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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盛魁商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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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企业,人是最核心的东西,离开了人什么都别谈,我这里的人指人才,德才兼备的人才。蒙牛有标准:无德无才者一概不用,有德无才者可以利用,有德有才者应以重用。蒙牛发展神速,就因事事有标准,件件有落实。 
  我观察到,“大盛魁”商号中,邓九刚先生许多笔墨放在了学徒如何一步步成为掌柜这个环节上,我看是有用意的。其实,一个企业最重要的企业行为不是决策,而是执行与细节。而执行与细节是在“掌柜”,即中层领导亲自指挥下来完成的。如果高层领导在这方面头脑不清醒,用错了人,其中只要有一位中层领导打哈哈,搞玄虚,任你决策再好再高明,那么其他中层领导要不就会进退两难,要不就会同流合污。其实每个人都有其可用之处,喜欢务虚的就安排在务虚的部门,喜欢务实的就安排在务实的部门。 
  另外,很多企业老板有一个严重误区,只对高层爱护有加,认为左膀右臂最重要,而对中层领导不重视,发自内心不尊重,用利用的心态对付着“使唤”,结果是互不信任,执行力不够,或干脆没有执行力。 
  而实践证明,一些优秀的人才,绝不是挖来的,也不是用嘴吹出来的,而是用出来的。有一位企业家说过,只要你放手让下属干,充分信任他,他绝对会干出比你想象中更为理想或更有创造性的活计。工业家安德鲁。卡耐基为自己选择的墓志铭就是:这里长眠着一位知道如何让别人做得比他自己更好的人。 
  信任是前提,但不是驱动力。一切工作的原动力是外在的驱动力,而非热情,热情是暂时的,如果不加温,迟早是会凉的。驱动力是什么?无非就是依靠价值诱因体现出来的主动性与能动性,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其实,对员工的提拔就是对其精神价值的认可,对员工的奖励或给一定的“身股子”就是对其物质价值的认可。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有些企业家放着自己家里成熟起来的员工不提拔,老看着人家企业的人才眼馋。其实,把人家企业的人才挖过来,自己不会用,也会变成庸才的。 
  联想集团的柳传志老先生,就是一惜才用才的高境界的人,自己要退居二线,发现自己的两个弟子各有千秋,都舍不得伤害。便策划着让两位各做一件事,一个做好国内市场,一个开拓国际市场,有许多人认为柳传志之所以并购IBM就是为让两弟子都有作为,而且不抬杠。 
  扯远啦!回到“大盛魁”商号的“身股子”,我觉得其内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和成果,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无论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还是从财务创新上,还是从“股份制”的结构上。 
  因为一切企业和政府一样,独裁与封闭只有死路一条,共营才能共赢。   
  再现中俄草原茶路:《大盛魁商号》的   
  一只云雀从草丛突然飞起,邓九刚座下的马惊跳起来,继而漫无方向地狂奔。他两耳生风,竭力控马,勒缰的手心滋出汗来。1985年,邓九刚在内蒙古达尔罕草原对心目中的“茶叶之路”进行实地考察时,惊马险些蹿出国界,闹出边界纠纷。半晌,马消停了。草海潮动,他在高天流云下立马踟蹰,嘟囔自语:“莫非那茶路就在脚下?” 
  “早年那〃后草地〃是有一条路的。”儿时的邓九刚听老辈人这么说。 
  从呼和浩特向北,越过大青山,就是一片广袤丰饶的草原。当地人称“后草地”。也就是中原人所说的蒙古草原。 
  “什么路?通到哪里?” 
  “运茶的路嘛。通×××,×××××……”接下来的地名是一串含糊的音节。后来邓九刚知道,那些模糊的音节是“恰克图”、“伊尔库斯克”等。这些都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城镇。 
  作家邓九刚上世纪80年代写小说《大盛魁商号》时,前后采访过100多位从茶路上退下来的商人、驼夫。茶路的传说让邓九刚着迷。好奇,就刨根问底。从被烟草熏黄胡须的口中,老辈们娓娓道出神奇的心底世界——后草地深处那条茶路活跃生动的存在。 
  邓九刚不能自持,丢开手头的小说创作,开始求证“茶叶之路”这一概念。 
  接下来的故事使邓九刚颇费周章。他闷在图书馆三四年查找历史文献。其中俄文资料很多,有学术专著也有旅行日记、游记等等,俄国学者、作家、旅行家、当事人,都留有记载。邓九刚不得不请人翻译。查阅大量资料让他如获至宝。那是“小猪跌进了菜窖的感觉!”他看到了——口岸,300年前的中俄贸易口岸。 
  另一次实地考察中,邓九刚的车在内蒙古杜尔伯特草原陷进一个干涸的河床。正无奈时,风吹云至,暴雨滂沱。几个过路的民工冒雨赶来帮助推车。车歪斜地刚爬出河沿,身后洪水追到,汹涌奔腾漫过河床。 
  为寻访茶路,邓九刚多次骑马乘车考察蒙古草原,倾听历史的回声。 
  根据资料中物流的方向,邓九刚可以描述穿过后草地的那条中俄草原茶路的基本路线了。   
  中国商人   
  在创作长篇小说《大盛魁》的过程中,邓九刚三次登门采访一位慕姓老人被拒绝。老人90高龄,行走驼路40多年,生性傲岸,气度高拔。邓第四次上门,老人已驾鹤西归。1981年,邓九刚在呼和浩特郊区挂着俄国壁毯的小泥屋访问时年85高龄的阎万山,小院里飘着散不尽的骆驼腥臊。阎万山14岁走上茶路,言谈多操蒙语,兴奋时杂以俄语。每次都断然拒绝邓送来的烟酒,且不大看得起未经风雨的当代人:“没到过库伦,那叫没出过家门儿!”在邓九刚采访的100多名茶路老人身上,个个透出这种伟岸自信、豪迈坚韧的气概。经他考证,各行业前后行走于茶路的商人、驼夫总数大概在30万~50万之间。 
  其中归化的大盛魁商号是商业集团的代表,也是300年以前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它的经营范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其分支机构包括钱庄、票号、茶叶加工厂、粮油加工厂、制药厂、酒厂、驼场、马庄、羊庄等,遍及归化、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张家口、营口、锦州、包头……兴盛时拥有员工8000之众。活跃在茶叶之路上的大盛魁高峰时,动用资金数亿两白银,间接带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几十万人口的生计。 
  这些年,中俄、中蒙数十个边境口岸相继开设。丝绸之路遗址上的欧亚大陆桥和茶叶之路的后身、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铁路也早已开通。 
  …… 
  2007年,俄罗斯恰克图市为纪念恰克图建市280周年,举行了茶叶之路艺术节。艺术节的标志就是茶叶和骆驼。 
  同年5月俄罗斯恰克图茶叶之路文化考察团访问呼和浩特,邓九刚出面组织民间接待。10月,邓介绍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代表团访问恰克图。这是邓九刚有意促成中国茶商对恰克图的历史性回访。 
  至今,邓九刚仍不时想到,19世纪末叶,如果在俄罗斯草原深处看到一堆白骨,那也许未必是俄国马车夫的遗骸,说不准正是倒下的中国赶驼人。   
  命定的倾覆(1)   
  周政保 
  思考如何评价邓九刚的这部《大盛魁商号》时,我突然想到了评价本身的问题。 
  在现今的文学界“引人入胜”与“意味深长”,大约是评价长篇小说思情质地时使用最频繁的两个概念。说某小说“好看”,往往称之谓“引人入胜”,而在论及小说的品位及艺术价值时,“意味深长”的判断也许相对多一些。当然,文学界要更看重后者,因为总觉得“引人入胜”的评价有点儿只注重“可读性”的倾向。实际上,这里还是存在一些误解的,在我看来,尽管每一部小说“引人入胜”的程度不会相同,但“引入入胜”本身称得上是长篇小说艺术的一种高追求或高境界。“引人入胜”的关键是“胜”:倘若无“胜”,谈何“引人”谈何“入”?所谓“胜”,就是胜境,或就是优越、乃至极尽佳妙的意思,其中也含括了“意味深长”的成分。以《辞海》释道:“后常以‘引入入胜’形容山水风景或文艺作品的美妙境地。显然,“意味”不“深”不“长”的“胜”,也只能算是“胜”的“初级阶段”。 
  从评价本身的疑惑说到对于《大盛魁商号》的评价,也就可能寻找到了一个相对恰当的概念,即“引人入胜”,或者可以说,《大盛魁商号》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至于小说“胜”到了怎样的境地,我只能说: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不过,有一点我敢断定:在中国小说界,《大盛魁商号》虽不是最好的作品,但它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以前没有过,当今也没有。作为一部很特别的小说,其描写的生活是特别的,展现的背景是特别的,刻画的人物及人物性格所蕴涵的思情寓意,也同样是特别的。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为了这“特别”的最终实现,作者是费了苦心、花了大力气的,而其中的经略及深厚的积累,也不是短期之内的匆忙行为所可能抵达的。 
  实事求是地说,《大盛魁商号》的写法是很传统的。但这种讲故事的传统方式(作为小说叙述形态),其本身并不构成雅俗优劣之类的问题。起码在我的小说意识中,真正的价值(或最终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故事的叙述方式,而在于或主要在于故事所可能的寓意,以及与此相关的接受效应。其实,因了接受与传统熏陶的无可抗拒的关系,小说故事的传统叙述方式反而容易携读者进入作品的胜境(所谓“引人入胜”)。 
  这部小说之所以有分量,之所以不少描写让人产生怦然心动之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了故事或故事所传达的“人的过程”的缘故——其中自然体现了叙述方式之于表现的顺应或契合。但说到底,依然在于故事的可能性,而不在于某种为叙述而叙述的、甚至是趋赶新潮的所谓“叙述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作品实现了题旨寓意的传达,并吸引了读者、启示了读者、赢得了读者的思情共鸣,那我们就能认为小说的叙述是成功的,是符合艺术创造的规律性或目的性的。我想,以这样的眼光来审视或掂量《大盛魁商号》,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从小说的具体描写及作为背景的某些“史实”的透露——如卷四第三章写到的清政府钦差大臣出使俄国,在黑海的里瓦几亚与俄人擅签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又称《交收伊犁条约》,1879年);这一章还提到了让小说主人公们感到忧喜参半的《改订条约》((又称《中俄伊犁条约》或《圣彼得堡条约》,由曾纪泽签订,1881年)——读者不难看出,《大盛魁商号》所讲述的故事,大致发生在从同治到光绪的那十年左右的历史背景之下。那是一个国力贫弱的时代,一个因贫弱而饱受外族欺压凌辱的时代,也是一个政治极端腐败的时代,一个面临灭顶之灾、可又回天无力的时代。从鸦片战争开始,灾难一直追逐着整个民族的旅程。即使如小说中的“大盛魁”这样的商务集团,实力雄厚且又倾心尽力地苦苦挣扎,也很难摆脱灾难的笼罩。就如大盛魁大掌柜王廷相所言:“朝廷是挺不住的,总有顶不住的。”而大盛魁城柜总账房郦先生也称:“颓势难以扭转。”这便是一个时代的命运。无可抵抗,谁也挽救不了它的没落和最终灭亡。作为“势”,也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的体现,小说的描写——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刻画及命运的可能性(或悲剧性),应该说都是相当出色的。特别是这里所说的“势”,即使是“颓势”或“败势”也显现出一种艺术传达上的风卷残云般的大气磅礴,一种只有悲剧史诗才可能泛显的,但又被涂上了传统文化色彩的失败者的慷慨或长叹……   
  命定的倾覆(2)   
  小说的这种“势”,其实在《序幕》中已经获得了犷悍、暴烈、饱满可又十分沉重、寂寥、神秘的传达:一支庞大的驼队,曾经是那样严整、肃穆,那样浩浩荡荡、气度非凡,可在跋涉了莽莽苍苍的亘古荒原之后,却被哈喇沁峡谷活生生地掩埋了,没留下一点儿痕迹。恐怖的灾难是突发的,然而在这名副其实的“灭顶之灾”中,却包含着必然的、由小到大的积聚过程——“驼队”的命运是如此,一个社会的崩溃覆灭难道不是如此吗?“领房”的精神是无畏的,经验是丰富的,祈祷是虔诚的,而商旗猎猎的“驼”在“蒙古高原”上也是无与伦比的,那逶迤而行的十几里长的阵容,呈示着它的威严、它的声势浩大,可最终还是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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