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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局面，省委指示东委采取“追击暴动”的策略来开展斗争，并且决定南路在茂名、化县、信宜，廉江等地短期内部署一次暴动，同时注意潮梅、北海等处的工人运动。
16日，省委又派李海筹去惠州指挥发动士兵暴动。
李立三当时采取这一系列措施，就是为了认真贯彻瞿秋白主持的中央对广东形势的乐观估计：“全省都能创造暴动的局面。”可是，形势的发展恰恰相反。李立三四处碰壁。省委常委黄焯等人被捕，特别是17日、18日，在桂系军阀的强大进攻下，海陆丰失守，大批海陆丰的同志逃难抵达香港，省委当时仅存经费800余元，要救济这批来港同志都发生了困难。
不得已，李立三于18日致信瞿秋白，并代表省委写报告给党中央，虽然表示要“极力加紧工作”，“计划在短期内造成暴动的局面”，但是也如实地反映了各地不断传来的暴动失败和干部被捕的消息，以及革命队伍的“非常恐慌的退缩”的情绪。一方面强烈要求中央速寄大批款项，否则已无法支持；一方面不仅拒绝中央要调走工人干部的要求，反而提出“假如现在能得到20个明了党的政策和无产阶级的工作方法的工人同志去到各县巡视，艰苦地到下层工作，至多三个月便可布置一个全省暴动的局面。”“这是值得中央严重注意的一件事。”李立三特别要求希望“恩来同志即来指导扩大会议”，“速请罗绮园回来担任《红旗》编辑。”
尽管如此，李立三继续执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李立三一方面看到了客观形势的困难和“左”倾政策的行不通，一方面又怕犯“右倾”错误，力图按照中央的调子来说明形势和制造“高潮”。
20日，省委又致信琼崖特委，指出琼崖目前仍是暴动的局面，要求继续组织全琼暴动，指示琼崖特委今后暴动的战术应该是：一开始即前赴后继的冲锋，四面包围，使敌人惊慌崩溃。同时，应有广大的宣传鼓动以瓦解敌军心，不只计敌我枪支多少，子弹是否充足，以及正面作战，远地射击等。
接着，广宁县委机关被敌围攻，终因枪弹缺乏坚持三天后不得不退出。
敌第5军向潮、普、惠进攻，占领惠来县城，潮阳、普宁的红军受挫。
4月13日，在中央代表参加指导下，李立三支持召开了广东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任务决议案》、《党的组织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苏维埃问题决议案》、《没收分配土地决议案》等，会议分析了当时全国和广东的形势，仍认为广东的革命处于高潮，党的策略是加紧扩大各地的暴动，以实现中央关于全省总暴动的计划。会议对省委进行了改组，选出了新的省委领导机构。
书记： 李立三
常委： 李立三、李源、张善铭、周松腾、恽代英、周颂年、吴毅、沈青
委员： 37人
候补委员： 9人
此时，批评和纠正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执委会议（即2月会议）的决定发来中国。这就是2月25日，由斯大林、布哈林领导的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广州暴动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国际首先肯定了广州暴动的积极意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估计中国革命运动的一般经验，而使这些经验的教训一直到党的支部。广州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之英勇的尝试，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有极大的作用。”
共产国际在对广州起义给以充分肯定以后紧接着就指出了它的错误：“可是这里也暴露指导机关的一些错误：工农之中预备的工作不充分，敌人军队之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对于黄色工会会员的态度不正确，党部及共青团本身的准备不充分。中央完全没有接到广州事件的通知，政治上的调动群众也薄弱（没有广泛的政治罢工，没有选举的广州苏维埃以为暴动之机关）。对于这些，直接指导者应负责的，就是政治上对共产国际执委负责的同志（某同志及其他）。”
共产国际在指出广州起义存在的错误以后，再次重申，“虽然有这些指导方面的错误，但是广州暴动应当被认为是中国工人极大的英勇精神的模范，他们是的确有取得中国大革命之领导权的历史使命之资格的。”
会后不久，李立三收到了党中央于4月3日下达的关于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的第44号通告，号召全党必须竭尽全力纠正党内盲动主义，从而结束了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全党的统治。李立三也从执行“左”倾政策的困扰中解放出来，他下令停止盲目暴动的部署，大力抓了党组织的整顿和建设，在《广东省委通讯》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加强了党内思想理论和政策的宣传，还同恽代英讨论了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使广东的工作逐步脱离了“左”倾政策，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在4个多月时间中，李立三两次被中央委以重任，到广东去做重建和恢复党组织的善后工作，在开展工作并不顺利、坎坎坷坷的情况下，还是打开一些工作局面，其最后结果是：“党组织和党员人数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据同年6月，党的‘六大’统计，广东全省党员人数达5300多人，建立县、市委69个；同年8月，党员人数增至64229人。”
第三部分走上党中央领导岗位（1）
共产国际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举行；
客观上形成的向忠发当总书记、
李立三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局面；
李立三为毛泽东复职……
一、六大召开的台前幕后
中共六大以后，李立三逐渐成为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人。
由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发动的第一次国内大革命运动，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于1927年7月15日召开的“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并同蒋介石集团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为标志，遭到了失败。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并在新的革命烈火中继续经受考验，领导中国革命走上复兴之路。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为后来建立和发展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积累了新的经验。
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以利再战，早在“八七”会议时，临时中央政治局就决定在六个月内准备召开六大。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通过了《关于第六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六大于1928年3月初至3月半之间召开。
到1928年初，关于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召开六大的问题，因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迟迟不能作出决定。当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时，考虑到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故准备把党的六大转到莫斯科召开，即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
六大代表的产生，本来是准备按照选举办法进行选举的，但由于当时环境十分险恶，加上时间仓促，4月份代表就要启程。因此，除李立三所在的广东省和河南省的代表是通过开会选举产生的以外，其他各地的代表多是由中央指定的。
当时，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产生了一种错误倾向：自“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做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对待。所以六大代表太重视工人成分，工人代表要占多数，84名正式代表中工人代表多达44人，占52％强；农民代表6人，占7％；知识分子代表34人，占41％。
从1928年4月开始，南方各省的代表便在上海集中，陆续前往莫斯科。一般都是由上海去大连，经哈尔滨，在满洲里下车，夜间渡过国境线，进入苏联境内，沿途有苏联同志接应。
5月初，李立三率领出席中共六大的广东代表团（19人，是各省代表人数最多的，江苏12人居其次）由香港出发，经过上海、大连、长春抵达哈尔滨时，周恩来、邓颖超早已在哈尔滨等待。由于周恩来途经大连时，被日本人跟踪，被迫把去与苏联接头的证件毁掉了，不得不在哈尔滨等候李立三一行的到来。他们终于在火车站等到了李立三，才与李立三一同去把关系联系上，然后一起从哈尔滨乘火车到满洲里转去莫斯科。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会期间，留守党中央的是李维汉、任弼时，秘书长是邓小平。
1961年9月14日，李立三在接待来访时谈道：“党的六大，斯大林和布哈林都亲自参加领导这次会议。我们的《决议》都经斯大林看过。这次会议，斯大林曾找我们谈过三天半。”（注：其中一次长达14小时）
关于这个问题，李立三1940年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写的《自述》中有较详细记载。李立三写道：
六大开幕的前两天，斯大林同志来找我们，和政治局委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斯大林同志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我们解释了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一直谈到斗争方式和工作方法等问题，苦口婆心地让我们理解盲动主义错在哪里。他说，所有运动中都有涨潮和退潮，革命中同样既有高潮、也有低潮。自从帝国主义在南京开枪以来，中国革命已开始退潮。蒋介石的叛变和对上海工人的屠杀是中国革命的局部失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叛变是对革命工农的又一次沉重打击，而广州起义已是革命退却中的一次后卫战。中国的新的革命高潮定会在近期出现，因为引起中国革命的重大矛盾没有一个得到解决，但眼前我们还看不到新的高潮，我们还处于革命运动的退潮和低潮之中。他强调说，不善于冷静地分析形势、不愿意承认失败，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素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善于适当地进攻，也善于适当地退却，善于适应形势的变化，善于改变斗争的战术、口号及方式。他说，在目前形势下，武装起义的口号应改为争取群众的口号，以便积蓄力量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他强调指出，不能把起义当成游戏，拿起义作游戏定会害死革命的；工会运动中应彻底根除恐怖主义的斗争方法，因为这是有害于革命的；应坚决反对强制性罢工，只有说服群众相信党所引导的道路是正确的、得到群众的完全信任之后才能领导运动。最后，斯大林同志谈到党内形势时指出，必须坚决反对盲动主义，也不要忽视右倾的危险、忽视机会主义残余的重新抬头。只有坚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中国共产党才能成功地使自己的队伍布尔什维克化；为了成功地领导革命，应该加强马列主义教育，中国共产党应该有自己的几十名真正的理论家，善于在中国的条件下实施马列主义原则。
布哈林是共产国际主席，中共六大自始至终是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召开的。
6月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政治谈话会”，一个小范围的准备会。布哈林提出三个问题，要求到会者发表自己的意见。一、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二、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即党的机会主义错误问题；三、党在今后的任务和方针。出席谈话会的有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王若飞、张国焘、向忠发、邓中夏、关向应、夏曦、黄平等21人。
布哈林在大会期间有两次讲话，每次大会结束，他总是要同中共代表个别交谈，面带微笑，热情致意。
巴维尔·米夫，原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在1926年初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会上，参加了中国问题的讨论，在第七次执委扩大会上，提出《中国问题提纲》（即《米夫提纲》）。1927年2月至7月，率宣传代表团来华，在上海、广州、武汉访问，出席中共五大会议。8月回苏后，升任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2月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中国部主任，在中共六大会上，负责会议的行政事务和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