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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这种爱意可能非常露骨，甚至不排除肌肤之亲，杰克·斯特拉汉就写过一首诗，讲与他同在越南服役的一个机枪手：
有如此良伴，吾人可常摩挲。
他人或笑你我，不过出于妒忌，
你我爱或抚摩，还能以笑还之，
当我们快意时；或说笑或开怀，
在南亚雨季，谑你我不同而搞同。
他健美的身躯，满是自豪阳光；
举止潇洒温和轻柔；他的优雅，
令我绝倒，看他毫不拖泥带水
机警地瞄准，子弹平滑急速地
从那致命的枪管里呼啸而出。杰克·斯特拉汉，“机枪手”，收杰克·斯特拉汉、彼得·霍伦贝克、R。巴思（编），《越南文选：均衡视角》（费城，1985），页30。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3
军方也刻意推介多种形式的关爱。士兵们被要求像待自己的独子独女那样小心摆弄手中的步枪。“给三军的一些建议”，收“T。F。N”，《人事行政副官关于训练的一些有益建议》（诺里奇，1918），页19。《战壕里传出的歌声》（1914）督促他们要
爱手中的枪——既然你没有女人——
她能救你的性命，在那该死的战壕——
正是，挽救你的性命于战壕中。陆军C。布莱科尔上尉，《战壕里传出的歌声》（伦敦，1915），页16。
“给炮兵的忠告”（1933）充满了睿智，指出枪炮如女人，应一般对待。“给炮兵的忠告”，收A。索本，《业余炮兵：一名业余士兵随皇家野战炮兵部队在法国、萨洛尼卡和巴勒斯坦的奇遇》（利物浦，1933），页152—153。男人应该“爱抚”他们的武器，给之以“母亲般的关爱”。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87及理查德·特莱加斯基斯，《瓜达卡纳日记》（纽约，1943），页15。武器可以同时是他/她们的阴茎/蒂。类似“这是我的枪，/这是我的炮；/我拿它们去打仗，/它们给我以欢笑”的吟唱在无数二战、越战期间的回忆录中都有提及，并且被像《全金属外壳》（1987）这样的电影所神化。影片中海军陆战队一中士告诉手下，步枪是“你们惟一能上手的女人……你们算是和它拜了堂，这个铁和木头做成的东西，而且你们必须对它忠诚！”朗·科维奇，《生于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尔兹伯里，1990），页69；斯坦利·库布里克，《全金属外壳》，1987年，电影；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10。
相比人和武器的关系，鼓励官兵间的兄弟情谊更为重要。美国陆军战斗学院的哈里·萨默斯上校曾说过，“不会关爱别人的人当不了指挥官”。陆军哈里·萨默斯上校，引自理查德·加布里埃尔，《疆场苦痛：现代战争于人精神之影响》（纽约，1988），页162。这种关爱主要体现为长辈对晚辈的关怀。军方很清楚，父亲在促使其子女杀敌的问题上有很大的影响——士兵们不是经常承认，他们参军是效仿父亲吗，例见乔治·亨特，《珊瑚正高》（纽约，1946），页30。而且在实际打仗时父亲形象不是经常出现，给士兵以支持和抚慰吗？例见塞西尔·考克斯，“些许一战经历”，页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为了重现这种关系，军方在言语上极力营造象征性的亲情作为这种父子关系的替代。而且不只是父亲，连母亲的形象也一并被重塑了。一战期间，英军指挥官得到建议，要他们扮演“引路人、哲学家、父亲、母亲、保姆”的多重角色。有军官受表扬，因为他近似“一位疲惫已极却仍井井有条的母亲，照看着一大家子”。盖伊·查普曼，《无度挥霍：自传断片》，1933年首版（纽约，1966），页131及陆军W。罗斯中校，“本土训练”，《澳大利亚军报》，7期（1916年1月），页248。另见陆军J。梅瑞韦瑟中校、弗雷德里克·史密斯爵士，《印军在法国》（伦敦，1917），页471。二战中，基于性别的隐喻依然复杂：军官不仅要“生产”炮兵连，还要“抚养”战士。“指挥官”（陆军L。伯德少校），“炮兵连的诞生”，收《打他们》，1卷1期（1939年12月），页6及诺曼·科普伦，《心理学和士兵》（伦敦，1942），页75—76。另见陆军威廉·莱恩上校，“士气和领导才能”，《加拿大陆军军报》，6卷1期（1952年4月），页251。在《心理学与士兵》（1942）一书中，诺曼·科普伦建议军官们扮演类似父亲的角色。开始进攻前，对待士兵要像父亲待孩子，要依次呼喊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并确保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受到了特别的注意。诺曼·科普伦，《心理学和士兵》（伦敦，1942），页75—76。一位参加过越战的军官这样来描述：
我成了母鸡了。不停地喊“来，别怕，过来，对，到这儿来，来，过来。趴下。好……”我看着其他五个人，就好像他们都是我的孩子。无名越战老兵，引自乔纳森·谢，《越战泥潭：精神创伤以及性格崩溃》（纽约，1994），页49。
罗伊·R。格林克和约翰·P。斯皮格尔仔细研究了这一现象并写作了《千钧重担》（1945）一书。据他们说，要想士兵战斗力充沛，就得给他们以无边的父爱。他们认为，士兵满足父亲心愿、使其高兴的行为多是无意识的，是建立在其早年获得的大量关爱的基础上的。在这一心理认同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认同的这一方应得到某种保证，即能够行使相当权力的被认同方会赞许他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顺从另一方意志的欲望几乎不可遏制。这里的“父亲”必须强大、果敢、有才，这样他的“孩子”才有安全感。“父亲”须有良好的判断力，而且应“公平、不带偏见”，赏罚分明，奖惩得当。只要士兵对集体有感情并认同其理念，就不会有担心，而可以奋勇杀敌却没有任何良心的不安。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39—40，46—48及122—126。这是由于这种家庭观念的成功构建，二战的意大利战役期间有一名士兵在被调往另一部队时才会觉得自己成了“弃儿……与家人失散，孤单寂寞”。无名美国士兵，引自阿尔弗雷德·路德维希，“长期作战士兵中的神经官能症”，《门宁格诊所公报》，11卷1期（1947年1月），页18。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4
“爱你的敌人”
对家庭纽带的强调可以走得更远。奥斯卡·王尔德的《囚歌》（1896）、艾贝尔·查普曼的《关于游猎》（1908）、W。R。D。费尔拜恩的《从本能到自我》（1937）和伊莱·萨根的《同类相食》（1974）都提出：人“爱什么才杀什么”。查普曼和费尔拜恩还用打猎的比喻来解释这种爱恨交叠的现象。查普曼说过，狩猎爱好者“爱他们的猎物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30年后，费尔拜恩指出，“猎狐人杀狐也爱狐”的现象可以对我们解答“人为什么会对战争意兴盎然”的问题以启发。艾贝尔·查普曼，《关于游猎：在英属东非打野物并研究鸟类》（伦敦，1908），页302；W。费尔拜恩，“武器和孩子”，《从本能到自我：W。R。D。费尔拜恩论文选——卷二：应用和早期的贡献》（新泽西，1937），页329，首刊《利物浦季刊》，5卷1期（1937年1月）；伊莱·萨根，《同类相食：人类的侵略心及其文化表现》（纽约，1974），页68—69及80；奥斯卡·王尔德，《囚歌》（伦敦，1896）。另见R。马尼基勒尔，“战争走向：从心理学切入”，《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16卷3期（1937）；页230—231。宗教界人士认可了这些隐喻，并常常以此劝诫世人，在杀戮时莫忘记要爱自己的敌人。详见第9章“随军教士”。
多数士兵觉得这不可思议。一战中，一名美国军官在日记里写道：“爱你的敌人！我可没法在杀他们的同时又爱他们。我其实不恨他们，这我承认，可要我爱他们！不可能，我做不到。”无名美国军官日记，年份不详，9月18日，收艾米·格兰特，《善恶对决：一战书信集》（波士顿，1930），页196。虽然不至于“爱”，许多战士还是惊奇地发现自己竟对敌人怀有感情。詹姆斯·扬中校在其1915年7月13日的日记中也承认，战争“太奇怪了”：陆军詹姆斯·扬中校，《随第52（低地）师转战三大洲》（爱丁堡，1920），页11，1915年7月13日日记。
一方面，我们同时拥有极度的憎感和不羁的爱意。与生俱来的癫狂至今仍在我们心灵深处潜藏。另一方面，无私的奉献、精神的纯净我们也都具备，即使是对我们欲除之而后快的敌人。这表明内心深处仍有上帝的恩典在，使我们的灵魂不致彻底堕落。
或者就如一战中一名步枪手所说：在“战斗进入白热状态时”，双方的士兵杀起人来“不问青红皂白，也无怜悯之心”，但战斗一结束，“敌意”立刻就被忘记，对待俘虏也“像待我们自己人一样”。赫伯特·麦克布赖德，《步枪手从军》（北卡罗来纳，1935），页209。另见罗伯特·布莱肯，《解剖刀、刺刀和担架：四十载劳逸》（伦敦，1931），页255。作战双方可以互相残杀，但如对方受伤也同样会给他烟抽，如阵亡也同样会予以哀荣。海克特·伯莱索，《战事报告：一战机驾驶员的故事》（伦敦，1943），页47及科林兹比·道森，《战壕荣光》（伦敦，1918），页13。战士们“从死去的敌兵身上搜集纪念品的认真劲一点不亚于出征前对自己的女友”，在1938年英国心理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有研究人员指出。W。费尔拜恩，“侵略不可克服吗？”，《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18卷2期（1940），页166—167。即使是闻尸味，在有些士兵也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亨利·科特利，“书信集”，从萨洛尼卡致姊书，1916年10月15日，编号8/139，伯明翰大学图书馆藏。对战士来说，敌人有一种“磁力”。比如一战时，战机驾驶员塞西尔·刘易斯就注意到，战士对敌人的“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但其对敌人的尊敬之情却无可怀疑。他还注意到：
此外，就像每一个战士都知道的，两人如果棋逢对手，那一定会相互吸引。一次我和一架敌军侦察机在三英里的高空周旋，就有亲身感受。我在空中盘旋、转圈，留心看他怎么飞，感受他的飞机的力量与速度，看着他在五十码开外的地方也在审视我，心里在盘算，等候机会出现。我俩都很小心，也紧张，准备施展技艺，给对方以最后的致命一击。假如对方被打中了，驾机在烟火中下坠，那他必将领受英雄般荣光的谢幕。多么勇敢的战士啊！死去的差点就是我。塞西尔·刘易斯，《人马座将起》（伦敦，1936），页45—46。
对手间的相互爱慕在象征层面也有体现。曾有人把用刺刀杀人比作“送对方回家”，且常有士兵声称自己曾看见两具尸体相拥在一起，手中的刺刀都深插在对方体内。列兵安东尼·布伦南，“日记”，1916年7月1日条，页1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邓肯上尉的信件，引自《前线来信：（加拿大商业）银行官员在一战中所起作用之记录，卷一》（多伦多，1920），页16；“G。G。A”，“刺刀之于马上步枪手”，《陆军评论》，5卷1期（1913年7月），页86—87；艾恩·艾德里斯，《沙漠纵队：一澳大利亚骑兵在加利波利、西奈和巴勒斯坦的战地日记》（悉尼，1932），页57，1915年9月条；锡德·肯普，“追念：西肯特皇家第六军团在1914—1916”，页31，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弗朗西斯·劳，《一人持枪：两次大战回忆录》（伦敦，1983），页58。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5
与这种几近荒诞的残忍不同，前线士兵对敌人竟是模棱两可的态度。正如上文中斯托弗的数据所显示的，没有征战经历的士兵比真正的战士更恨敌人，留在本土的士兵比在海外服役的更恨敌人。其他的见解，见陆军H。洛根上尉，“当前的军事训练”，《陆军季刊》，6卷（1923年4月），页72及迪克森·韦克特，《咱们的小伙凯旋时》（马萨诸塞，1944），页488。前线战士对他们的对手一般都心怀尊敬——甚至有类似兄弟般的情愫。关于亲善最到位的论述，见托尼·艾什沃思，《堑壕战1914—1918：互不相扰政策》（伦敦，1980），页24—47。当时对亲善的记述见斯蒂温·斯泰普顿，“战壕之间”，《当代评论》，111卷（1917年1—6月），页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