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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实也是这样，二战后应获军功章的人中只有三分之一领取了奖章：只有女兵和领航员，也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实际作战的人，才对收集这些纪念品稍有兴趣。没有领取奖章的男兵中，大多是嫌太麻烦（41％），要不就认为奖章纯属浪费或根本不值钱（分别占20％和17％）。领取奖章的人大多也仅以“是应得的”或“留个纪念”作为理由。只有16％的人承认自己是“真正想要”。莱斯利·威尔金斯，《社会调查：战斗勋章的需求预测》（伦敦，1949），页3，14及17—19。接受采访的人中，没有领取奖章的有560人，领了的有1149人。
对军功章缺乏兴趣，部分是用平民价值观来衡量战争的结果：许多士兵都认为所谓英雄就是杀人最多的人——而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事。事实也是，到一战的时候，军功章越来越少地授给救死扶伤的战士，而更多的是给了杀人无数的士兵。加拿大战争档案局1918年关于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报告甚至毫不隐讳地讲“英勇行为不应只得到精神奖励，同样要给予物质奖励；壮举的背后是军人，不是人道的职责”。加拿大战争档案局，《从1915年4月23日到1918年3月30日共有三十名加拿大人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伦敦，1918），页6。
当然也广有传言说“杀伤最多的人并不总是最好的士兵”，“步兵负责人关于当前战争步兵额外支出的备忘录”，1945年，页2，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0924。也有人表示担忧，质疑是否应该鼓励“浸透了冷酷、残忍的政治、宗教观念的杀人狂”，这是第14军司令1945年的原话。“步兵照会”，14军司令作，1945年，页3，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0924。能为士兵带来奖章的行为一般都是应受指责的。野蛮和英雄间的微妙关系受到了士兵的关注，在他们眼里，所谓“英雄”是野蛮、不可靠的。例见迈克尔·黑尔，《战地直击》（伦敦，1978），页14及罗杰·利托，“兄弟情深和战场表现”，收莫里斯·詹诺维支（编），《军队新貌：组织变动》（纽约，1964），页205。有位越战中自封的“英雄”也承认：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5
我真不是个东西。竟也把他妈的人头放在柱子上。也留他妈的纸条给那帮混账。也挖他妈的破坟。我什么都管不了了。你知道的，我其实想——。他们想要英雄，我就给他们。他们要统计尸体，就给他们数字。无名越战老兵，引自乔纳森·谢，《越战泥潭：精神创伤以及性格崩溃》（纽约，1994），页83。另见D。丹尼斯，《日复一日：越南日记》（圣卢西亚，1992），页16及吉米·罗伯森，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60。
布赖恩·沙利文对自己被提名获得银星奖章举棋不定，这在他1969年3月2日写给妻子的信中可以看出来，不过他的语气要微妙得多：
要说不高兴那是假的。我不仅高兴，也骄傲，但只是在内心深处。我的良心却不愿意，战争根本就不该开始。布赖恩·沙利文，引自伯纳德·埃德尔曼（编），《亲爱的美利坚：越战家书集》（纽约，1985），页132，与妻书，1969年3月2日。
越战老兵兼诗人切特·佩德森在“荒地”中倾注了大量感情，在诗中他起誓
……他们
不能再凭
一块光荣榜
或把奖章
别在我胸前
就把我打发
那些军功
最好也不过
被人们憎恨。切特·佩德森，“荒地”，收J。托普汉（编），《越战文选》，修订增补本（费城，1990），页100。
以杀人效率为颁发军功章的依据，有人认为既不公平，也不适宜。因为这样的话，只有让手下无谓牺牲的军官才会受到奖赏。有一位士兵回忆二战中某次进攻毫无意义，却使数名海军陆战队员送了命：
哼，没准又是哪个该死的军官想奖章想疯了才这么命令的，而我们的伙计得为此赔上性命。当官的领了军功章，回国成了大英雄。英雄，见鬼；让手下人送命算不得英雄。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96。另见布鲁斯·阿奈洛，收印度支那课程组（编），《前线：越南士兵文集》（马萨诸塞，1975），页7，1968年2月15日日记条。
军功章不过是“爱慕虚荣的军人自尊的打气筒、升职的快车道”，丹尼斯·基钦嘲讽道，虽是美国嘉奖勋章的得主，他却不以此为傲。丹尼斯·吉钦，《征战宝瓶宫：一美国步兵越战期间柬埔寨边境战记》（北卡罗来纳，1994），页46及无名士兵的访谈，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327。“英雄”是“一个贬义词”，用来“指任何不顾后果、损害部队利益的士兵。对热切盼望与敌人交火的士兵，应尽量避免与其一同巡逻，”某军队社会学家在1970年时评论道。查尔斯·莫斯考斯，《服役美军》（纽约，1970），页154—155。一名朝鲜战争老兵说得好：
所谓英雄，就是总使他人处于不必要的险境，把自己放在首位（如果他心里还有别人的话），战友永远排在第二位。“要么不打、要打一起打”的劝诫总是被他抛诸脑后。罗杰·利托，“兄弟情深和战场表现”，收莫里斯·詹诺维支（编），《军队新貌：组织变动》（纽约，1964），页205。
突击队员在军中地位虽高（主要是他们自我宣传做的比较好），但多数士兵总是小心以待。据1941年一份关于挑选特种部队队员（突击队员）的报告透露，相当一部分志愿士兵抵达营地时并不知情，等弄清原委后立刻要求返回所在部队。1941年初招募的250人中，有82人要求立即返回原部。该项目负责人E。赫伯特上校致指挥官等的信，1941年4月23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1849。
公平的问题也不容回避。奖章的颁发很不平均，奖励的常是混战中的无心之举，而非有意的英勇行为。三次战争的例子分别见威廉·曼彻斯特，《告别黑暗：太平洋战争回忆录》（波士顿，1980），页141；W。希普韦，“一战回忆”，页23—2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理查德·福特三世，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42—43。不是因为勇敢，而是由于不知所措和恐慌而不期成为英雄，这样的笑话是军队幽默的主要内容：见美国战争部陆军勤务部队特别勤务师，《士兵表演、集结待命区域及运输娱乐指南，包括灯火管制、独幕剧、谜语、模仿诗文和游戏》（华盛顿特区，1944），页8。只要“在那儿”就能拿到奖章，而不必有任何特别举动。斯科特·希金斯，引自艾尔·桑托利，《生命的全部：三十三越战老兵口述实录》（纽约，1981），页95。黑人士兵受嘉奖的比例尤其低。一位随军医生在给《乌贼》杂志的信中写到：“我认识的一个黑人兄弟，冲越共党人打了两大梭子60型机关枪，使许多战友死里逃生，而所得只是被拍了肩膀以示鼓励。在场的一个白人却得到了银星奖章，并被提升为中士。”无名军医信，刊《乌贼》并引自威廉·金，“‘我们的越南小子’：黑人媒体作为美国黑人在东南亚经验的源泉”，《越南一代》，1卷2期（1989年春季），页104。类似的轻蔑举动，虽没有这么严重，也曾在澳大利亚部队发生过，因为对他们的嘉奖是由英国负责的。直到1966年开始颁发越南服役军功章，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澳大利亚人》的一位编辑在1966年1月17日写道：
向完全自主作战的澳大利亚军队颁发英国一般勤务勋章的决定难以服人。这表明当局希望回复到大英帝国的时代，表明他们对英联邦架构的不尊重，表明以布林普上校［20世纪英国漫画家戴维·洛爵士笔下人物，为一退役军官，矮胖、自负，对新思想深恶痛绝，后成为老顽固、反动分子的代名词——译注］为代表的想法仍然得势，仍有人认为澳大利亚军队仍就是英国军队殖民时代的附属。《澳大利亚人》，1966年1月17日。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6
英雄举动一般并不出自勇敢、刚毅、自主之人，而经常是处于绝境者的背水一战。一战中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获得者、年方19的中尉格雷厄姆曾这么说：
我当时别无他想。要不怎么办，“逃”？我从没想过。那可得有点勇气才行。“坚守岗位？”我倒是坚守了（我的枪），这才保住了小命。除此以外，我手头没其他东西了。说实话，要是没枪，我准保临阵脱逃。陆军格雷厄姆中尉，引自埃德蒙·坎德勒，《勇武年代》（伦敦，1916），页265。另见（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弗朗西斯·格伦费尔致其双胞胎兄弟的信，引自约翰·巴肯，《弗朗西斯和里弗斯代尔·格伦费尔》（伦敦，1920），页200—201。
据信，胆小者的“一时大意”与传奇英雄的“心血来潮”并无太大不同。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页375，1919年2月18日。推荐信本身就贬低了“实际”战斗体验，因为这些信必须用（借用罗兰·菲尔丁上校的话）“廉价惊险小说般浮华的词句写成”，再就是“满腔热情‘给百合花上色’般的文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说服远离前线的当权者授予奖章。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页161及316，1917年2月27日及1918年9月17日。另见盖伊·查普曼，《无度挥霍：自传断片》，1933年首版（纽约，1966），页266及罗伯特·莱卡赫曼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67。参加过越战的罗伯特·E。霍尔科姆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奖章因何而得。罗伯特·霍尔科姆，引自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22。与本章开始的罗伊·贝纳维德兹一同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谢尔曼·普拉特曾说过：
每一人得军功章，可能就有五六个人本该得，却没人给他们写推荐信。指挥官要先听取事迹汇报，之后才能写信推荐。但有很多英雄壮举发生时都没人在场。指挥官也可能因要指挥作战而根本无暇写信举荐。要不就是等他们有时间了，目击者已经不在了。谢尔曼·普拉特，其访谈见鲁迪·托默迪，《没有号角，也没有战鼓：朝鲜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3），页145。
越战时，军功章更不值钱。超过四分之一的男兵（和6％的女兵）都被授予了战斗勋章。理查德·库尔卡等，《精神创伤及越战一代：全美越战老兵调适研究成果报告》（纽约，1990），页26。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7
正如前面提到的，连军方也头疼英雄。他们不听“卧倒”的命令，总是“特别兴奋”，起身就往前冲，就像乔治·威尔逊描述自己在一战时是如何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那样。乔治·威尔逊，引自亨利·拉尼尔，《勇敢书：愈加勇武的真实故事》（伦敦，1918），页264—265。备受赞誉的“尚武之邦”如爱尔兰人常因此被人诟病：其人喜怒无常，冲动鲁莽，防御时根本派不上用场。诺曼·科普伦，《心理学和士兵》（伦敦，1942），页59—60；泰伦斯·丹曼，《爱尔兰无名士兵：（爱尔兰）第16师在一次大战中，1914—1918》（都柏林，1992），页75；艾米·格兰特，《善恶对决：一战书信集》（波士顿，1930），页91—92；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152；陆军F。希区考克上尉，《“戒备”：战壕纪事1915—1918》（伦敦，1937），页8；弗雷德里克·基灵，《基灵书信回忆集》（伦敦，1918），页260；汤姆·凯托，《战法》（伦敦，1917），页169；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30及99；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21，59及63；陆军爱德华·迈纳克少校，《个人日记》（伦敦，1996），页196；托马斯·马林，“‘爱尔兰佬’迈纳克：被人遗忘的王牌驾驶员”，《爱尔兰军刀》，10卷39期（1971年冬季），页77；库思伯格·斯珀灵，“英国人性格的秘密”，《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638；史蒂芬·斯泰普顿，“战壕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