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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124。另见页109。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12
哪怕是为了减少会让人失去行为能力的罪感，把人说成不是人也有其局限。本书一再强调，在战斗中要把对手想象成人，只有这样才能下得了手。比如，有个年轻士兵在美莱看见一个小孩，有一条胳膊已被打断，他立刻想到这个小孩该和自己的妹妹一样大。他就想：“要是有外国军队到了我的国家，他们的士兵看我妹妹就像现在我在看着这个小孩。他们会杀我妹妹吗？”答案很清楚：“如果他会，那我也会，”于是他抠动了扳机。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52—53。另外，人格解体会剥离杀戮的道德价值。就像J。格伦·格雷在《战士们》（1970）中写的，把敌人看作兽类“会减弱毁灭对方时的满足感，因为毁坏物体不需考虑其价值”。J。格雷，《战士们：战场回想》（纽约，1959），页152—153。正是因为这种“灭绝人性”的做法无论在减轻罪感还是提供快感方面都完全没有作用，所以才要反其道而行之：即承担起个人的责任。这么说吧，上面我们讨论的几种常见的文饰作用，它有一个悖论就是，为了消减罪感几近毁灭性的影响，这样的做法恰恰给悔恨预留了空间。
个 人 负 责
高级军官试图削减因杀戮而生的罪感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多数士兵的支持，因为在他们眼里，罪感恰是对其善心的肯定。如果杀人不包含心理斗争，士兵“反倒不乐意了”。约翰·康雷讲述一名年轻海军陆战队员的反应，收詹姆斯·霍兰、杰拉尔德·弗兰克，《丛林深处：海军陆战队员行动在太平洋战区——二十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口中的故事》（纽约，1943），页79。胜者比失败的一方有更大的罪感，不仅是因为他们杀了人，也是因为他们的举动得到了奖赏。爱德华·格洛弗，《战争，施虐狂及和平主义：群体心理学和战争随笔外集》（伦敦，1947），页251—252。这里有一个悖论：士兵之所以能一直杀人，是因为他们仍有道德的官能在。坚持人有因果和道德感非常重要。士兵有个信念，即杀了人是应该悔罪的：正是这个信念使他们还是个“人”，并保证他们日后回到社会能过上平常人的生活。人要是不会悔罪便总不像人，即使像也是精神错乱的人：没有罪感的杀手是不道德的。戴伦·盖茨，其访谈收J。汉森、A。欧文、迈克尔·迈登，《平行线：士兵掌握的知识和当代战事口述实录》（纽约，1992），页125—126。说到底，是人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威廉·卡利中尉在拒绝为美莱屠杀负责时提出了三点：
我既已象征地“顶上”，就不该再承担道德责任；
作为士兵，我只是执行命令，不需要道德心；
如果再出现同样的情况，我还是会冷面杀死那些村民。
他遭到了汤姆·米希洛维奇下士的逐条反驳说：
我和卡利一样也是人。但如果我做一个步兵在越南抛开所有的道德观念，那是我个人的错，与部队、更与我的国家无关。陆军汤姆·米希洛维奇下士给《匹兹堡邮报》编辑的信，1971年4月7日，页10，引自彼得·卡斯坦，《法律、士兵及战斗》（康涅狄格，1978），页54。
或者看越战一退伍老兵的说法：“既承认了是你做的，也承认你做错了，那你就得承担部分责任”。无名老兵，引自阿瑟·埃根多夫，“越战老兵讨论小组和战后生活的主题”，《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121。
在本章开始时我们看到，军事心理学家总是鼓励士兵拒斥罪感，坚持认为退伍军人的问题仅仅是“不适应”造成的。彼得·马林，“与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学》，15卷11期（1981年11月），页71。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人声称“不须担负任何责任”——也就是跟老兵说，他们的行为都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他们如果难受那是因为“生者之悔”或因有“进攻的冲动”而生成的自责，换句话说，有这样的自责是因为进攻欲比较强，而不是因为杀了人。彼得·马林，“与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学》，15卷11期（1981年11月），页72。这样一来，就没法区分因为知道自己显现了不应表露的进攻冲动而生的罪感和因戮杀同类而产生的罪感了。伯纳德·费尔坎普，《中世纪早期和当代复员士兵的道德对待》（斯克兰顿，1993），页105。用一位随军牧师的话来说就是：“你要是杀了无辜的妇女、儿童且没有不好的感觉，那很好，说明没有问题要解决”。威廉·马赫迪，《走出黑夜：越战老兵的精神之旅》（纽约，1986），页105。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13
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这个观点在军队精神病专家的圈子里很有市场是不奇怪的。政府给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研究提供经费，当然希望能把世人的注意力从没有道理可讲的战场暴力身上移走，并保证退伍士兵能尽快（且成本尽可能低地）“复员”。独立研究人员也发现，只要把老兵刻画成受害者而不是道义力量，争取经费原来是挺容易的事。当然，心理学的范畴在描述人的道德心时可能不够用。直到越战，弗洛伊德的理论仍主导着军事心理学界。按这一派的观点，伦理是一种社会干预力量，其形成取决于童年时所受的压抑，“同个人的自我完全分离”。按照这个逻辑，罪感就成了“要逃离的东西，而不能给人教益，是一种疾疫，而不是……一种对过去虽痛苦却颇适宜的反应”。彼得·马林，“与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学》，15卷11期（1981年11月），页71及74。另见伯纳德·费尔坎普，《中世纪早期和当代复员士兵的道德对待》（斯克兰顿，1993），页79—80。
但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有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服务人员开始正视困扰着越战老兵的心理问题，并提出罪感可以帮助愈合战争创伤。这种强调个人负责的想法在战后成了救治有心理疾患的越战老兵的标准疗法。后来，阿瑟·埃根多夫、罗伯特·杰伊·利弗坦、彼得·马林、蔡姆·F。沙坦等专家又提出“谈话疗法”（或是与治疗专家一起，或是在一个小组内）还不够，罪感的消弭还有赖于公众场合的抗议集会。沙坦在1973年时说：
把因杀人而获得的奖章扔在国会台阶上，因为他们已开始憎恶当时的举止，这象征性地表明他们已摆脱了部分的罪感。这一举动除引人注目、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之外，于治疗也有深远的影响。这一次，他们不是在执行命令，而是在自主地行动，重新掌控了对事物的控制——和对自己的控制——而在越南这并不属于他们。蔡姆·沙坦，“士兵伤痛：越战老兵自助运动”，《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3卷4期（1973年7月），页648—649。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例见罗伯特·戴维斯，其访谈收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27。另见阿瑟·埃根多夫，“越战老兵讨论小组和战后生活的主题”，《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111—124；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彼得·马林，“与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学》，15卷11期（1981年11月），页68—80。
罪感，加上悔罪的仪式，把我们又带回了屠戮的原点：人又会去杀人。不同的是，这一次罪感得到了消化，且剔除了它让人无法忍受的刺痛。
战士不只是国家的复仇工具，也不仅仅是浩瀚的道德宇宙中的一颗棋子，无法与之抗衡。战士也有自己的道德宇宙，也担负起参与杀戮的应有责任。这与军方观点背道而驰。军方把罪感看作一种烦人（且危险）的搅扰，其影响哪怕不能完全消除，也要尽力消减。当然，战士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但应用时却没有一以贯之。且在战场上，惊恐的士兵可能无法按自己的是非观念来行事。但别忘了，正是关于杀戮对错的分野使他们可以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保持健全的心智，不致被让人揪心的罪感和使人麻木的暴虐所吞噬。战士们施用的标准未必见容于百姓、政客或非战斗人员，但在其他场合被人以恐惧、反感视之的战斗要想坚持下去、甚至最终被人接受，这些规则就不是可有可无。
第八部分：医者于役医者于役 1
而我——
又扮鬼脸、又瞎扯，像只猴。
但我能说什么，做什么？——
什么也没得说，没得做。
肖恩·奥利厄里，“炮弹休克”，1941肖恩·奥利厄里，“炮弹休克”，收《甘松香和刺刀：前线诗行》（墨尔本，1941），页20。
1916年7月7日，阿瑟·哈伯德痛苦地提笔给母亲写信，想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在法国了。他因患战斗疲劳症被抬下战场，送进了东萨福克和伊普斯威奇医院。据他自己说，之所以精神崩溃是因为看到“十分吓人的一幕，让他终身难忘”。他告诉母亲说
我们有严格的命令，不准俘虏敌人，哪怕伤兵也不能留活口。我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敌军铁丝网弄开，然后将满膛子弹倾泻到防空洞里出来的三个德国兵身上。他们都失了很多血，要解除他们的苦痛，只有送他们上天堂。他们呼天抢地求救，但我有令在身，上面不管我们下面做事的人处境有多难……一想 起这事我就心神难安。
阿瑟·哈伯德的家信与索姆河战役中数百名其他士兵的家书没有太大区别。他在第1伦敦苏格兰兵团的服役期只持续了三个月，从1916年5月到7月。从他开始的来信可见他心情不错，还要家里不要担心：“我的战友都很棒”，“我们会平平安安地回来，就在今年”。但伴随他离前线和战场越来越近，信的语调有了变化。雨、泥、虱子、沟鼠，还有“非常累人的工作”让他大失所望。艾萨克斯从战争一开始就和他在一起，这时也开始像个“老人了……他真不该变得这么容易紧张”。慢慢地，阿瑟开始把前线生活描绘成“炼狱……不亲历便没法相信”，一想到家人“早上八点半围坐在餐桌前享用丰盛的早餐，而几千里之外的我在这个倒霉的地方却被德国人炸得一塌糊涂”，言语中就又有了些许尖酸。
在重压下退缩的人不止他一个：他讲到战斗打响前几天去救助一名士兵，那人为了躲过屠杀打伤了自己的脚。哈伯德承认“心里很不好受”，也跟姐姐说
我不愿给你一筐谎言，但讲真话的机会实在太少，开始时我没准备要打仗的，但一到这儿，他们就控制了你的自由，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
两天后，哈伯德终于上阵冲锋。他甚至打到了敌人第四条战壕，但到下午三点半，他所在的营部基本上全死于德军的炮火。他被埋在死人堆里，好不容易才爬出来，在紧接的撤退中又差点被机枪打中。面对一系列的恐怖景象，他崩溃了。
自己被活埋、目睹战友（包括好友艾萨克斯）被成批杀害，肯定促成了哈伯德的崩溃。但他自己在杀人时一马当先，因而产生的罪感也是部分原因。他的家人本来就很紧张了，读到信里说到敌人时语气的突然变化，一定会更心焦。此前在谈及面对面的杀戮时他一直用的是“德国佬”，但说到三名俘虏叫饶时则用“德国人”来代称了。列兵阿瑟·哈伯德，“1916年5—11月间的信件”，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给“妈妈等”的信，1916年7月7日；1916年5月20日；给“妈妈等”的信，1916年6月17日；给弟弟弗雷德的信，1916年6月13日；给“妈妈等”的信，1916年6月17日；给姐姐内莉和艾薇的信，1916年6月29日；给内莉和艾薇的信，1916年6月29日。
像阿瑟·H。哈伯德这样对杀戮有过激反应的士兵有很多。我们此前虽说过，多数军人能较好地对付要他们杀人的命令，但也有少数士兵（哈伯德就是一例）面对杀戮总是“心惊肉跳”。这些士兵以及负责照料他们的医务和军队人员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试图理解心理崩溃给人带来的震荡。平民的价值观在这里毫无用处，只有好武的精神特质，也即着意于摧毁人的感情，才有足够的韧性给这些战士提供一种扭曲的秩序感，并愈合他们早已分裂的人格。
军方的态度
我们无法量化士兵在战场上需要承受多大的精神压力。即便可以量化，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