供你去北京上大学深造。李立三听到有这样的好事，真是喜出望外，感激不尽。于是李立三拿着程潜给他的纸钞，离开了护国军。先回老家，告别父母，再转往北京。
1919年春李立三到达北京。而这时，程潜给他的纸币，除去路费开销，加上纸币贬价，已所剩无几，根本交不起学费，进不了大学。此时的北京，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各种新思潮新文化如破土的嫩芽茁壮生长，大批有志青年正在积极寻求报国之路。正当李立三走投无路之际，经一些青年朋友介绍，他也毅然选择了留法勤工俭学这条路。于是，他很快进了设在北京西郊酒醋局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去进修法语。在预备班学习期间，李立三一方面经过法语的突击培训，同时接受着五四运动的洗礼。为了坚定不移地寻求革命的道路，预备班结束后，他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