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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亲和她的婴儿。编者要读者在这“恐怖的画廊”中徜徉，“仔细看这些照片，想象南越居民无可逃脱的苦痛……共产党越共游击队员是这些恶行的根源，而越南正身受其害。”《越共在南越的暴行和破坏活动》（出版地点不详，1966）。
战士都认为，有关暴行的叙述使他们急于想上阵冲锋，同时还会减轻他们因杀人而起的愧疚。例见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伦敦，1918），全书各处；戴维·法伦上尉，《决战（加里波利至索姆河）》（伦敦，1918），页107—108及154—155；杰拉尔德·弗伦奇，《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的一生》（伦敦，1931），页304；玛格丽特·加耐基、弗兰克·谢尔兹，《寻找布雷克·莫伦特：叙事诗歌民谣编写演唱者和南部非洲灌木丛生地区马枪骑兵》（阿默代尔，1979），页76；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220；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59；W。霍尔兹沃斯，“医院牧师”，《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5月），页638；哈罗德·拉斯维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伦敦，1927），页62及81；陆军J。内维尔上尉，《一名轻步兵的战地信件》（伦敦，1930），页51—52；陆军约翰·莱斯利少校，“日记集”，1915年3月8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哈罗德·皮特，《列兵皮特》（印第安纳波利斯，1917），页45—46；詹姆斯·里德，《暴力宣传1914—1919》（纽黑文，1941），页3；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56—157；陆军阿尔弗雷德·威廉斯少尉，“西线来信”，给家里的信，1916年2月8日，页4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一战中，敌军在西线第一次使用毒气后——一般认为这有悖战争规则（虽然这种想法很快就过时了）——许多士兵发誓一定要报仇。曾经受那次毒气袭击的加拿大分遣队的哈罗德·皮特这样说：
我们吸进毒气较少，但大家都急了，个个怒火中烧。我们拼尽全身力气，杀啊杀。不仅如此，我们杀人的方式还极端的野蛮。刺刀硬生生地扎进去，扭一下，拿枪当棍子使，不知哪个黑人丢下的小刀，拣起来就用……扎下去，直到没柄……让他们即刻就下地狱……满腔的仇恨……打仗的欲望……报仇……狂野！哈罗德·皮特，《未可原谅的谎言》（纽约，1923），页87—88。省略号为原文所有。
二战时，士兵在知道了集中营发生的事后也同样反应强烈。截至1942年11月，西方政府虽清楚地知道集中营的存在，但一直低调处理，直到战争后期才把它作为激发复仇情绪的有力武器。到那时，复仇的欲望已无可抑制。美军坦克师的黑人上尉约翰·朗清楚记得解放某集中营时的情景：
从那一刻起，德国人不再是和我不相关的敌人。他们简直就是禽兽！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可辩护。在打开集中营大门前，我根本无法想象有人会这样待人，其他两座集中营也是一样。在此之前，我们只是肃清他们就完事，这以后非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不可。第761（坦克师）约翰·朗上尉，其访谈收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155。类似的叙述见蒂缪尔·布莱克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281。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8
澳大利亚战地记者约翰·本尼茨称，越南战争根本“不讲道德”，但他也说，“和一群用刀枪和喷火器来杀戮妇女儿童的游击队员打仗，也顾不上什么正大光明了”。约翰·本内茨，“一场奇怪的战争”，《年岁》，1968年1月25日，页5。有关敌军碎尸和折磨战俘的流言让人“胆寒”——“如果越南人的作为不像人，那也用不着以人道对待他们了。所有文明法则都可以搁在一边。瞄准时尽管放宽心，你不是在杀‘人’。”斯科特·凯密尔的证词，收弗朗西斯·菲茨吉拉德，《湖中的火：在越南的越南人和美国人》（波士顿，1972），页371。另见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106。这样就成了恶性循环：以暴易暴只会使暴力升级，且双方都义正词严。詹姆斯·里德，《暴力宣传1914—1919》（纽黑文，1941），页141—142及哈罗德·皮特，《未可原谅的谎言》（纽约，1923），页154—155。
对暴力的谴责是与人性的丧失联系在一起的。丧失人性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战士不再是“文明”人；二、敌人也甭想当人。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把战士想象成失去自控的人。战争叙事反复强调，战士并不是“真正”在杀人：他们“着魔”了，之后才会回到“真正的自我”。刺刀一旦沾上第一滴血，用学生士兵唐纳德·汉基的话说，就是
“见红了”。被爱好和平社会礼法压制的原始“嗜杀欲”喷薄欲出，好像要彻底改变他整个人，让他满脑子全是疯狂的念头，要杀，杀，杀！唐纳德·汉基，《持枪学生：二辑》（伦敦，1917），页65—66。另见菲利普·吉布斯，《战地快件》（马恩岛，1964），页131及陆军J。内维尔上尉，《一名轻步兵的战地信件》（伦敦，1930），页27。
士兵如杀了人，可以用“失去自制”来寻得宽慰，休·斯珀勒尔，“一战情形之我见”，页6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查尔斯·麦凯罗，《日记书信集》，1916年4月15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或者是“一时冲动”。陆军M。肯尼迪上尉，“他们的雇佣军召唤”，1932年，页153—15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锡德·肯普，“追念：西肯特皇家第六军团在1914—1916”，页19—2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一名士兵曾枪挑战俘，他对长官说：“长官，我没法住手，心气一下就上来了；我想止住，但没有其他路可走；最后还是杀了他。”引自密莱司·卡尔品，《战争与和平的神经官能症》（剑桥，1920），页75。对自己拿起步枪、刺刀时“有如恶魔附身一般的兴奋”，查尔斯·亚历山大是这样开脱的：“所有的原始冲动一下都上来了，但我却以为那是个美妙的上午”。查尔斯·亚历山大，“致兄弟姊妹书”，1917年11月3日，奥克兰学院与博物馆藏书室手稿92/70。杀戮被认为是人性固有的成分，不过只是在非常时刻才会压过我们身上“文明”的内核。
那些宣扬被杀者不是我们同类的小说同样值得鼓励。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35。他们是畜生——狒狒、田鼠、害虫或者野兽。威廉·巴赫（编），《明星游行集锦》（纽约，1942），页359；詹姆斯·法伊，《太平洋战争日记1942—1945》（波士顿，1963），页178，1944年6月27日条；约翰·弗洛赫蒂，《勇气与荣光》（费城，1942），页94；亨利·加利特，《不仅是职责所系：一个步兵的战争》（墨尔本，1976），页127；约翰·赫西，《进退维谷：海军陆战队的一次冲突》（伦敦，1943），页39—40；乔治·亨特，《珊瑚正高》（纽约，1946），页59及82；内维尔·贾森，“书信集”，从越南致姊罗兹书，1965年11月11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乔治·约翰斯顿，《世界上最难打的战争》（纽约，1944），页207；《前线士兵战争速写集——卷一：从纳塔尔之战到克伦佐之役》（伦敦，1900），页60；陆军R。波纳德上校，“澳大利亚第6师训练指针，第1部分：丛林战”，1943年3月27日，页1，收陆军中将F。贝里曼爵士，“书信文件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弗雷德里克·特里弗，《一个野战医院的故事》（伦敦，1901），页12；韦德·威廉斯，《步兵进攻》（悉尼，1955），页52及93—95。他们不过是战术活动航程中的靶子，陆军查尔斯·派奇上尉，“回忆录”，页37—38，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肯尼思·库斯兰中校，“一次大战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忆”，页61，利德尔·哈特中心军事馆藏。或只是暗淡的影子。E。威廉斯，“末章”，页8，利物浦档案局。另见陆军肯尼思·库斯兰中校，“一次大战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忆”，未注明日期，页61，利德尔·哈特中心军事馆藏。他们是模模糊糊指认的“敌人”或是种“意识形态”。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240；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101及104—105；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259。就像澳大利亚伞兵西蒙·科尔说的，
我杀的不是敌人而是共党分子……噢，我第一次看到北越人尸体时也许还有点畏缩，但这以后他们在我眼里就成了死去的牲畜。不是他射杀我就是我射杀他。我瞄准的不是人，是一捆意识形态。伞兵西蒙·科尔，引自赛莉·威尔金斯，“回望”，《年岁》，1975年5月10日，页11。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9
不把对方当人看在针对明显是“异己”的敌人时最便当，比如日本或越南人，可以把他们想象成外国佬、越南佬或拉链头。用越战老兵哈里·奥康纳的话说就是，“‘外国佬综合症’在越南实有其事……我见过士兵围着人打，拿枪托敲他们的头，自己好像天主，却拿人不当人，为所欲为”。哈里·奥康纳（假名），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71。
越战中有一道程序是“清点尸体”，它使把人不当人看的心理变得正式了：正如一名澳大利亚炮兵在1965年12月写给姐姐的信中兴高采烈说道的，前一晚他要是杀死些越共分子就好了，“这样我们歼敌总数就能达到两百”。内维尔·贾森，“书信集”，致姊罗兹书，1965年12月13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ⅩⅦ。歼敌数渐成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做得好有赏，冰啤酒或休假都有可能。这样清点的尸体数有时甚至会虚报一倍（乃至更多）。比如威廉·卡利中尉就记得一次战斗后有人问他杀了多少人。他回答说“六至九”，但那人却给他记成六十九：卡利，《尸数》（伦敦，1971），页101。但对这一做法的依赖得到了像陆军朱利安·J。尤厄尔中将和艾拉·A。亨特少将这样有丰富经验的军官和顾问的强烈支持。他们在1974年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因为有批评说这样做会导致“无谓的杀伤”。尤厄尔和亨特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决意“迎头”反击，辩解说他们所谓的“常压理念”是有前提的，即动员一切力量对抗“整个共产主义体制”是击溃北越军队、保护南越人民最有效的办法。他们否认自己的主张会使战争“变得越发残忍”，相反，这样做反而能俘获更多的敌兵，引发更小的平民伤亡，并使安抚、和解更顺利地进行。陆军朱利安·尤厄尔中将、艾拉·亨特少将，《强化战斗优势：通过分析增进军事判断》（华盛顿特区，1974），页227—228。
“体育道德”常被用来为某些战斗正名。方法有两种。其一，杀人是一种运动——这可以自我证明——其二，因为它是运动，就有“公平竞赛”的可能。认为打仗是竞赛的看法很普遍，其代表是黑人土著士兵雷吉·桑德斯，他在看过自己平生第一个枪下鬼的尸体后觉得“特别可惜……但愿他能听见我说，‘嘿，哥儿们，起来，我们再大战三百回合。’”雷吉·桑德斯，引自罗伯特·霍尔，《边缘战士：澳洲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回忆二战》（堪培拉，1995），页72—73。另见W。布朗，“一次大战：日记描痕”，页14—1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肯尼思·库斯兰中校，“一次大战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忆”，页61，利德尔·哈特中心军事馆藏及E。威廉斯，“末章”，页8，利物浦档案局；弗雷德里克·亨特也说过，“真心服役”，1980年，页2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查尔斯·派奇上尉，“回忆录”，页37—38，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威廉·普雷塞，“一天才一先令”，页132—13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维克托·里基茨，“从军记”，页3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迪克森·斯科特，“书信集”，与A。蒙克豪斯书，1915年1月6日，曼彻斯特市政会本地研究中心藏；陆军阿尔弗雷德·威廉斯少尉，“西线来信”，致兄书，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