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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大昌分析了战场形势，感到问题严重了：二郎山需要继续增加兵力，但是他的新编十四师已经无兵可调。他立即给兰州绥靖公署打电报请求增援。鲁大昌的电报发出后不久，蒋介石亲自回电了：“已派队应援并补给，希督励所部杀贼，勇建殊勋。”——鲁大昌受宠若惊，立即上街去巡查城防。
但是到了傍晚，还是昨天的那个时辰，狂风又起，红军以主力攻击二郎山，以另一部攻击岷县县城，致使鲁大昌的部队终“不能彼此兼顾”。午夜十二时，二郎山阵地被红军突破。鲁大昌焦急万分，命令梁应奎和蒋汉城的两个旅立即组织敢死队，由两个旅长亲自率领，由县城的小南门冲出去，直奔距离城门一公里的二郎山阻击阵地，同时命令迫击炮和机枪集中火力掩护。凌晨四点，消息传来，二郎山阵地保住了，但是官兵伤亡巨大，九个步兵连中的七个连长生死不明，一个团的兵力只剩下了四百人。而在二郎山阵地前的战壕里，红军官兵的尸体已有千余。
十六日，国民党军的飞机往岷县县城内空投了大量的子弹、炮弹和粮食，但是在晚上的战斗中，红军的攻势更加凶猛，整整一夜轮番进攻，不曾有过一刻停止。鲁大昌的二郎山阵地虽没丢失，但是与县城的联络中断了。十七日清晨，红军的一部开始攻进县城南关，鲁大昌命令城墙上的两个团用机枪掩护，动用预备队进行反击，双方在南关的街巷中用大刀、刺刀和手榴弹战斗。两个小时后，红军撤走了。为了防止红军再度攻进城，鲁大昌下令把南关一带的民房全部拆除，限居民五个小时内一律搬走。同时还决定，放弃岷县外的一切阵地，死守二郎山和县城。最后鲁大昌把开战以来唯一允许军民通行的北门也彻底封闭了，“以示全城军民破釜沉舟之决心”。这一天，鲁大昌还发放了赏金：“以团为单位，凡能固守二郎山三天三夜者，各赏现洋四千元。”
但是，到了十八日凌晨的时候，县城的东、西城门都出现了危机，红军的攻击部队已经逐步逼近。
蒋介石再一次亲自致电鲁大昌：“该师应鼓励士气，凭城固守。中正已派飞机三架，增援接济，望勿顾虑。”
鲁大昌接到侦察情报，说红军正在城外广泛征集木头、柴草、木板，制造攻城的云梯，扬言“不把县城攻破决不罢休”。果然，二十二日晚上，红军动用了一百多架云梯，开始了前赴后继的攻城。红军的攻击持续了整整三天，双方在城墙两侧形成了残酷持久的拉锯战。
红四方面军攻击岷县的战斗持续了一个月之久。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位于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的抗日目的。”——一九三六年初，中国国情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需要极大智慧的政治抉择。
八月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蒋介石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开始倾向全国统一的抗日战线了。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但是国民党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会议决定以公开宣言的方式表明共产党人的抗日立场。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发表，中国共产党声明愿意与中国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提议“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并坚决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成为这样的国防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以“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政治态度的巨大转变，这一转变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即捍卫民族的生存与国土的完整。
在红四方面军之后，红二方面军部队也相继到达了甘南哈达铺一带。
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全部集中在了中国西部的甘肃、陕西和宁夏三省的交界处。世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工农红军的三支主力部队最终会合了。
《长征》 第三部分《长征》 第九章（3）
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渭县城后，负责警戒的红军哨兵给第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带来了一个骑毛驴的“老头”。见到李聚奎之后，“老头”摘下了胡子，竟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少年说他是红一方面军先遣支队派来送信的。信是九月一日写的，藏在少年鞋底里，信上写着：我部已到界石铺，离你们还有两天的路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李聚奎才知道，写信人是红一军团一师政委杨勇。——为了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一支以一师为主的特别支队此时已经从陕北南下到甘肃的静宁与会宁之间了。
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南之后，朱德和陈昌浩都认为大军不能久留这里，必须迅速通过西兰公路去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但是张国焘反对，他说红军最好的出路是往西而不是往北。张国焘为此给中共中央打电报，提出了他主张的两个方案：一是往西进入青海、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后再回来；一是往东南，向川陕豫发展，也就是回到红四方面军原来的老根据地去。中共中央回电表示：向西的行动中央已经向共产国际请示；至于往东南，是背向抗日指向，是向南京进攻的方向，这只能在与南京方面谈判彻底破裂之后才能考虑。
北上，与中央的会合近在眼前，张国焘对其政治前途的担忧也达到了他所能忍受的极限。当得知红一方面军为了确保陕北根据地，只有一个师南下配合红四方面军作战时，张国焘突然觉得转机出现了：原定计划是红一方面军南下，红四方面军北上，共同对胡宗南进行夹击，而现在红四方面军要单独与胡宗南作战了。于是，张国焘决定将北上静宁、会宁的计划改为西渡黄河。
静宁、会宁均位于甘肃北部，从那里再向北就进入宁夏了。
而西渡黄河将进入人烟稀少的青海，再往西就是与苏联接壤的新疆了。
特别是，红四方面军一旦西渡黄河，对于已经东出甘南的红二方面军来说，他们将即刻失去侧翼与身后的策应。二十五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甘泗淇、王震、陈伯钧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表示关于目前的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有利于敌人各个击破，于革命与红军发展前途有损。”红二方面军请求红四方面军暂时不要立即西渡黄河：“我们请求你们暂以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以待陕北之决定。陕北与国际有联络，对国内情况较明了，而且与各方面行动、统一战线工作有相当基础，必能根据各种条件制定出有利整个革命发展的计划。”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党中央致电：“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并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而后向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钳制敌人，以利我主力行动。一、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紧接着，向西探路的先头部队派人回来报告说：黄河对岸大雪封山，气候寒冷，道路难行，西渡黄河怕是异常艰险。
张国焘终于知道大势已去。
九月二十九日，朱德下达了北进的命令。
自一九三六年九月三十日起，红四方面军分为五路纵队，由甘南向北面的通渭、庄浪、会宁和静宁前进。第一纵队的第四军是先头部队，他们刚刚到达通渭县城，胡宗南的部队就追了上来，鲁大昌和毛炳文的两个师也从兰州方向压来。为了避免敌人纠缠，尽快地与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合，第四军一个昼夜急行军二百三十里。北上沿途全是黄土山坡，村庄极其罕见。在连续的行军中，官兵在忍受极度疲惫的同时，还要忍受严重的缺水。出发第三天的时候，红军官兵终于看见了一个小茅屋，只有一个老婆婆住在里面。经过官兵们的解释，老婆婆把她积攒下的半桶浑浊的雨水和一小罐蜂蜜送给了红军。官兵们每人喝了一小口，然后把蜂蜜和剩下的水混在一起全部给了伤员。
十月八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军十师在会宁附近的青江驿、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一师会合了。在那个秋日晴朗的天空下，最先拥抱在一起的是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陈再道和红一军团一师师长陈庚。
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占领通渭，使红军总司令部顺利地通过西兰公路。十月九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到达了会宁。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中国西北部偏僻的会宁小城一下子成了红军之城。满城的红军无不兴高采烈，来来往往的任何一个红军，无论过去认识还是不认识，都如久别重逢的兄弟。晚上红四方面军十师和红一方面军一师聚集在县城文庙前的广场上，举行了庆祝会师大会。毫无疑问，这是所有的红军官兵激动万分的时刻。尽管官兵们并不清楚中国红军的会合经历了多少曲折与艰难，但是他们知道中国红军主力一旦会合在一起未来就会无比光明。
当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于会宁城的时候，红二方面军正在北渡渭河。
在向中央请示并得到同意后，红二方面军开始突围北进。
红二方面军单独突围北进，被贺龙称视为“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
敌人大军夹击而来，残酷的战斗不可避免。第三十二军在成县阻击王钧部。敌军火力强劲，阻击阵地很快告急。为了把敌人的攻击遏制住，掩护大部队突围，四师十二团和六师十八团奉命增援。两个团到达战场即投入了战斗。十八团在团长成本新的带领下向敌人发起了反冲击，但是敌人的炮火十分密集，在十八团的冲击道路上打出了一片火海。十八团新任政委周盛宏被爆炸的气浪抛出去一丈多远而阵亡，团长成本新再次负伤。敌人越打越多，从红军的阵地上看下去密密麻麻，而十八团的伤亡越来越大，但是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十八团就是不退半步。最后时刻是已经分不清敌我的肉搏战。十八团二营十五名干部只有一个人还活着，三营全连一百多人仅剩下几个人。
红二方面军担任突围后卫的是由师长张辉和政委晏福生率领的十六师。部队出发没多久师长张辉就牺牲了。到达盐关镇时，十六师再次与胡宗南的部队遭遇。为了掩护主力北进，十六师在兵力和火力都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誓死不退，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模范师师长刘转连正指挥着军团直属机关和后勤部门转移。红军的顽强和敌人的疲惫使战斗最终变成了残酷的拉锯战，十六师参谋长杨旻和政治部主任刘礼年先后负伤。师政委晏福生一个人指挥部队开始突围，一颗炮弹呼啸而至，落在晏福生的身边爆炸了，断了一条胳膊的晏福生倒在地上，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电报密码本，对警卫员说：“你负责把这个带出去。”然后他又把自己的驳壳枪给了另外一个战士：“这枪很好使，你带上！”然后，晏福生严厉命令他身边的官兵赶快突围。警卫员和战士们不肯走，晏福生喊道：“你们好胳膊好腿，革命需要！把我的枪给我，谁不走我就枪毙了谁！”官兵们把昏迷的晏福生藏在灌木中，走了。
前边就是渭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