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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1906），页125；艾登·菲尔波特，《人体和战争》（伦敦，1916），页4—5。这些引语还算常见：凡士兵小说都会写到白刃战。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5
少年郎读了如此骇人的故事，多半会信以为真，这就模糊了想象和现实的边界。举个例子，虚构的武士故事都乐于描述炫目的刺刀身手：特别是“制动”和“挑起”两招。在弗雷德里克·萨德勒·布瑞亚坦中尉的《步枪加刺刀：布尔战争纪事》（1900）中，一“力大如赫克利斯”的高个苏格兰人一刀刺中一名“个小、胆也小的德国兵”，把他挑了起来、扔到身后，“就好像一个人拿叉子甩起捆干草”那样轻松。陆军弗雷德里克·布瑞亚坦上尉，《步枪加刺刀：布尔战争纪事》（伦敦，1900），页271。约翰·菲纳莫的小说《两个小孩的战时历险》（1900及1928）中有个掌旗军士，也凭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臂力”把一个“被劈开”的布尔人挑过肩头。约翰·菲纳莫，《两个小孩的战时历险》（伦敦，1900及1928），分见页296及242。1915年时（我们还知道），英军皇家第四燧发枪队的队员们“十分痛快地”刺死了不少德国兵：“跟叉干草差不多，不过换成了活人罢了，”一个战士叫嚣道。E。哈代教士，《英国战士：勇气与幽默》（伦敦，1915），页42。这些都是虚构的场面，真实的记载竟也相差无几：大约是在1915年，爱尔兰海军陆战队的一名炮兵讲述了一名“身材魁梧的土耳其人”是如何被一个燧发枪手（一个“小个子”）刺中，接着挑过肩头，直奔悬崖而去的。“真不相信有这么好的身手，”目击的炮兵感叹道，“但那个爱尔兰小个子直到几小时后仍活蹦乱跳，好像有魔法护体似的。”帕特里克·米，《在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当炮手的二十二年》（伦敦，1935），页190。挑尸过肩的记叙到处都有，以致1915年出版的一本官方手册建议教官，若士兵训练时有“‘翻晒干草’的倾向”，应及时劝止。“像用叉子叉谷物那样对待敌人，不光费劲，而且也没有必要，”手册编写者郑重其事地劝道。“教官篇”，《实用刺刀拼杀》（伦敦，1915），页14。
即便这样，也没人愿意舍弃刺刀独有的魅力。刺刀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地位，部分是因为一般人不了解现代战争的实际情况。新兵要等到亮堂堂的刺刀装上枪才感觉像个军人。E。帕默尔，“这事又发生了”，页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华莱士·瑞本，《光辉篇章：加拿大士兵在迪埃普》（伦敦，1943），页37；J。斯蒂芬森，“与亲王等在佛兰德”，页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美军炮兵上火线前不见了刺刀（理由很简单，重炮兵不可能有机会使它），还“颇闹腾了一阵”：他们抗议说，自己“长久以来一直想着能枪挑德国兵”。美军第11野战炮兵队，《从亚利桑那到擒杀德兵》（第戎，1919），页38。对许多当兵的人来说，白刃战才是“最真实的”。杰弗里·维克兹爵士，“书信文件集”，致母书，1915年4月19日，利德尔·哈特中心藏。“这种血腥的打法连海盗见了都会开心”，科林兹比·道森在一战中回忆说。科林兹比·道森，《战壕荣光》（伦敦，1918），页74。另见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140。“当兵的都想拼刺刀，都渴望它带给人的狂喜、那种你死我活的处境给人的震颤，以及对手下败将的不依不饶！”爱尔兰记者迈克尔·麦克多诺叹道。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80。另见页94—95。在离前线八丈远、不可能上阵拼杀的情况下，士兵们当然会在家信中插些想象，吹嘘自己不久前如何“见了血，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而且不会忘了后来刺刀上沾染的“血迹，还有头发”。T。培根，“书信集”，侄儿拉尔夫·科瑞克致叔父书，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或见海军少将道格拉斯·布朗里格爵士，《海军战时信件检查员之泄密行为》（伦敦，1920），页188。二战时的例子，见托马斯·卡梅伦教士，《快乐的战士》（伦敦，1939），页23及华莱士·瑞本，《光辉篇章：加拿大士兵在迪埃普》（伦敦，1943），页37。很重要的一点是，从某种角度看，刺刀杀人还带有某种性暗示。例见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17—18。冲锋号吹响前，士兵们会边“抚弄”刺刀，边准备那血淋淋极乐时刻的到来，只等刀锋“插入”敌胸，“大股鲜血从心口喷出，落到枪口上”。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87及90—91。他曾有首精心推敲的诗写白刃战，见其“写给勇武”，收麦凯纳，《诗集》（爱丁堡，1897），页47。所以男兵总是向母亲、姐妹、女友，而不是父亲、兄弟或战友讲述这种经历，也就不纯然是巧合了。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6
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岁月里，英国军部放言，皇家陆军补给与运输勤务队、皇家陆军军医队、皇家陆军军需部队、皇家陆军财务队、陆军教育部队和陆军牙医队将不再装备刺刀（因为它们永远用不到刺刀），曾触犯众怒，扼腕叹息者也不在少数。刺刀，毕竟是“征战的象征，保住它也就保住了军魂，保住了军人的自尊”。见1936年1月及11月的信函、记事录，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4453。很多人都相信，要击退蛮敌，还得靠这虽已过时、仍旧“威风八面”的战具。正是刺刀，奠定了英、美和自治领军队“不可战胜”的声名。《不列颠英雄谱》（伦敦，1914），页90，引自“都是英雄”，《每日快报》，1914年8月27日。或见陆军利奥波德·麦拉格伦上尉，《白刃战》（伦敦，1916），页4；《前线士兵战争速写集——卷一：从纳塔尔之战到克伦佐之役》（伦敦，1900），页178及全书各处；陆军G。桑顿中校、陆军H。沃特斯少校，《武器操练教具：关于即兴训练》（奥尔德肖特，1941），页17。土耳其人、意大利人只要瞥见刀锋的寒光，就会放弃阵地，不战而逃。锡德尼·达菲尔德、安德鲁·埃利奥特，《硬功夫：致地方军成员及英国军队士兵》（伦敦，1942），页10；G。格迪斯上校，“书信文件集”，在达达尼尔海峡写的信，1915年4月3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艾恩·艾德里斯，《沙漠纵队：一澳大利亚骑兵在加利波利、西奈和巴勒斯坦的战地日记》（悉尼，1932），页260；列兵弗兰克·莫利，“战地日记”，1915年8月15日条，（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刺刀，更是德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一个列兵”，《一个列兵的私人空间——英国新军某士兵日记选段》（伦敦，1941），页14；陆军E。阿切尔上尉，《战士：有关一战的一场武戏》（德班，1917），页37；陆军M。阿默少校，《地方军成员及军士总体战训练方略》（伦敦，1942），页37；F。巴特利特，《心理学及士兵》（剑桥，1927），页175；艾伦·迪恩，“蒙斯之战”，《男孩杂志》，3卷58期（1914年10月24日），页148；杰拉尔德·丹尼斯，“厨子的珍馐（1916—1918）”，1928，页6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伦敦，1918），页63；阿瑟·恩普瑞，《首应：派驻柏林》（纽约，1918），页91；柯利·诺克斯，《都是英雄》（伦敦，1941），页213；《前线来信：（加拿大商业）银行官员在一战中所起作用之记录，卷一》（多伦多，1920），页17—18，列兵A。格拉斯哥来信；“秘密备忘录”，1941年7月21日，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3249；诺曼·肖，“书信文件集”，落款1916年7月14日的一封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就连公认长于拼杀的日本人，对肉搏战也“提不起胃口”，见了刺刀，士气就丧失大半。锡德尼·达菲尔德、安德鲁·埃利奥特，《硬功夫：致地方军成员及英国军队士兵》（伦敦，1942），页10；“丛林战集”，二战时但无日期，页2，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54，923/1/5；W。琼斯，“丛林战概略”，1942年，页5，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直至越战（那时，火力早已替代了肉搏），冰冷的刀锋神话仍然大行其道。举例讲，一等兵罗德·肯萨尔沃是名步枪手，装备有M14式30毫米口径全自动步枪。即便如此，他还是记得第一次在敌控区值夜哨时：
天色开始暗下来，我心里也开始发毛……很自然地就给枪上了刺刀。我也不知道如果真有事会不会管用，但……至少看上去很吓人。海军陆战队一等兵罗德·肯萨尔沃，收奥托·雷拉克，《非是金戈铁马——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口述实录》（堪萨斯，1992），页102。
如果一战叙事中净是刺刀上膛的步兵的话，之后他们就被战斗机驾驶员取代了。事实也是这样，即在人们的大脑中，总是把空战当作白刃战在技术上的对等。说起空战来，好像它和步兵冲锋或马刀陷阵并无二致。劳合·乔治曾称飞行员是“云端骑兵”。劳合·乔治，“举国言谢”，1917年10月29日，收乔治，《伟大的东征：战时讲演选集》（伦敦，1918），页148。另见C。格雷，《英国战机》（伦敦，1941），页3。驾机飞行“既刺激又不受约束，很让人满足；可以上窜下跳，肆意打闹，呼啸而过——就像西北边民的突击队从山崖突降”，肯尼思·海明威这样形容自己1944年在缅甸的作战经历。肯尼思·海明威，《飞临缅甸》（伦敦，1944），页67。新西兰人科林·P。希森讲了自己一次在越南架直升机组成紧密队形参战的情形。“恐惧消失了”，他回忆说，
突然间我有如神助，又信心百倍起来。就好像在骑兵队里，手持马刀，向敌军冲去……我握紧了步枪，急于赶赴战场，与敌人作战。科林·希森，《伤兵：越战真体验及精神创伤》（奥克兰，1993），页32。
第二部分：武士迷思武士迷思 7
直升机编队很容易被人想象成冲锋陷阵的骑兵队，像在影片《现代启示录》中一样。
蓝天是现代科技与传统武士情怀结合最完美的地方。精彩的阐述，见乔治·莫瑟，“空中骑士与征战光环”，收罗伯特·欣德、海伦·沃森（编），《战争：残忍然而必须？机构暴力根基谈》（伦敦，1995），页132—142。飞行员无一例外都是志愿兵，他们训练有素。空军的崇高地位和声望意味着他们有很好的晋升和受勋获奖的机会。官兵间的关系也要较其他军种融洽，集体认同感也强。战友间依赖度尤其大，比起步兵间关系更密切，也更易于识别，所以集体荣誉感尤其强。在空军基地，就像生活在一群宿营的大孩子中间。恶作剧，狂饮作乐，拿啤酒洗胃、灌肠，抛扔家具，那是这帮“大男孩”凯旋后在兴高采烈地庆祝。空军阿索尔·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伦少校，《飞行员小伙子们》（伦敦，1942），页110—114。
空战很受士兵的欢迎。二战中美国有过调查，结果发现四分之三的战机驾驶员愿意继续征战，而步兵的数字只有五分之二。同是飞行任务，与“人”关系越大，愿意执行的人比例越高（二战中曾有人问美军飞行员：“如果可以重新来过，你还会选择空战吗？”有93％的战机驾驶员答“是”，轻型轰炸机驾驶员为91％，中型轰炸机81％，重型轰炸机只有70％）。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33及335。问及的飞行员，驾驶重型轰炸机、中型轰炸机、轻型轰炸机和战斗机的分别为351、242、200和654人。有名轻型轰炸机驾驶员说“看到地上的人四散跑开”，不免觉得“好笑”，但“看到古城被我轰炸后满目创痍的样子，不禁神伤”。空军哈罗德·普赖斯少尉，“日记”，收布瑞亚坦·格林豪斯（编），《执拗者说：加拿大两飞行员一战日记》（渥太华，1987），页250，1917年12月17日条。空中猎手乐于“潜近”目标。詹姆士·麦卡登在击中一名德国佬后说：
我想，这是我最成功的一次。悄悄追踪猎物，再圆满地干掉他，此时的成就感无法形容。詹姆斯·麦卡登，《怒飞》，1918年首版（伦敦，1930），页203。但他也承认看到尸体时，不免感到“非常非常遗憾”。他更愿意在“德国佬的家园”作战，那样看不见“结果”。
罗德里克·克里斯霍姆是二战时英国皇家空军的夜机驾驶员。1941年3月13日，他击落了两架敌机。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