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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紧张关系在澳大利亚军队里也存在。1942年，军训局局长通知澳大利亚妇女陆军服务队，不许她们学习使用武器。只有可能受到进攻或破坏部队的成员才能学习使用武器，且也只能用于自卫的目的。高射炮和探照灯部队的女兵可以带枪，但只能是310毫米口径的步枪，而不能是较重的303毫米口径步枪。对站岗女兵要严加观察，（一份官方报告说）“个性不适合做这种事的人”应“即刻遣返，这不影响其服役记录”。但战争一结束，澳大利亚妇女陆军服务队员就没有机会学习使用武器了，以前的武器也都上缴了。“影响陆军妇女服务的事务一览”，人事行政参谋主任助理编，1947年8月，页293及“澳大利亚陆军妇女服务史”，1947年1月7日，页76，收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54，88/1/1（2）。
上述争论表明，问题不在于高射炮或其他远程、遥感武器的操作，而在于便携武器的使用。1949年，战争部重又讨论这个问题，并把结果写到了一份叫《女兵在战争中的防御角色》的文件里。他们认为，打仗是士兵的天职，（除小型非战斗部队外）所有军人都应当学习使用武器。随着女性全面融入部队，武器训练变得异常敏感。是不是海陆空三军女兵都要享受和男兵同等的待遇？报告还提到，与一般人想象的不同，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女兵学习使用武器。在过去，这只是一个政策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
军方也考虑了反对女兵持枪的理由。第一，女兵携带枪支难以得到公众的认同。男性士兵和装备精良的女兵打交道“会觉得有些格格不入”。他们一再强调，不应把女性放到男兵“无法保护的地位”。部队本来就缺人手，要是让女兵拿枪，那征兵工作就会受到进一步的影响。不光现在和潜在的女兵队成员会反对，就连他们的父母也不会同意。他们还考虑了钱的问题，一方面女兵用枪的机会极少，另一方面给她们提供武器对财政和时间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最后，军方还担心如教会妇女用枪，那她们会“失去女性在没枪情况下的必要保护措施，这只会受到对手的欢迎”。
在英国皇家陆军妇女队，有很多呼声要求对妇女进行武装。她们提出至少有国家（当时的苏联）已经这么做了。女性有自卫的权利： 军方要是把她们安排到危险的地方，就应当教导她们怎么使用武器、保护自己。这在亚洲尤其重要，因为那里的人经常不顾“习俗和对女性应有的尊重”，这使得“多数女性宁愿被杀也不愿被强奸”，1949年一份报告有根据地说。最后一点，现代战争的推进速度表明，没有任何行动区域可以免于攻击。
这份文件结尾说，既然妇女队是战斗部队的一部分，那其成员就不应被剥夺自卫的权利。在战时，皇家陆军妇女队成员一直要坚守岗位，直至条件恶化或敌人逼近以致无法坚守才开始撤退。要是已经无路可退，就要允许她们尽力防守，谁在此前学过使用武器，就会发枪给她们。和男兵不同的是，部队不会强迫女兵携带武器或者受训，即使发放个人武器也只是用于防守（而不是进攻）的目的。“女兵在战争中的防御角色”，1949年，页1—3，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3689。
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的情况稍有不同。其成员不是战士，所以就给妇女武装出了个难题。该队担心，如果教给她们怎样使用个人武器，那一旦被俘，其本应享有的特殊待遇可能就会丧失。陆军军医服务队的总干事就警告过地方指挥官，如在不得已时允许妇女武装，那就应为增大其被射杀的可能负责，而在被杀害前她们是否被强奸还很难说。他建议，就武器的发放和使用来说，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英国皇家陆军牙医队和英国亚历山德拉王后皇家海军护理队的女兵不宜和男兵一样对待。因为这些部队的女兵“忙于为患者提供专业医疗服务”，应把她们视作“和患者是一类”，同样应受到男性医务人员的保护，而他们在危急时刻是可以持枪的，这样才能自卫及保护患者。这名总干事说话很直： 比如，既然皇家陆军军医队的男医生可以用武力保护患者，“那我们可以认定在（紧急）关头，军医队的女性医护人员会和患者一样处于其保护范围内”。因此，“女医生或牙医在医院或专业服务的过程中就不会遇到需要携带或使用武器的机会了”。陆军军医服务队的总干事签署的议事录，1949年10月5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3689。
尽管有意见认为三军应在女兵武装问题上协调一致，但实际情况却不尽相同。英国海军部承认未曾考虑过武装女兵，但认为以后会对她们进行某种形式的强制训练。空军部也没考虑过这事，但说迄今没有任何强制皇家空军妇女队的女兵接受武器训练的想法。
这些声明多是一副傲慢态度，这颇让人吃惊。人事部门的主管甚至问，有什么办法能既教女兵射击“又不让她们流泪”？人事服务部门主管的议事录，落款1949年6月8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3689。还有人琢磨女性是不是宁愿被杀也不愿被强奸。该主管的意见摘要，AG16/BM/5007，第6段，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3689。在1949年6月14日的备忘录中，人事主管R．A．赫尔说应该依靠骑士般的行侠仗义，并认为
教会女兵使用武器在心理学上说不过去，而且对器材、弹药和时间都是一种浪费。“小奥尔加”被训练成杀手，并以左轮枪托上刻痕的数目作为骄傲的资本，并不代表我们也要叫嚷“安妮拿枪”。就算不穿铠甲了，我们的战士仍有义务保护他的女人。虽然到了总体战的时代，让我们还是多少保留点骑士的风度吧。人事主管R．赫尔的议事录，1949年6月14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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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总管对此表示同意，并说武装妇女就好像教狗直立行走一样：“虽然很难；但你会惊奇这事竟然能做成。”财务总管麦格雷格的议事录，1949年7月26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3689。皇家陆军妇女队的负责人知道有这么多的敏感意见，她主要担心在关于妇女武装的报告里“手枪”一词的使用，不愿滑稽演员或者漫画作者拿她们开涮，说什么“放下那枪，宝贝，放下那枪”，或者叫她们“装枪老太婆”。皇家陆军妇女队负责人的评论，1949年7月26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3689。
让妇女远离战斗
为了不让妇女上战场，各式各样的理由都出来了，日常管理方面的、战略方面的、意识形态上的，不一而足。不便管理是最常用的理由，也是最站不住脚的。它是说妇女如果武装起来的话，无论是地方军还是正规军，其组织和管理都会变得异常复杂。备忘录，1941年1月15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9423。把武器发给妇女意味着给男兵的武器就少了，这会危及“正规”战士的性命。J．伊斯伍德，“地方军雇佣女性”，1940年12月27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9423。另见战争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的评论，收《英国议会议事录》，1942年9月29日，5辑，383卷，690—691行。住宿、卫生设施都要加倍（以保证两性的需要）要花很多钱，而且在战场上也难有效用。没有“女厕”成了不让女性上战场最常见的理由（以致一位实在的女战地记者反驳道：“怕什么，越南有的是灌木丛！”）。玛格莱特·希金斯，《朝鲜战争》（纽约，1951），页100。另见迪吉·舍派拉，《一个女人在这儿干吗？》（纽约，1962），页53；弗吉尼亚·埃尔伍德埃克斯，《越战中的女性战地记者，1961—1975》（新泽西，1988），页3—4；格洛里亚·爱默生，“嘿，小姐，你在这儿干吗？”，《麦科斯》，98期（1971年8月），页108。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现实”的考虑。举其要者，据说女性无论体力还是精神都受不了男兵那样伤筋动骨的训练。（下议院）E．贝内特致编辑书，“本土防卫后备队的作用”，《泰晤士报》，1942年1月19日，页5。在越战中，威斯特摩兰上将就说，女性要是上阵打仗那一定是“怪物”： 他想象不出女人能扛得动沉重的背包，能在散兵坑里呆下去，或者能一个礼拜不洗澡。引自弗吉尼亚·埃尔伍德埃克斯，《越战中的女性战地记者，1961—1975》（新泽西，1988），页3。女性在身体、心理和情感方面的弱势肯定会影响战斗力。议员E．N．本内特1942年1月19日在《泰晤士报》上撰文说，把妇女武装起来固然是一种宣传攻势，但“任何有经验的指挥官”都会知道真正让女兵上战场，那更多是一种负担而不是益事。 （下院）E．贝内特致编辑书，“本土防卫后备队的作用”，《泰晤士报》，1942年1月19日，页5。身体上，女性上肢力量不足，耐力也不够——而这些都很重要，哪怕现代战争是由技术驱动，地面战斗部队仍很重要。心理上，据说女性侵略欲没有男性强，而且更容易受到惊吓。因为被女人抓住总是件不光彩的事，所以敌人束手就擒的可能性会减小。另外，一旦女兵被擒，多半会被强奸或虐待。男兵的配偶，尤其是在海军，就极力反对妇女在战争中担当非传统角色。M．卡索尔，“女性在部队中的角色”，《澳大利亚防务研究杂志》，2卷2期（1978年11月），页126及克莱尔·斯蒂文森、奥纳·达林（编），《空军妇女辅助队手册》（悉尼，1984），页219。
管理方面的反对意见其实和战略考虑相关。如何合理安排人力，是军事计划制定者和政治家头疼的问题。在战时，劳动力尤其匮乏： 调遣就要特别经济、高效。这一考虑连女权主义者和现役女兵都赞成。比如在1920年，妇女后备急救队的伊丽莎白·克劳斯比就承认，战壕里虽然还用不着女兵，但她们可以极大地帮助那里的男兵。他们“希望很多事都是现成的”，而在克劳斯比看来，有的活只有女人能做。伊丽莎白·克劳斯比，《一位戎装女兵的冥想》（白金汉郡，1920），页3—4。一向主张妇女参政的米莉森特·加勒特·福塞特也持类似观点，她强调尽管社会发展已经超越了女性上阵冲锋的阶段，但她们在后方的作用对国家利益而言仍是至关重要的。米莉森特·福塞特，“妇女在战时的工作”，《当代评论》，106卷（1914年6—12月），页775。二战的情况见备忘录，1941年1月15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9423。当然，军方对高效调拨劳力的重要性也非常清楚。
反对妇女武装的理由主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也不太一样。比如在美国，乔治·H．奎斯特就认为不让妇女上阵冲锋是受了国会的压力，与军方无关。如果不是国会施压，军方固不会立刻让妇女去参战，但也会不置可否，以备万一。国会反对妇女打仗的压力主要来自南方议员，尽管地区差异不应夸大。奎斯特注意到，“南方的议员因为资历较老，所以势力要大一些，为同事说起话来也更活跃”。现任的议员不太可能因这个问题丢掉议员宝座，而且民意调查也表明，公众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要比政客开明得多。乔治·奎斯特，“问题”，收南希·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219—220。有证据表明，英、澳两国的议会不像美国国会那样反对女兵打仗，部分是因为他们更担心外敌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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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