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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官来“保持战斗力”。同上，页819。越战期间，当激进的军医试图反抗、帮助士兵躲避兵役时，军队指挥官干脆只把自己想开除的士兵送到他们那儿。L。克什纳，“对待军中异见者时的反移情问题”，《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3期（1973），页657。
但实际操作中，这些很少能约束住心理学家。军队心理学没有一套专有的技术（这一点不像实验心理学），关注的也不止一些共有的问题（这与发生心理学不同）。它只与军队相关，是它的一个下级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有机会进入一个庞大的“实验室”进行应用研究，而且有这么多驯服的实验对象，心理学家自然非常欣喜，也愿意听从部队的要求。詹姆斯·德里斯凯尔、贝克特·奥姆斯特德，“心理学和军队：近期的应用和发展”，《美国心理学家》，44卷1期（1989年1月），页45。虽然有论者试图从工作划分的角度解释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军方需要间的矛盾，例见陆军罗伊·克劳森上校、阿琳·丹尼尔斯，“军队精神病治疗中的角色冲突及其解决”，《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23卷3期（1966年9月），页281；阿琳·丹尼尔斯，“束住手脚：军队精神病治疗中的行政限制”，《健康和社会行为杂志》，10卷4期（1969年12月），页257；阿琳·丹尼尔斯，“军队精神病学：一门分科的兴起”，收埃利奥特·弗雷德森、朱迪思·洛伯（编），《医务人员和他们的工作》（芝加哥，1972），页160。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两者间其实没有“角色冲突”。社会工程正是他们要做的。
实际上，医务工作者就好战而言不逊于别的军官。虽然有人说“当别人都在毁灭生命时，挽救生命给了他们极大的满足”，《红魔：一支空降野战救护队在诺曼底》，1944年，页45，（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但也有很多医生向往在战斗中扮演更具攻击性的角色。至少，他们都认为救助伤员是为了能让他们继续去杀人。戈登·利文斯通博士，“在越南救治”，收理查德·福尔克、加布里埃尔·科尔可、罗伯特·利夫顿（编），《战争罪行》（纽约，1971），页436—437及罗兹·桑代基，其访谈收基思·沃克，《心里话：26位越战美国女兵的故事》（诺瓦托，1985），页9。在训练中不断有人提醒他们，“你们到部队，是杀德国人、日本人的，是来赢得战争的。别忘了这一点！”列兵弗雷德里克·布拉顿，“被强征的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员”，页9，（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在有机会扛武器时（如二战伞兵团），大部分医务官都乐意全身武装，以“尽其所能，进入战争状态”。《44印度空降师：第一份训练手册：医疗服务》（出版地点不详，1944），页8及14。另见A。沃克，《澳大利亚海空军的医疗服务：有一章专讲医疗队中的女性》（堪培拉，1961），页512，有关于“前线”、“后方”界限日渐模糊，可能会导致医务人员武装的叙述。据二战时一份报告讲，他们“希望成为战士”，这种想法与他们职责间的冲突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而且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经常粗暴对待或极度纵容士兵的原因。给所有医务官的通报，“军心、纪律和精神健康”，二战中但未注明日期，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218。另见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18—19。在整个越战期间，全副武装的医务官是大头，不是少数。就像杰克·斯特拉汉回忆的，那些“既乐于被当作杀手也乐于当医者”的医生，并不认为这两个世界在道德上是互相排斥的。杰克·斯特拉汉，“医疗队员”，收J。托普曼（编），《越战文学选集》，增补本（费城，1990），页37。另见医疗队员李·雷诺兹的话，收埃里克·伯哲鲁德，《电闪雷鸣：一战斗师越南体验》（新南威尔士，1993），页55。
第八部分：医者于役医者于役 12
尽管多数医务官在战时没有体验过职业和个人道德准则间的冲突，但有不少人试图弱化其工作的残酷一面，这种作为在军方看来与造反无异了。竟有少数医务官答应把持异见的士兵（英国有齐格弗里德·萨松，德国有恩斯特·托勒尔）送进疯人院或精神病院，以使他们不被送上军事法庭。向军方隐瞒实情的也大有人在。比如二战期间在瓜达卡纳岛某师做军医的M。拉尔夫·考夫曼，他的指挥官对情绪不稳定的士官态度之凶暴是出了名的。作为报复，考夫曼为苦恼军官做出的诊断都是器质性失调。M。考夫曼、林赛·比顿，“南太平洋区”，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461。在越南战争中，部分医生拒绝为部队培养护理人员，且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慷慨地开出缓役证明。J。盖革，“隐藏的职业角色：作为反动派、改革家、革命者的内科医师”，《社会政策》，1期（1974年3—4月），页28。加里·吉安尼诺托在越战中是海军的一名军医，他就向勉强参军的士兵传授打身体的什么地方为好，甚至还提供吗啡以帮助他们减轻自残的痛苦。加里·吉安尼诺托，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214。还有医生对违反军规者不理不睬。
更多的心理学家不愿意“治愈”士兵的“妄想”：即敌人也是有知觉力的。例见H。谢泼德，《说“不”：普通人的反战手册》（伦敦，1935），页68—69。萨拉·哈利越战中为波士顿退伍军人后勤医院工作。她工作不久就收治了一个曾经参与过美莱屠杀的病人。当听到这人被诊断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时，她不禁大吃一惊：
我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他们告诉我这人明显在妄想，绝对有精神病。我争辩说，仔细的观察表明他没有其他病征。在哄笑声中，我夺门而出。
“这些所谓的专业认识竟无视战斗的现实！”她咆哮了，“竟把现实叫做精神病！”哈利坚决反对这样的诊断，是因为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她父亲曾讲起过他二战时在北非作战遇到的类似情况。萨拉·哈利，引自威尔伯·斯科特，《重新适应平民社会：越战老兵的战后生活》（纽约，1993），页5。
别的激进的医务官也给出了回击。1946年，美国陆军威廉·尼德尔斯少校就说有“相当一部分”的军队精神病学家，在其个性中有专制的一面（甚至是施虐倾向），他们认为人人都在诈病，以把士兵送回前线的数目多为荣（尽管不知道他们回去以后能否适应战斗的情形），滥用麻醉剂，且从身体、感情和心理上惩罚那些有神经精神病症状的人。他精选了些讽刺的话，来描述看一名“精悍有力、捶胸顿足的精神病学家、玩具手枪已经是其所见极限的人”跟战士大谈“站如松”的道理，真是次“难忘的经历”。尼德尔斯认识到，军队精神病学家有两个老板，但多数医生对患者甚至没有丝毫的关切。威廉·尼德尔斯，“精神病学在军中的倒退”，《精神病学》，9卷3期（1946年8月），页167—185。
最后，还有少数持和平主义立场的精神病学家，不愿与军方合作，他们的目标是结束战争而不是帮士兵去打仗。R。吉文斯、马丁·内托希普（编），《有关战争和人类侵略欲望的讨论》（巴黎，1976），页8。在越战中，最重要的非主流心理学运动是由退伍军人组织的讨论小组，激进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都有参与。这些人让老兵通过相互交谈、而不是与专家沟通来找到对症的疗法。见阿瑟·埃根多夫的大文，“越战老兵讨论小组和战后生活的主题”，《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111—124。传统的男性角色认同被一种新的、“较为温和”的阳刚气所取代。专家不仅鼓励老兵检视自己的心灵，也支持他们通过反抗军国主义来救自己。
“缝合”士兵的心理创伤，让他们早归战场，在民事精神病学某些领域（尤其是当精神病学家受雇于雇主而非患者时）也有应用。在战争时期，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地位就更不确定。他们满嘴和平，却在为战争贩子提供各项数据；他们治愈伤者，却是为了他们能回到战场被人杀掉；他们和军方有冲突，却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提供的研究可能。另一方面，医疗队就彻底地融入了军方，承认自己的“上帝”是指挥官而不是患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成了“俘虏”了。例见诺曼·巴尔、伦纳德·祖宁，“军中精神病医生的难题澄清”，《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1卷4期（1971年7月），页672—674；阿琳·丹尼尔斯，“束住手脚：军队精神病治疗中的行政限制”，《健康和社会行为杂志》，10卷4期（1969年12月），页255—265；L。克什纳，“对待军中异见者时的反移情问题”，《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3期（1973），页654—659；马尔克·皮利苏克，“越战老兵的遗产”，《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6—7。反精神病学运动的发展史见诺曼·戴恩，“批评者和异见者：关于美国“反精神病学”的思考”，《行为科学史杂志》，25期（1989年1月），页3—25。临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在战争中发展了与原先截然不同的做法：不去抑制士兵的暴力倾向，而是挑起他们的杀人欲望。这样，精神病学家在军中的作用就显露无遗了：激励士兵去行凶，不用生悔。
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1
人都知道，惜命的
上帝坚决反对冲突
最讨厌的就是刀枪
英国人的是例外……
新戒律是“杀人吧
为实现上帝夙愿”。
伊恩·塞瑞里亚，“新学问”，1966伊恩·塞瑞里亚，“新学问”，收布赖恩·加德纳，《可怕的雨：战争诗人1939—1945》（伦敦，1966），页30—31。
一位年届30的天主教牧师，人称“矮妖精和少年先知的混血儿”，因支持造成广岛140 000人和长崎73 900人死亡的原子弹而“名扬天下”。两年前，这位年仅28、很理想化的乔治·扎贝尔卡神父参了军。他以能继承其澳大利亚籍父亲的事业而自豪，并且希望别人都知道他在勉力卫国。作为提尼安岛投弹手所在教区的牧师，他的“孩子们”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向日本军民扔下了凝固汽油弹、传统炸弹，以至最后被他们称作“噱头炸弹”的原子弹。
“是，他们打了也杀了，”扎贝尔卡回忆说，“但人们没有记住这些。我觉得他们没做错什么。”事情过去几十年了，他一直坚持自己祝福的是“美国的孩子们”而不是扔炸弹，但似乎没人愿意听他的辩解。他说自己熟稔圣奥古斯丁的“正义战争”理论，应该更敏感于杀戮平民的事件中牵扯的神学问题，但也通过归罪他人给自己开脱：他曾辩解说，上级教会不是一直对此三缄其口吗？事实上，二战行将结束时斯佩尔曼主教［1889—1967，美国天主教会枢机主教，纽约大主教，曾任美国军队随军神父代理人，为越战中的美国政策辩护——译注］在提尼安岛主持大型弥撒时他也在场，其时斯佩尔曼大力鼓吹应为自由和公正而战。当时在岛上的宗教界人士也没有对轰炸是否道德提出异议：轰炸虽然残忍，但为了上百万美国士兵的性命也只有这么做了。炸弹落下后，扎贝尔卡惊呼：“我的天，这太可怕了，但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这帮孩子终于可以回国了。”只是后来发现长崎市民绝大多数信奉天主教徒时，他才开始有悔意，想着他也信天主教的“孩子们”竟一直在“从飞机上扔炸弹，轰炸别的天主教徒”。
扎贝尔卡神父后来终于后悔自己当时太过逞凶，那是轰炸过后他向幸存者讲话的时候。他去了一些医院，无辜的孩子在病床上等死。“许多小孩都很安静，没有一点声音。他们就这么静静地躺着，在死去，”他注意到，心中满是震惊。之后，扎贝尔卡放弃了回国，在日本北部做了名牧师。当他最后回到美国时，发现没有人愿意再提及那段往事。“战争结束了，忘了它吧，”别人说。但他没法忘记。先是朝鲜、后来是越南的战报使他忆起曾经目睹的恐怖，让他决定自己不能再保持沉默，从此积极为和平奔走。乔治·扎贝尔卡神父，其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531—536。
在一番思想斗争后，扎贝尔卡神父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