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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15
作战之人的任务不仅于此，要更严峻、更重要……本能告诉我们，战争并不关乎人际，它射击的是国家间的关系……人的打斗本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应服从于社会本能。时常可见的情况是，对群体的忠诚、加上同样出自本能的对涉险的喜爱，竟可以湮没我们的敌意或恨感。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25—26。
二战时也有类似的讨论，不过重点在不同的人群或“群体”（所以据莫朗勋爵说，英式本能根本就不会“美化仇恨”，因为英国人与群居动物相似，而不同于像狼群的德国社会）。洛德·莫兰，《勇气的解剖》（伦敦，1945），页56—57。
最后一点，仇恨还会减弱战斗的骑士色彩。像骑士一样杀敌意味着避免仇恨对方以及承认对手也有人性。T。皮姆教士、杰弗里·戈登教士，《两位随军牧师发自辟卡迪的日记书信》（伦敦，1917），页23—24。仇恨的缺失使士兵可以“杀敌而无罪感”，用罗伯特·威廉·麦凯纳的话说就是，打仗杀人和谋杀不同，因为前者没有“个人仇恨”牵扯其中。赫伯特·麦克布赖德，《步枪手从军》（北卡罗来纳，1935），页105及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108。骑士风度，或说是“武士精神”就要求上阵杀敌而不带恨意。哈里·布莱克本教士，《西线也有发生：随军牧师纪事》（伦敦，1932），页108—109及G。霍尔，《军心：一举一动的至高标准》（纽约，1920），页67—68。士兵杀敌既然不是因恨而起，而是出于对战友和领袖的爱，那么，最有效的训练手段也要反映这一动机才是。赫伯特·斯皮格尔，“突尼斯战役中的精神病学观察”，《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4卷（1944），页382及赫伯特·斯皮格尔，“精神病学在北非某步兵营”，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22。
正是战斗个体超越仇恨、拥抱关爱和同情的能力才导致了极端暴力的行为。作为对仇恨等负向感情反应的杀戮，并不包含其作为对关爱与友谊等反应时所具有的力量与给人的愉悦。因恨而起杀意易使个性解体、混乱无序；而如能去爱刀下鬼，对杀手本身也是一种升华。爱欲等情感是军方无法控制的。它不同于恨，有一种改变他物的力量，尤能于禁处焕发光彩。这里不行还有别处。
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1
叫他们走，这里没人
告诉他们，除了闲逛
别忘了多巴结我
棚屋里的女人孩子
才是我们的靶子……
她们是我们的真正敌人。
全都得干掉。
沃尔特·麦克唐纳，“与一个叫福克斯的美兵谈话”，1989沃尔特·麦克唐纳，“与一个叫福克斯的美兵谈话”，收威廉·埃尔哈特（编），《不习惯的怜悯：越战中的士兵诗人》（得克萨斯，1989），页102。
“烈性子”卡利在1968年3月的一天杀害了数百名老人、妇女和儿童，却毫不后悔：你说，“打仗除了杀人还能干什么？”他自始至终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小题大做。他刚被指控犯有屠杀罪时，根本就不相信：
我理解不了。不过我一直在想。我就想，会不会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我知道战争是不对的。杀人也不对：这我知道。但我身处战场啊。我是杀了人，可我也知道这么做的至少有上百万人。我一人枯坐着，找不到问题的答案。我回想美莱的村民：他们的尸首，可它们不会管我的。我找到了、肉搏了、杀死了越共分子：这是我那天的任务。我想，那任务应该不会错，不然我是该有悔意的。
威廉·L。卡利中尉的陪审团由六名退伍士兵组成，他被指控触犯了美国军事审判统一法典第118条：“谋杀”。1971年3月底，在听取了百余人的证词后，他被判有罪，被剥夺一切薪金，开除出军队，罚终身监禁并做苦役，罪名是谋杀。
这次屠杀发生在1968年3月16日早上八点刚过，当时美军师第11旅北越连队的105名士兵开进了位于毗邻南中国海、南越东北岸昆嵩省三汀地区的小村宋美（美国人管它叫美莱，并怀疑这里是越共地方部队第48营的驻扎地）。等卡利和他的手下休整好吃午饭的时候，他们已杀害了约500名手无寸铁的平民。短短几个小时内，北越连队的士兵“大施淫威”，鸡奸、强奸妇女，用刀划开她们的阴道，枪挑平民，剥下死人的头皮，在他们的胸膛上刻下“北越连队”的字样以及黑桃A的图案，宰杀牲畜，放火烧屋，无恶不作。在向没有任何抵抗的成群老人、妇女、儿童甚至婴儿扫射时，也有士兵泪满脸庞。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敌军火力；除了哀求，没有任何形式的抵抗。但北越连队的士兵辩解到，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履行职责而已，因为连刚出生的婴儿也可能是越共分子（保罗·米德洛在作证时说，“我当时想，他们可能会有种链子或者细线，只消拉一下就会把我们炸上天”）。屠杀过后，北越连队的士兵一路又烧了好几座村子，直至到了海边，他们脱了衣服就下水冲浪去了。一年后，陆军一等兵迈克尔·伯恩哈特回忆道
连队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没有人去想是非对错的。一年前你要是跟他们讲他们会被审判，甚至会为此搭上后半生，没人会信你。那太难以置信了。
当然，也有士兵惊诧于其所见所为，但“打仗就是打仗”，何况还有别的仗等着他们去打。不管别人怎么想，卡利很清楚，服从命令是天职。要想了解卡利的态度，可以查看他在相当于自传的《尸数》（1971）中的描写。他回忆说，那个血腥的早晨，他遇见丹尼斯·康蒂强迫一位年轻的母亲为他进行口交。卡利斥令康蒂“把你的破裤子提起来”，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得那么高尚。强奸在越南再普通不过了。”他接着写道：
可能有不少女孩宁愿被强奸也要保住性命。那我还像个圣徒似的干吗呢？我们的士兵要是口淫，就算不上是美国兵。因为他做的事和消灭共产主义无关……但我们在美莱的使命本身并没有错。简单说就是“去，灭了它”。还记得圣经里的亚玛力人吗？上帝对扫罗说，“现在你要去……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行杀死。百姓却取了所当灭的物——［这句本不与前句相连，且原文作“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见《旧约》撒母耳记上15：21——译注］”，上帝惩罚了他们。我们的处境也一样：我们不是花钱让士兵来谋私利的。这样的士兵无助于打仗。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108—109。
卡利在回忆录里略去未说的是，他立刻杀了那位母亲和她的孩子：为了执行命令。
这么想的不止卡利一人：美莱大屠杀的所有参与者都声称他们“不过”在执行命令。在开赴美莱前的任务简报会上，亨德森上校曾奚落手下的军官，批评他们此前的糟糕表现、缺乏攻击性，使“男、女、小孩及该地区的其他越共游击队员”得以逃脱。开完简报会，官兵又气又恨。威廉·卡尔文·劳埃德事后回忆说“我们知道，得把村里人全杀了”。罗伯特·韦恩·彭多坦记得，屠杀发生前夜他们在擦拭武器时“说要杀死一切会动的东西。我们都很清楚自己会做什么。”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89—90。
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2
最终报告了这起暴行的人当时并不在场，是传闻使他相信大错已经铸成。屠杀发生一年后，（来自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的直升机门座炮手）朗·赖登奥尔主动做了很多事，以保证军方无法敷衍了事。军方命令陆军威廉·R。皮尔斯中校调查上述指控。屠杀发生两年后，有16名军官和九名现役士兵受到刑事指控，罪名包括玩忽职守和预谋杀人。但除“乖戾的”卡利外，对其他人的指控都因“证据不足”或“为求公正”撤消了，当然，有几人被降了职或剥夺了军功章。最后，只有卡利被判有罪。
卡利是典型的“普通行刑人”，矮矮胖胖，事件发生时只25岁。他生在佛罗里达州南海岸一个较为富足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父亲从事重型建筑设备的买卖）。卡利虽没有一般人聪明，但参军却是个不错的选择。他告诉记者自己是“制造战争恐怖的行家”，而且还想拍一部战争电影，“特别真实、怪诞的那种，要让观众坐不住，看了就想吐”。下面我们会讲到，对于战争中什么是合法行为，很多人有着和他一样的看法，他对敌人的理解也没有什么异乎常人的地方。与米德洛一样，他也认为连婴儿都可能是“敌人”：“老人、妇女、小孩——还有婴儿——他们都是越共分子，至少不出三年都会成为越共分子”，他坚定地说，还有，“在越共妇女体内，可能已经有了上千个小越共。”实际情况是，他基本未因屠戮这些在他眼里无处不在的敌人而受到惩罚。尽管被判终身监禁，通过不断上诉和请求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刑期逐渐减短。在宣判过后两天，尼克松总统放了他，改为把他囚在本宁要塞他的家里。1975年9月10日，卡利被假释，至此被软禁尚不到三年。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8及84；迈克尔·比尔顿、凯文·西姆斯，《在美莱的四小时：战争罪行及其后果》（伦敦，1992）；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理查德·哈默，《审判中尉卡利》（纽约，1971），页161；约瑟夫·莱利维尔德，“一个在宋美拒绝开枪士兵的故事”，《纽约时报杂志》，1969年12月14日，页116；陆军威廉·皮尔斯中将，《美莱调查》（纽约，1979）；“谁该为美莱负责”，《时代》，1971年3月8日，页19。
卡利并不特别“喜欢”杀人，“冷血地”屠戮毫无抵抗能力的百姓就连最卑劣的人也会觉得不太合适。即使这样，在两次世界大战和越战中，暴行仍是一大特点。像1968年3月这天北越连队多数人的暴虐行为，是没法用理性分析的。对其最恶心的追述例见马丁·格申，《杀或被杀：美莱实情》（纽约，1971）。无异于色情文学，充斥着施虐狂、窥淫癖追求轰动的取向，无非是说那天他们这些“双重老兵”（因为他们首先奸淫、然后杀害了当地妇女）在美莱体验的性乐不过是短暂的，且搀有对自己的厌恶，算不得罪恶深重。许多法律、历史层面的分析又总是一笔带过，这对受害者是一种残忍：同情竟在死刑犯（他们“都是人嘛”）而非受害人一边。但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暴行的主使其实符合我们对勇士的一般想象，而抗拒这些暴行的许多士兵倒远非我们可以期待的道义力量，他们的超脱同样是一种残忍。战场不是没有道德律令，不过热心参与是它的惟一形式。
“战争是残暴的”
在20世纪，国际法、法庭裁定、军队条例和道德准则共同阻止了各种针对平民、战犯的有预谋但无意义的屠杀，且（自1944年以来）要求目击了此类行为的士兵向上级报告。目前，战争法已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法律体系，研究者难以记数。最有帮助的有杰弗里·贝斯特，《人与战争：武装冲突国际法的近现代史》（伦敦，1980）；杰弗里·贝斯特，《战争和1945年以来的国际法》（牛津，1995）；理查德·霍姆斯，《论战争和德行》（普林斯顿，1989）；迈克尔·沃尔泽，《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纽约，1977）。越战比较麻烦，因为双方没有正式宣战，而且参战方也不是两支或两支以上可以分得清楚的部队。但从1965年开始，美国政府宣布该战争为一次武装国际冲突，北越军队是敌人，越共是北越交战政府的代理人。自此国际法可以适用。就本章而言，最重要的包括《海牙公约》（1899和1907）、《纽伦堡原则》（1946）和《日内瓦公约》（1949）。根据《海牙公约》，若敌军战斗人员业已“放下武器或不具备任何防卫手段”则不应伤其性命。公约还要求对每一名战俘均应给予“人道的对待”。《纽伦堡原则》第六将杀害或虐待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