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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号召全党“要勇敢，勇敢，再勇敢地前进”，其错误逐步发展到顶点。
在8月15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创刊号上，刊登了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第一部分是“世界大战与世界革命的危机”；第二部分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第三部分是“两个政权与两个战争”；第四部分是“反革命的改组派、取消派、社会民主党”；第五部分是“中国革命的总要求”。其中提出了29点要求，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李立三29点纲领”。（1）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各派军阀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2）没收帝国主义一切银行及各种公司、企业；（3）否认一切外债；（4）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效；（5）驱逐一切外国海陆军；（6）收回一切租界、租借地、割据地……（15）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士兵……（21）实行民兵制度，创建工农红军……（28）实行全国的免费义务教育……第六部分是“积极的全国武装暴动的准备”，提出“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都积极地组织起来，准备着全国之伟大的武装暴动，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最后的决战。尤其在红军占领长沙，迫近武汉，及武汉工人积极准备暴动的时候，中国革命马上便有在武汉附近省区首先胜利以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可能。我们极力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完成中国的独立自由，完成工农劳苦群众的解放。”……
这次史称为“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时间虽然只有3个月（6月到9月），但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勉强发动了总同盟罢工，或者搞飞行集会和武装暴动，而遭到失败；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11个省委，遭到部分或全部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使刚刚恢复起来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受到摧残，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牺牲；苏区和红军也遭受到严重损失。如红二军团奉命进攻长沙、武汉的结果，部队由1万多人减到只有了3000多人，被迫退往鄂西山区；红七军奉命转战中，也由6000人减到2000人，丧失了右江根据地；红一军西进后，皖西根据地被敌侵占；红十军在进攻九江等地战斗中，部队损失很大；川东游击军进到房县被敌包围，几乎全军覆没；苏北红十四军奉命进攻南通等地，主力被打败，丧失了根据地；闽西红二十一军和东江红十一军、浙南红十三军也都先后遭到失败，陷入艰苦的斗争。
对于李立三所犯的这一严重错误，已经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李立三在生前也始终是“认账”的。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3）
二、立三路线的纠正与中止
周恩来在参加了共产国际7月16日和23日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后，离开莫斯科于8月19日或20日回到上海。
在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也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周恩来把向忠发、李立三说服了。在8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说：“听了伍豪（即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以后，将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承认自己“确是不妥的”。向忠发在结论中也说：“在今天讨论后，应有一电报去国际，有几点要声明：过去是有误会。同时说明，伍豪回国后，政治局已讨论二次，一切问题已解决，坚决接受国际指示及补正过去的不足”。
8月25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以向忠发名义给国际的电报，表示：中央政治局对国际的指示完全同意，决定坚决执行国际的一切指示。
8月26日，瞿秋白也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帮助下，李立三进一步承认了错误。
从9月1日起，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9月上旬，中共中央接连给长江局发出三封指示信。9月1日的信上明确指出：“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这一路线是不会实现的”，强调：“当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的估量，不容许我们忘掉我们自己的弱点”。
9月4日的信指出：“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你们第一个任务，便是要将武汉工人群众的实际生活与要求（不仅是先进分子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广泛的落后的群众的一般要求都需计及）弄清。”
9月9日的信指出：城市工作“必须极实际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党的干部必须“多派往下层去，多派往外县去，加强红色区域的领导是你们万万不可忽视的。”
这三封信，停止了武汉暴动原有部署，把工作重新转移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9月4日，中共中央还决定恢复被李立三撤销了的党、团、工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决定停止武汉、南京的暴动和上海的总同盟罢工。
此时，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李立三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
9月8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共产国际，接受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
电文说：“中政局完全同意来电的指示，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正在坚决地执行转变长沙两次进攻，更加证明国际的指示以及反对武汉、南京暴动是绝对正确的……中央即开扩大会，接受国际七月决议与这一电示，将立即恢复党、工会、团的经常领导机关……中央坚决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执行策略的转变，××坚决反右派及调和派的斗争，立三同志坚决，因此，政治局因为工作需要的关系，请准立三暂不来国际，可否××盼复”。
经过酝酿和准备，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
首先，由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工作报告。
向忠发在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称：从二中全会到1930年1月，是“革命开始新的高潮时期”，党中央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是“坚定的”。从1930年2月到三中全会，是“中国革命新高涨更加成熟的时期”，党中央的路线仍证明是“正确的”，是“与国际路线完全一致的”。
周恩来在传达了国际路线的要点之后问道：“中央的错误，是否路线上和国际不同呢？完全不是的，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的，中国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是和国际的指示无丝毫的不同，而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计，遂至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在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中央在检查了自己工作后的批评是很深刻的，中央在这一时期中，政治局是集体指导的，负责问题是整个的。当然，我们也批评到立三同志负责是要多一些。”批评了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
周恩来在全会上发言的这个基调，完全来自于1930年7月16日和23日他参加的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扩大会议。会议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说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当时共产国际的决议案的批评还是很温和的，甚至到8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及其草案中仍然说：“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
接着，李立三发言，勇敢地承担了责任，诚恳地作出了自我批评。李立三在发言时一开头就说：“听了特生（即向忠发）同志（所作的）中央工作的报告，少山（即周恩来）同志（传达的）国际决议案的报告，的确使我们感受到必须在国际指示下来充分检查我们的工作上与各方面的策略。在两个报告中都已指出中央过去在某些工作上的错误与缺点，这些，我完全是同意。在六个月以来，中央许多政治上与策略上的决定，我个人的经验（责任）比较更多，因为在政治局我写的文件与提议都比较多。因此，这些错误，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因此，在国际指示之下，来检查工作，应先把我自己所已经了解到的错误在何处——不仅在表面的，而且应当检查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只有如此，才能根本肃清这些错误，切实改良和学习。特别是我们没有经过列宁主义好的训练，更是容易犯错误。如果没有学习教训的精神，那就更是莫大的危险……同时要知道也只有更深刻的自我批评，才能更有力量巩固正确的路线。”
随即，李立三就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党的总路线、苏维埃区问题、非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革命的转变、总行委组织以后、党内斗争等9个方面作了检查。指出“对三中全会郑重说明自二中全会以来有很大的成绩，但不少错误，这一次更加明显，在三中全会上，必须要使这些错误彻底肃清。我对错误应多负责任。要分析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得到教训，使党以后在策略上能够稳定。我们已经知道进攻，但进攻策略知道太少，我们必须切实讨论与学习进攻策略，检查过去工作来学习进攻的策略。”李立三的态度是严肃诚恳的，不文过饰非，勇于承担责任，有改正的决心，受到大家的好评。
1940年李立三在回忆中曾经写道：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4）
在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同志作了报告后，我发言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最近几个月来，政治局犯了一些策略性的错误，首先应该由我负责。我犯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原因是我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关键问题形成了错误的看法，过高地估计了革命运动的来势和发展速度，所以产生在南京、上海、汉口等地组织起义的错误方针。我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所以不理解、也不重视建立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意义和巩固红军的重要性……”“当时，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在中央工作的时候，下达了许多错误的指示，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想起这些（牺牲的）同志，想起给党造成的不可补救的损失，我简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对犯错误的痛恨。我只能表示一点：我要用我毕生的精力努力向党、向人民赎罪补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全会接受共产国际7月23日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的决议案》，肯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指出：“在全国革命新高潮的形势之下，中国党一年来又有了大的发展，中央的工作有了大的进步。”这表现在：“党员增加到12万以上，《红旗》销一万份，赤色工会发展到10万以上，苏区将近300余县，红军10万，农民赤色卫队百万以上。”
《决议》承认过去“有个别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
全会补选李维汉、贺昌、陈郁、邓发为中央委员；补选朱德、陈云、林育英、陈潭秋、恽代英为中央候补委员；改选后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关向应、李立三；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
10月3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三人组成中央常委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以及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工作。
这样，经过周恩来，瞿秋白等的努力，在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已离开原有的领导地位，武汉、南京的暴动和全国准暴动的计划已经被取消，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命令已不再执行，中央和地方的革命行动委员会组织已经被撤销，党、团、工会组织已经恢复，农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