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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日本大将，二战期间曾指挥马来亚战役，占领新加坡，后调任菲律宾方面军司令官，战后在马尼拉被处绞刑——译注］大将的案子不已经表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哪怕并非司令官——这里是（美国陆军参谋长）威廉·C。威斯特摩兰上将——本人下的命令，但只要他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我们依然可以追究他的战争罪？讨论详见格文特·卢伊，《美国在越南》（纽约，1978），页239—240及347。威斯特摩兰的辩解见W。威斯特摩兰，《老兵心曲》（纽约，1976），页378—379。 连反战的左翼老兵都认为不该起诉卡利。美军越战罪行公众调查委员会在1970年有力申诉了他们的忧虑，迈克尔·乌尔等老兵表达了退伍军人对起诉的“强烈愤慨”，并抗议士兵在“被迫执行搜索歼地［一种反游击战术——译注］、自由射击区［该地区内任何移动物体都会遭射击或轰炸——译注］、不收战俘、绥靖安抚、易地安置等命令”时竟得“为此负责并遭起诉”的做法。责任当然应该有人承担：被诉的应是“最高民选和军事领导人”，而不是普通战士。迈克尔·乌尔，《越南：一个战士的看法》（威灵顿，1971），页9。
民 众 支 持
在远离战区的美国和澳大利亚，民众在看到“敌军”非战斗人员被杀的报道时，不是否认就是听任。即使美莱惨案的消息充斥报纸头条的时候，许多人仍不愿意承认它是事实。“我们的小伙子不会做出这等事来。这其中肯定另有隐情，”有人说。美国亚拉巴马州州长说，“我不相信美军会故意射杀百姓……这场战争中的所有暴行都是共党犯下的。”爱德华·奥普顿，“这从未发生，再说也是他们活该”，收内维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编），《邪恶的惩罚》（旧金山，1971），页62。也有人虽接受这一事实，却在道德上保持中立。《时代》杂志197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有三分之二的被访者表示在得知屠杀之惨时并未感到难过：“打仗嘛，这样的事情总会发生”，是大多数人的想法。1608人接受了访问：“越南战争：对尼克松的新支持”，《时代》，1970年1月12日，页10—11。晚近一些时候，历史学家也越来越倾向于类似的立场。如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肯尼思·迈多克就认为
战争规则就像交通规则：每一个既诚实也现实的人都知道总有违规的时候，只不过有的司机犯错要更频繁、严重一些，而有的司机绝少违规。
他还说“一国的军队可能有不止一套规章”。比如执行一些秘密行动如“不死鸟”的澳大利亚士兵就不用
按步兵营的那套规矩“开车”，他们的许多作为按后者的标准常常是违法的。但按他们自己的标准就不一定算“超速”。肯尼思·迈多克，“越界？——澳军暴行问题”，收迈多克（编），《越南忆旧》（悉尼，1991），页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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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语句里看不出一点知晓战争法的痕迹——无论是国际法、军法还是道德风尚。
但卡利的定罪（预谋杀人）却引发了完全不同的反应。否认和听任被愤怒所取代。阿肯色、佛罗里达、堪萨斯、密歇根、蒙大拿、怀俄明等州的征兵局成员纷纷辞职以示抗议；全美各州首府纷纷降半旗，退伍军人组织如“美国军团”、“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等纷纷筹款支持卡利上诉。在佐治亚州西部城市哥伦布的露天体育场举行的一次奋兴会上，牧师迈克尔·洛德宣示说“两千年前有个叫耶稣的人受难。我不希望看到一个叫‘烈性子’卡利的人重蹈他的覆辙。”尼克松总统在判决公布的24小时内收到了十多万封邮件和电报，几乎全是要求释放卡利的。几十万张印有“放了卡利”的标语被贴到了汽车保险杠上；纳什维尔一家唱片公司推出了一首45转/分、名为《卡利中尉赞歌》的单曲（由亚拉巴马州一个叫“北越连队”的演唱组演唱，电台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在《共和国战斗赞歌》的背景音乐中念词）。歌词是这样的：
我叫威廉·卡利
是名美国大兵；
发誓要尽全力
打败我们的敌人；
他们说我是恶棍，
还给我打烙印，
但我们仍旧前行。“卡利中尉赞歌”的录音收藏在澳大利亚国家音像档案馆。
这支单曲发行当天就卖了超过200 000张，一周内销量就突破百万张。等尼克松后来签署命令把卡利改为本宅监禁时，全体众议员长时间鼓掌庆贺。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本讲卡利的书的取名《英雄出世》也就不足为奇了。公众对卡利定罪的态度另见韦恩·格林霍，《小英雄出世：威廉·卡利中尉的故事》（路易维尔，1971），页191；罗伯特·海恩尔，“美莱再评价：威廉·L。卡利的军事审判”，《三军杂志》，1970年12月21日，页38—41；汤姆·提德，《卡利：士兵还是杀手？》（纽约，1971），页16；肯里克·汤普森、阿尔福雷德·克拉克、西蒙·迪尼兹，“美莱的反响：视觉语言比较”，《社会学与社会研究》，58卷2期（1974年1月），页122—129。
这样的反应并不奇怪。就在卡利定罪后，盖洛普进行了一次电话调查，发现只有9％的美国人同意该判决，不同意的占了近80％。在反对者中，两成认为屠杀不是犯罪。盖洛普电话采访了522名各行各业的美国人：“本宁要塞判决”，《新闻周刊》，1971年4月12日，页28。等冲动“稍过”，报界才对审判进行了更多正面报道，之后反对率虽有所下降，却仍在高位徘徊。宣判两个月后，赫伯特·C。凯尔曼和李·H。劳伦斯访问了近1000人，调查对卡利案庭审和判决的看法。只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对审判表示赞成，反对者仍高达58％。提及最多的反对理由（反对者中45％持此观点）是：“派兵到越南打仗，他们履行了职责却要受到审判，太不公平。”也有人认为卡利不过是做了上级的替罪羊，既然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不该只挑他去送审。赫伯特·凯尔曼、李·劳伦斯，“卡利中尉案谁应负责：一次全国调查的初步报告”，《社会问题杂志》，28卷1期（1972），页177—212。卡利不只是在美国才有如此高的支持率，在其他国家也一样。利昂·曼恩在澳大利亚首都悉尼访问了1435人，有66％的人认为美莱屠杀的参与者不应受审。他的采访对象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居多，可以想象澳大利亚全国的比例还会更高。利昂·曼恩，“对美莱的看法与服从命令：一次澳大利亚调查”，《澳大利亚心理学报》，25卷1期（1973），页11—21。
更重要的，多数民众竟认为“被控犯有战争罪的士兵不过在执行命令”的逻辑是站得住脚的。在访问时，凯尔曼和劳伦斯预设了一个情境，即下令让士兵射杀村子里的所有男女老幼的居民。67％的受访者认为多数士兵会遵命，认为抗命士兵会占多数的只有19％。当被问到“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时”，半数略多的人说他们会执行该命令，三分之一的人说不会。而下面的回答让两位访问者都倍感诧异：
既是假设的问题，在没有相反证据之前受访者当然会予以肯定的判断，也就是拒绝杀人。问题……在于许多这样想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选择其实是社会所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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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多数受访者竟认为遵命杀人才是较完满的回答。这些受访者“未必存在道德缺陷；他们有很多人反会认为这样做是符合道德的”。赫伯特·凯尔曼、李·劳伦斯，“卡利中尉案谁应负责：一次全国调查的初步报告”，《社会问题杂志》，28卷1期（1972），页177—212。
还有很多其他调查也得出了相同结果。利昂·曼恩发现，近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受访者表态说，只要是命令的，他们一定会射杀平民。利昂·曼恩，“对美莱的看法与服从命令：一次澳大利亚调查”，《澳大利亚心理学报》，25卷1期（1973），页11—21。在美国，爱德华·奥普顿1969年12月问受访者，如果上级下令枪杀百姓，他们是否照做：男性被调查者中只有27％的人说不（女性说不的多达74％）。不同年龄的人给出的答案大致相同，但年纪较长的人似乎更倾向于认为应该拒绝听令。爱德华·奥普顿，“这从未发生，再说也是他们活该”，收内维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编），《邪恶的惩罚》（旧金山，1971），页63—64。在另一次调查中，纽约城市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随机调查了年龄在17到24岁之间的男性大学生。调查表上列出了32种要士兵选择是否开枪的情况。调查者要求学生把自己放在战士的角度，并按七个层级给出会开枪的可能性。他们是否会选择开枪：如果子弹从屋里飞来，如果屋里有士兵或平民，如果上级命令射击，如果战友已经开火，如果敌人还在老远？调查人员发现，开枪的决定受上级命令的影响最大。兰迪·奥莉、赫伯特·克劳斯，“可能影响战场开火的因素”，《社会心理学刊》，92期（1974），页151—152。这一发现和对敌对行为进行实验研究的结果相吻合。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坦利·米尔格兰做的研究。该研究指出，要想劝人开枪其实相当容易，特别是如果有权威人士（如耶鲁大学社会学者）命令他们这么做的话。斯坦利·米尔格兰，《对权力的服从：实验主义观点》（纽约，1974）；米尔格兰，“对权力服从与否之条件研究”，《人际关系》，18卷1期（1965年2月），页57—76；米尔格兰，“顺从之行为研究”，收A。叶齐奥尼、W。温林斯基（编），《战争与止战》（纽约，1970），第5部分，页245—259。另见菲利普·津巴多、克雷格·汉尼、柯蒂斯·班克斯，“仿真监狱里的人际交往”，《犯罪学及刑罚学国际研究》，1卷（1973），页69—97。相当多的民众都认为奉命行暴是正当的。
机 构 缺 陷
军方将美莱事件归于领导不力。参与屠杀的军官多没有实战经验，只有两人在去越南前曾带过兵。一帮排长尤其不管事，在士兵眼里，他们是“好人”、“哥儿们”，而不是领导（不是士兵怕他们，而是他们怕士兵）。尤其是卡利备受抨击，说他平日里愚不可及，成天局促不安，还没本事鼓舞下面人的信心。皮尔斯委员会的结论是
在宋美行动前一天哪怕有一名排长、特遣部队负责人或旅长预料到这个情况，站出来说一声，不应屠杀非战斗人员，或在战前布置中提到非战斗人员的问题……宋美的悲剧就完全可能避免，至少不会如此难以收拾，部队的举止也能得到收束。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83—84，197—201。
领导不力不只是美莱的问题，整个越南战场都是这样。美国陆军推行的一年服役期（海军陆战队是13个月）使军官无法积累经验，理顺部队内部关系。陆军参谋长认为，新到任的军官根本没法和前任比。W。威斯特摩兰，《老兵心曲》（纽约，1976），页378—379。士兵对长官的失敬，最明显体现在用破片杀伤手榴弹谋杀上级军官事件发生的频率上。自1969年起，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美国防部承认这样的事件有788起，如果其他武器（如步枪）也算在内，有超过1 000名军官或士兵在越南死于同胞之手。洛伦·巴里茨，《逆火：看美国文化如何把我们带进越南，告诉我们该怎么打仗》（纽约，1985），页314—315及理查德·加布里埃尔，《光荣作战：论军队道德及为兵之道》（康涅狄格，1982），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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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要是没用，手下又不支持，暴行就会成堆发生，因为士兵害怕抗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驻越士兵受教育程度不高，年龄也偏小（他们的平均年龄是19岁，而二战时是27岁）：面对危险，他们常会作出过激反应。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82。他们不知道抗命会有什么结果，这种恐惧在其战友身上体现最清楚：没有参与屠杀的士兵会被认为做事急躁，对集体不忠。没人愿意尝试鸵鸟政策：在惶惶不可终日的环境里，这样不仅会剥夺人仅有的那点安慰，甚至会让士兵因此送命。早在二战时，被认为“不称职”（即没有进攻欲）的海军陆战队员就会受到严厉处罚。理查德·特莱加斯基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