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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及维克托·里基茨，“从军记”，页3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A。特纳，“总攻时刻”，页51，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对狙击的不满，在官方档案中也有记载。弗兰克·珀西·克罗热人很冷峻，却也忍受不了狙击的残忍。在其回忆录《都是我杀的》（1937）中，克罗热讲自己曾在非洲西南、西部和中部有过一段惬意的狩猎时光，却尽量回避以人为猎物的情况：“这事不太体面。没多久我就不干了。孤傲冷淡、一心算计、谋杀手无寸铁的人，在我看来实在太残忍。”在他看来，这样的反应再正常不过：只有“变态”才会快意于如此“冷血”的杀人方式。当然，他知道狙击手在部队中的重要性，所以在评论时尽量就事论事，不带感情，怕手下的冷枪手会“感染”上道德的悬疑。战争进行到后来，他也承认，在用18磅野战炮狙击坦克时，他
挺乐意。那感觉不同。如果是狙击一个人，他至此并没有伤害你，可透过望远镜瞄准具，他似乎就在近前，伸手就可以摸到。那种罪感和良心所受的谴责，在狙击坦克时荡然无存。陆军弗兰克·克罗热准将，《都是我杀的》（伦敦，1937），页101—104。
比尔·霍威尔也是名狙击手，曾在卢斯服役。对别的士兵为什么特别厌恶狙击手，他有自己的看法：
其他士兵讨厌我们，军官也讨厌我们。但他们没法把我们调走，因为打仗离不开我们。麻烦就在我们得透过观察孔瞄准几个小时，确保万无一失才会开枪。其他士兵开火得有上面的命令，就我们不。一抠扳机，德国人就知道遭到了狙击，防区里的东西就都丢下不要了。我们当然不会在那儿多呆，而是一得手就走，一刻也不多停留，而其他士兵还得留下来打扫战场。
营部里绝大多数其他士兵对狙击手都不友好，所以狙击手通常都单独行事，也不用干部队里的杂事。《狙击、侦察及巡逻》（奥尔德肖特，出版年份不明），页10—11及陆军N。阿姆斯特朗中校，《野战技巧、狙击枪法及情报工作》，第5版（奥尔德肖特，1942），页ⅩⅢ。
在士兵的信件和日记中都留下了有关肉搏、狙击和空战的“可怖传奇”。“可怕的传奇故事”来自陆军罗兰·欧文中尉，“家书集”，致父母书，1914年9月3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亨利·科特尼，“书信集”，从萨洛尼卡致姊书，1916年11月26日，编号8/147，伯明翰大学图书馆藏及陆军杰弗里·波勒德上尉致休斯太太书，1914年10月19日，收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219—220。这些战争神话之所以吸引人，大半是因为包含了贴身近战、骑士做派和打斗技巧的内容。想象自己是在为光荣而战，就像几个世纪前的游侠骑士那样，对战士心中的自豪和快感至关重要。到了现代，杀戮已变得彼此不通姓名，卑鄙、乏味；战士们也只得靠编织神话来唤起对敌人的尊敬和怜悯，一边还得极度忠诚于杀人的事业。如果不能扮演武士角色，那种失望（甚至是恐惧）有时会让他们怀疑自己不是在“打仗”，而是在进行“血腥的屠杀”。尽管有幻灭，但两人决斗的神话、骑士游侠的风采和行家里手的技术，几个世纪以来仍是那么吸引人。一句话，为了消弭无端暴力带来的恐惧，就不能没有骑士；为了更替盲目的困惑，不能没有近战；为了驱逐麻木的单调，就不能没有技术。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1
对准、挡开，收枪、猛刺！
让敌人知道你的可怕！
喊吧！叫吧！任激情肆溢！
小心！佯退！哥儿们……冲啊！
肖恩·奥利厄里，“刺刀”，1941肖恩·奥利厄里，“刺刀”，收奥利厄里，《甘松香和刺刀：前线诗行》（墨尔本，1941），页21。
从理查德（“里克”）·爱德华·马克斯写给他母亲和姐姐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训练营到越南的转变。“今天是到帕里斯岛的第二个晚上，”他在1964年11月14日的信中写道，“不夸张地说，海军陆战队完全可以说自己是‘最好的’。他们的训练，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强度都绝对是最大的，大到你不能想象。”但不久他就发现，真正到了战场上，训练的内容几乎帮不了什么忙，生死关头它根本就没有用：在发出第一封家信15个月后，他就牺牲了，年仅19岁。
马克斯生前的家信记录了他每天的安排：他和战友反复吟唱“姑娘非我所求/此心只系M14”；训练场上，教官冲他“直吼”；上课内容五花八门，“从被共党抓住该怎么办到海军陆战队光荣历史应有尽有”；此外还有没完没了的拉练、有关同性恋的讲座（“这种人都该枪毙”）和教授M14全自动步枪和45毫米口径左轮手枪使用方法的课程。他也没忘告诉母亲，“世上最可怕的武器”乃是“操步枪的海军陆战队员”，尽管挥舞这些武器的不过是些“跟我一般大的孩子”。但他们不会永远是孩子。没过多久，马克斯便发现自己脸上的毛多了，头发少了，声音变低沉了，人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尽管有这些变化，他还是安慰家里人，自己还是“他们的”马克斯：没错，他也过献殿节，有问题也可以找拉比；没错，他和战友相处愉快，同志情深；可更不会错的是，他也会想妈妈、姐姐。
训练科目有的他特别喜欢，比如刺刀练习。在12月1日的信中他写到：
今天我们上了第一节刺刀课——这东西杀起人来可不含糊——离开训练场时我们都喝（原文如此）得要命——每个人想法都一样，就像刚拿到新玩具的小孩，想急于上手。这也逐渐成了我们对待战争的态度——总急着试一试。
离上战场还远，他已经急不可耐，不想再训了。“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营是最艰苦、最难捱的，”他写到。“开始两周他们会把你练垮，让你觉得自己还不如沟里的蛇。在接下来的8—10周里他们开始按陆战队的要求重塑你。”他说自己一天到晚都生活在“持久的惊慌与恐惧中”。
1965年5月，18岁的马克斯已是驻越美军某60型机关枪队的运弹兵。“我特别害怕，这我并不讳言，”他结巴着说，且他已经开始担心退伍后怎么重新适应普通人的生活了。19岁生日那天，他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观已和原来的不一样了：“生命变得不值钱了，哪怕你杀了个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得主也没什么稀奇的——这不过是你的职责所系，”他说，而且也承认这种麻木“让他十分恐惧，那感觉还不如自己被杀呢”。不久他发现，打仗不是战争的全部，而他又极其不愿做“和平队员”。有官员认为应派受过“残杀”训练的海军陆战队员去保护越南平民，可他对此不屑一顾。他最高兴的就是拿枪清点“战果”的时刻。
马克斯死于1966年2月14日。在他一年前立下的“遗嘱”中，没忘告诉家人自己“一直想上阵拼杀”。他希望下葬时能穿着陆战队的制服。他的遗言很简单：“妈、苏，还有南，我爱你们，想你们好好活下去，每天都开心，而且为我骄傲。深爱你们的，里克。”列兵理查德·马可斯，《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理查德·E。马可斯的信》（费城，1967），页7—13，17，22，26，29—30，77，85，136，183—184。
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要把里克·马克斯这样的新兵培养成合格的战士并非易事。直至一战前，以煽动和控制国家许可的暴力行为为专长的职业军队，一直不以激发士兵的杀戮心为难事，认为不用花很大气力就可以做到。从1916年起，由于大量招募新兵，再加上新技术投入战争，使军方不敢大意。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化学和工程学关于上述学科与战争的关系，见埃弗雷特·门德尔松、梅里特·史密斯、彼德·维恩加特（编），《科技和军事》，2卷（多特雷希特，1988）及劳伦斯·拉迪恩，《驾驭军队：美国陆军的社会控制》（康涅狄格，1977），页89—90。——的发展和应用使战士的主动性有所减退，官兵的“杀劲”也有所消退，而在以前这被视为胜利的必备条件。战场上再也没有本能的进攻欲可以凭借：军事训练也得适应新兵的“平民”特点。靠刺刀操练和大强度训练来激发士兵杀人欲的老方法，一时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如何既刺激士兵的进攻欲，又把他们培养成（用桑赫斯特皇家陆军学院一名教官的话说就是）陆军W。雪利中校，《战之要者：士气》（伦敦，1916），页23。“会思考的刺刀”，成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而这似乎得由心理学来解决。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2
训 练 备 战
军事训练的目的是使受训的平民成为合格的战士。这不是仅靠教他们辨认来复枪、布伦枪或手榴弹的不同部件就可以的：还得教他们军队最重要的一些东西，包括吃苦耐劳、机警灵活、效忠国家、遵守纪律等。“基本训练原则：本土部队总司令给预备师司令官和训练部队指挥官的训练指示”，1944年5月25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839。打仗跟“理论的东西，像纯数学、纯科学，或纯的任何东西”不同，它总是靠人和训练来完成，《澳大利亚军报》的编辑1956年时评论说。他们的口号是“玩转武器”。“丛林属于我们”，《澳大利亚军报》，85期（1956年5月），页5及陆军J。兰特里中校，“把武器玩转：首长训练为人忽视的一些方面”，《澳大利亚军报》，202期（1966年3月），页3—13。另见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6及陆军W。雪利中校，《战之要者：士气》（伦敦，1916），页23。此外，还要训练士兵本能地服从命令：开枪、拼刺刀、扔手榴弹，都应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G。霍尔，“士气在战时及战后”，《心理学报》，15期（1918），页369；阿瑟·恩普瑞，《首应：派驻柏林》（纽约，1918），页91；约翰·麦克迪，《士气的构造》（剑桥，1943），页39。理想的士兵应是像第14皇家威尔士军的一个年轻人那样，像阅兵时那样把刀刺进德国兵的胸膛，同时嘴里还下意识地喊：“刺，收，准备防御！”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187。当时的观点认为，这些习惯会变得“根深蒂固”，即使在战场上“被激怒或惊吓时也能表现出来”。《战士心理》，第2版（华盛顿特区，1944），页267。毕竟，杀戮欲和愤恨感都会起负面作用，让人在射击时不免发抖。 《战士心理》，第2版（华盛顿特区，1944），页267。军事心理学要求把士兵训练成“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者”，只想着不是杀人就是被杀，只有这样才能出生入死，心理却不受伤害。亨利·布罗辛，“惊慌及应对”，《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0期（1943—1944年），页58。另见R。阿伦费尔特，“军队精神病学”，收阿瑟·麦克诺尔提爵士、W。梅勒（编），《据英加澳新印官方医疗史得出的二战主要医务教训》（伦敦，1968），页190及G。霍尔，“士气在战时及战后”，《心理学报》，15期（1918），页369。
三次战争中，都有前线军官质疑训练的效果。首先争论的是训练的性质。它似乎总是缺少计划，只是心血来潮的产物。事实也是，直至1918年7月艾弗·迈克瑟爵士被任命为监察长，英军训练方法不一的局面才有改观。此前的训练重点是操练和体能，具体方法由各部队自行决定。纵使统一了训练科目，距离战斗要求仍有差距。再加上这时危机不断，终于使上阵新兵的准备越来越差。举例来说，1942年9月派往第八军第五十师的860名援兵，只有四分之一曾打过实弹，有7人从未用过步枪，9人从未用过布伦式轻机枪，131人从没扔过实弹，138人从未使用过45毫米口径的汤姆逊冲锋枪。陆军J。尼科尔斯少将，“后援部队训练状况”，1942年9月21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01/2590。类似判断布尔战争时也有过，即每15人中有14人无法精准射击：见亨利·塞顿卡尔，《武装动员1900—1901》（伦敦，1902），页200—201。
更糟的是，大家终于意识到无论训练有多么充分，大部分士兵还是不具备作战能力。对于志愿兵、强征兵，甚至缺乏“进攻欲”的正规军，再多操练也没有用。一战时一般观点认为，只有一成士兵称得上勇敢，一营军官，“日伊冯希之战一瞥”，《布热甘泽》，1卷1期（1916年5月），页3。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