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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面对之外别无选择的冷酷事实。即使奥斯曼帝国未曾瓦解，20世纪初年摧毁城市的大火——毁了成千上万的房屋、整个街坊四邻、大片城区，使数万人无家可归、陷于无助、一文不名——也照样会拖垮这座城市，没剩下多少东西让我们追怀昔日的光荣。
但是对我们这些在1950和1960年代看见城里最后一批“雅骊”、宅邸、破木屋彻底焚毁的人而言，我们从中取得的乐趣根植于某种心灵疼痛，与目睹盛况而为之激动的奥斯曼帕夏大不相同。看见我们没资格也没把握继承的最后一丝伟大文化、伟大文明，在我们急于让伊斯坦布尔画虎类犬地模仿西方城市时突然毁灭，我们感到内疚、失落、妒忌。
22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5）
在我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每当博斯普鲁斯的某栋“雅骊”着火，四周便立即被群众包围，想看个仔细的人还划船或搭汽艇从海上观看。我的友人们和我马上互通电话，跳上车，一同前往欸米甘之类的地方，把车停在人行道上，转开录音座（最时髦的消费热潮）听美国“清水合唱团”，从邻近的茶馆叫茶、啤酒和奶酪面包，观看从亚洲岸熊熊燃起的神秘火焰。
我们讲故事，说从前老木屋梁上的钉子炽热地喷向亚洲的空中，飞越博斯普鲁斯，引燃欧洲岸的其他木屋。但我们也谈论最新的恋情，交换政治八卦和足球消息，抱怨父母做的每一件蠢事。最重要的是，即使某艘黑色油轮经过着火的房屋前，也没有人会多看一眼，更不用说去数它——用不着这么做，灾难已然发生。当大火烧到极致，损害程度清楚可见的时候，我们静默不语，我猜，每个人心中都在想着前方潜在的一场特殊的秘密灾难。
对新灾难的恐惧，每个伊斯坦布尔居民都知道的一场即将从博斯普鲁斯来的灾难，对这新灾难的恐惧，我在床上的时候老是挥之不去。凌晨时分，船笛声打断我的睡梦。若响起第二声——长而低沉，如此有力，在四周的山丘反复回响——我便知道海峡出现了浓雾。在浓雾之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见阴郁的号角声，从博斯普鲁斯通向马尔马拉海的阿赫尔卡皮灯塔传来。半梦半醒的时候，我的脑海出现一艘巨轮在变幻莫测的海流中苦苦摸索的画面。
这艘船在哪个国家注册，体积多大，船上载什么货物？有多少人跟驾驶员待在船桥上，他们为何忧心如焚？他们是否卷入海流，是否留意到某个黑影从雾中朝他们而来？他们是否偏离航道，要是这样，他们会不会鸣笛警告附近船只？在睡梦中辗转反侧的伊斯坦布尔人听见船笛声时，他们对船上人员的同情以及对灾难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创造出在博斯普鲁斯出了差错的噩梦。在暴风雨天，母亲总会说：“愿神保佑这种天气出海的人！”另一方面，对半夜醒过来的人来说，一场遥远而无法影响个人生活的灾难就是一剂良药。半夜醒过来的伊斯坦布尔居民，多半也是数着船笛声再度入睡。或许在梦中，他们想像自己搭船穿越浓雾，航向灾难的边缘。
无论梦见什么，隔天早上醒来，他们多半不记得半夜听见的船笛声——就像一切的噩梦，这些都会消失不见。只有小孩和孩子气的大人记得这类事情。而后，在某个平常的日子，当你在糕饼店排队等候或吃着午饭时，这样一个人回过身来说：
“昨晚雾角声把我从梦中唤醒了。”
那时我才知道，博斯普鲁斯山丘上的许许多多居民在浓雾之夜被相同的梦唤醒。
还有其他事萦绕在住岸边的我们这些人心头，它与另一种事故息息相关，和油轮大火一样不可磨灭。某晚，浓雾使前方的能见度不及十公尺——确切地说，是在1963年9月4日清晨4点——一艘五千五百吨的苏联货轮运送武器前往古巴途中，冲进黑暗中的巴提里曼两米远，压倒两栋木造“雅骊”，造成三人死亡。
“我们被可怕的声音惊醒，以为‘雅骊’遭闪电击中——房子劈成了两半。我们运气好，才幸免于难。我们振作起来，到三楼的，发现自己跟巨大的油轮正面相对。”
报上以油轮闯入客厅的照片补充幸存者的叙述：墙上挂的相片是他们的帕夏祖父，碗橱上放了一盆葡萄。由于房间去了一大半，地毯如窗帘般披垂下来，在风中飘扬。在碗橱、餐桌、加框字画和翻倒的长椅之间，是死亡油轮的船头。这些照片引人入胜且怵目惊心之处，在于被油轮带入死亡与毁灭的房间当中摆设的家具：椅子、碗橱、屏风、餐桌与沙发，都和我们家的客厅一模一样。我读着四十年前关于订婚不久的美丽中学生的报道——她在事故发生前一晚跟死里逃生的人说什么话，在瓦砾堆中发现她尸体的街坊青年如何地悲伤——想起连续好几天，伊斯坦布尔的每个人都只谈论这件事。
22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6）
当时城里仅有一百万人口，口耳相传的同时，我们给博斯普鲁斯的灾难讲述的故事也随之加码。我跟大家说我正在写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意外发现，当话题转到博斯普鲁斯多年前的灾难时，他们的话语中总带有某种渴望——即使热泪盈眶，他们却仿佛在追述最快乐的回忆，有些人还坚决要求我把他们的最爱选入书中。
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我必须报道1966年7月，一艘载送“土德友好协会”成员的摩托艇，和一艘运木船在叶尼廓伊和贝廓兹之间相撞，接着——唉，三个人栽进博斯普鲁斯幽暗的海水中身亡。
还有人要我说说我的一位熟识朋友，有个夜晚正巧在他的“雅骊”阳台上，以他惯常的认命态度数船，此时，一艘渔船就在他眼前撞上尼亚油轮“普洛耶什蒂”，断成两截。
至于近年发生的灾难，罗马尼亚油轮（“独立号”）在海达巴沙（这座亚洲城市的火车站）前方撞上另一艘船（名叫“遇雅丽”的希腊货轮），漏出的油着了火，满载石油的油轮爆炸，巨大的爆炸声足以惊醒睡梦中的我们——我答应过不删除这一节。我有充分理由不删除它——我们住的地方虽距事故现场几公里远，附近住家的窗户却有半数被爆炸声震得粉碎，街上堆积的碎玻璃深及膝部。
还有另一艘载运绵羊的船：1991年11月15日，一艘名叫“拉布聂”的黎巴嫩运畜轮，载送在罗马尼亚上船的两万多只绵羊，撞上菲律宾注册、从新奥尔良运送小麦前往苏联的货轮“丽莉圣母”之后，大部分的羊随船沉没。据报道，有几只羊跳船游上岸，恰好在附近茶馆看报喝咖啡的几个人救起它们，但其余两万只倒霉的绵羊，还在等人把它们从水底深处拉出来。这次撞船事件就发生在法蒂赫桥（博斯普鲁斯的第二座桥）下，或许我该提一下，伊斯坦布尔人自杀的时候喜欢挑的不是这座桥，而是第一座桥。写这本书时，我花了不少时间查资料，阅读我小时候读的报纸，在我出生前后发刊的一份报纸中，我发现许多文章都报道另一种自杀形式，说是比从博斯普鲁斯的一座桥跳下去更受欢迎。例如：
一辆经过鲁梅利堡垒的车子冲入海中。昨日（1952年5月24日）漫长的搜寻行动未能找到车子或车上的人。车子冲入海中时，据说驾驶员打开车门喊“救命！”但之后不知什么原因，他又把车门关上，随着车子跃入海中。有人认为，海流可能把车子从岸边推开，推入海水深处。
这儿有另一篇四十五年后的文章，1997年11月3日：
从婚礼返家途中，他顺便去祭拜泰利巴巴神。车上载了九人，因酒醉驾车而失控，驶进塔拉布亚湾，冲入海里。这次事故死者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几年来有这么多车子冲入博斯普鲁斯，结局却始终相同：车上的人被“派”往海底深处，一去不复返。我不仅听人说，也不仅在报上读到：我曾亲眼目睹几个人沉下去！无论车上坐的是谁——尖声吵嚷的孩子、一对吵架的恋人、一群讨人厌的醉汉、赶回家的丈夫、一个在黑暗中看不见的老人、停在码头跟朋友喝完茶后打一挡而没拉倒车挡的困倦司机、前任财政局长瑟菲克与他的漂亮秘书、数着船通过博斯普鲁斯的巡警、擅自开厂车载家人出游的新手司机、碰巧某个远亲相熟的丝袜制造商、穿一模一样雨衣的父子、贝尤鲁的流氓和他的情人、初次看见博斯普鲁斯桥的孔亚家庭——车子冲入水中时，绝不像石头般往下沉，而是摇摆一会儿，几乎像栖息在水面上。也许在天光下，或者惟一的光线来自附近酒馆，当博斯普鲁斯岸上活着的人看着即将被吞噬的人脸上的表情时，他们看见某种心照不宣的恐惧。不一会儿，车子慢慢沉入深沉幽暗的急流中。
我该提醒读者们，车子一旦开始下沉，车门就不可能打开，因为海水的加压力太强大。当时冲入博斯普鲁斯的车子相当多，一位细心周到的记者想提醒读者这一情况，于是做了一件相当聪明的事——他发表了一篇求生指引，并配上精美插图：
22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7）
如何从掉入博斯普鲁斯的车里逃生一、勿惊慌。关上车窗，等车子灌满水。确定车门未上锁。并确保每位乘客待在原处不动。
二、车子若继续沉入博斯普鲁斯深处，拉手刹车。
三、车子差不多灌满水时，最后吸一口介于海水与车顶之间的最后一层空气，慢慢打开车门，不慌不忙地离开车子。
我禁不住要加上第四点：在神的帮助下，愿手刹车没夹住你的雨衣。假使你会游泳，找到通往海面的路，你会发现博斯普鲁斯尽管忧伤，却十分美丽，不亚于生命。
23奈瓦尔在伊斯坦布尔（1）
梅林的画描绘我住了一辈子的山丘，却是在尚未坐落任何建筑之前的。在耶勒德兹、马奇卡、或帖斯威奇耶，凝视梅林画中风景的边缘处，注视白杨、梧桐和菜园，我想像他那个时代的伊斯坦布尔人若看见他们的乐土面目全非将作何感想，就像我看见焚毁的宅邸残留下来的花园、倒塌的墙垣和拱门、焦黑的残骸，感觉也一样痛苦。发现我们长大的地方——我们的生活中心，我们做过的每一件事的起始点——在我们出生的一百年前其实不存在，感觉就像幽灵回顾自己的一生，在时间面前不寒而栗。
奈瓦尔的《东方之旅》当中伊斯坦布尔章节的某个地方，也给我类似的感觉。这位法国诗人1843年来到伊斯坦布尔，相当于梅林作画的半个世纪后，他在书中回忆曾从加拉塔苏菲僧侣道堂（五十年间改名为突内尔），漫步到今称塔克西姆的地区——一百零五年后，我牵着母亲的手走同一段路。这个地区今称贝尤鲁，1843年，其主要大街（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独立大街）称为佩拉大道，当时的风貌与今日相差无几。奈瓦尔形容始于道堂的大道宛如巴黎：时装、洗衣店、珠宝商、亮晶晶的橱窗、糖果店、英法国饭店、咖啡馆、大使馆。但在诗人指为法国（今天的法国文化中心）的所在地，城市令人震惊、令人迷惑、（对我而言）令人恐惧地来到尽头。因为在奈瓦尔书中，今日的塔克西姆广场——我的生活中心，此城区最大的广场，我在这周围住了一辈子——被描述为一片旷野，旷野上的马车和叫卖肉丸、西瓜和鱼的摊贩混杂在一起。他谈到散置于远方田园间的墓园——这些墓园在一百年后消失无踪——但我始终记得奈瓦尔有个句子，谈论我这辈子只知道是一大片旧公寓建筑的那些“田园”：“一片无边无际的大草原，有松树与坚果树遮荫。”
奈瓦尔三十五岁时来到伊斯坦布尔。两年前，他首先患了忧郁症，终将导致十二年后的自缢，其间待过几所精神病院。尚未动身的六个月前，他单恋一生的真爱，演员珂伦香消玉殒。带着他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和开罗到塞浦路斯、罗德岛、伊士麦和伊斯坦布尔的“东方之旅”标示着这些悲伤，以及夏多布里昂、拉马丁、雨果等人迅速转换为法国伟大传统的东方异国梦。就像在他之前的许多作家，他希望讲述东方，由于法国的文学文化把奈瓦尔和忧伤联系在一起，或许令人觉得他将在伊斯坦布尔找到忧伤。
但奈瓦尔在1843年来到伊斯坦布尔时，并未关心自己的忧伤，而是去关心帮他忘掉忧伤的事物。在他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他矢言两年前发作的疯狂绝不再复发，这将“帮助我向大家证明我只是个别事件的受害者”。他还满怀希望地说他的健康状况极好。我们能够想像当时的伊斯坦布尔尚未受战败、贫困和被西方视为软弱的耻辱所侵害，因此尚未向诗人展现其忧伤面貌。别忘了这座城市是在溃败之后才被阴郁笼罩的。在游记当中某些地方，奈瓦尔叙述他在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