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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珀特·默多克从基隆语法学校毕业后，在他父亲凯思爵士的安排下，到墨尔本《论坛报》做了一个星期的见习记者，专跑警察局和法院。他的第一篇见报的稿件，是一则关于法庭听审的消息。随后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到警察局作了几个月的调查工作。在此期间，凯思爵士在英国的朋友受凯思的委托，帮助鲁珀特。默多克在沃瑟斯特学院争取到了一个人学名额，凯思爵士和他的妻子默多克夫人得知后，两人都感到很高兴。凯思爵士希望他的儿子鲁珀特·默多克去牛津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对外面的世界多些了解，学成归来后投身于报业，继承自己的事业，开创新的报业生涯。
这几年，凯思自己的权力、政治和资本逐渐开始走下坡路，此时的凯思爵士已经度过了他的65岁生日。20多年来他一直经常犯心脏病。他不再对他一生所热衷的国家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也不再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施加影响。甚至在《论坛报》集团内部，他的权威也逐渐下降。由于他的心脏病经常发作，加上又动了一次手术，他的体力越来越弱。1949年，老凯思终于卸下了《论坛报》集团总裁一职，但他仍然保留着董事的职位。在集团召开的董事会上，他有时还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但这个集团中的年轻一代的经理们自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和理论，对集团的现状极其不满，又拒绝接受凯思的建议。凯思爵士感到很失望。他开始意识到岁月的无情，他已不再年轻。于是他转移了精力，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自己的经营上，希望能留给鲁珀特一个报业王国。
早在20年代未，凯思爵士得到了《昆士兰报》的控制权，这家报纸的主要资产是布里斯班的《信使邮报》。
1948年他向《论坛报》集团董事会提出要他们放弃对阿德莱德报业的垄断，他希望能允许他买下阿德莱德的广告商报公司所持有的阿德莱德《新闻报》股份。广告商报公司的股份是由《论坛报》集团所控制的。凯思爵士写一份保证书，提出他的购买条件，即如果他的家庭要卖掉“昆士兰报业公司”的股份，他们应优先出售给《论坛报》集团。然而《论坛报》集团董事会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使凯思爵士情绪低落。
当得知鲁珀特·默多克能进牛津时，凯思。默多克立刻决定和他的妻子陪同鲁珀特去英国，也为了自己能散散心，调整一下情绪。他争取到了墨尔本《论坛报》驻伦敦通讯员罗汉。里维特的帮助。里维特是一位工作认真、心地善良的记者。他曾先后在墨尔本和牛津学习历史。二战期间，他还去新加坡做过广播记者。基地失陷后，他在日本人的一个战俘营里度过了三年暗无天日的日子。获释后，他著书记载了难友们的苦难遭遇。里维特的父亲是澳洲科学和工业委员会主席，与凯思爵士是故交。里维特有激进主义思想和良好的家庭背景，是一个难寻的好人。整个50年代，他陪鲁珀特度过了他的大半个大学时光，后来成为鲁珀特·默多克的导师，在鲁珀特的生活中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1950年夏天，默多克一家从墨尔本飞到罗马，然后他们和里维特及他的妻子南希驱车北上，沿路欣赏西欧优美的自然风光，一路上很顺利。里维特记得他们曾在一个大城市留宿，里维特为默多克一家人选了一家远离市中心的旅馆。当鲁珀特到达15层他的房间，看到奇特的浴室及放在地板上的床，脸上流露出一种惊讶而又难以形容的表情。里维特后来在一本书中写道：“鲁珀特当时的奇妙表情让我终生难忘。”
凯思·默多克先生及夫人在伦敦呆了几天后，离开鲁珀特飞到加拿大。在那里，凯思爵士率领一个澳大利亚代表团参加报业王国工会的会议，在会上他会见了帕特·基伯森——威斯敏斯特报的主任、英国最大的地方出版商之一。对于基伯森和大多数其他的英国代表来说，到加拿大是一次美妙的旅行。自1934年以来，除了执行军事任务以外，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能到海外旅行。会议期间。基伯森多次与凯思先生进行深刻交谈。他非常喜欢凯思爵士，从凯思的描述中基伯森对鲁珀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发现鲁珀特有“独特的魅力”。当凯思爵士和基伯森熟悉后，凯思先生请求他帮助鲁珀特在进牛津学习之前，找一个当记者的夏季临时工作，基伯森同意了凯思的请求。回国后，他将鲁珀特派到《伯明翰新闻报》当实习记者。
对于一个年青的澳大利亚人而言，二战结束五年后的英国还是一个阴郁的地方。人们在二战时团结一致的意识消失了。企业人士虽然试图拯救战时受严重创伤的英国工业，但由于缺乏资金和原料，许多工厂仍开不了工。商店的货架上的商品稀稀落落。整个英国的工业状况极其恶劣，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行走在街道上总能看到流落街头的儿童及二战中伤残的士兵，犹如1929年经济大危机后的一片萧条景象。为了迅速恢复这个国家的经济，英国被迫对所有的东西实行配给制和限量制。为了维持收支状况，平衡各方的利益，国家对报界也实行限制，各报社的新闻纸也是政府定量配给的，而且纸的质量也不好。
在英国的第二大城市伯明翰，鲁珀特为自己找了一间旧房子。在《伯明翰新闻报》报社，鲁珀特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报社让他主持“闲话栏目”，他没有感到特别困难。工作之余，他热衷于参加跑狗比赛。在当时，跑狗比赛是伯明翰最流行的体育活动，全城男女老少都对它着迷。他经常看见人们仔细阅读报纸中对跑狗比赛的报道。逐渐地他注意到体育版是这家当地小报最受欢迎的版面。日后他的报纸、广播和电视积极从事体育报道及转播就是深受这个小发现的影响。
凯思爵士放心不下初次离家、独自生活的鲁珀特，一回到澳大利亚，马上就给鲁珀特写信。他充满深情地说：“亲爱的孩子，我希望你不要太累着，一定要合理地充分利用好时间，保持身体健康。。我相信你将非常充实圆满地离开伯明翰，高兴地对你的同事、你的老板和你的朋友说再见。”
而鲁珀特在《伯明翰新闻报》实习完后，立即就给帕特·基伯森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应当解雇报纸的编辑查理斯·芬拜。芬拜是一个很严厉而又温和的人。因为芬拜不断支使鲁珀特·默多克，使鲁珀特苦不堪言。基伯森没有接受鲁珀特的建议。
1950年10月，鲁珀特离开伯明翰，去了沃瑟斯特学院。二战中，英国大多数大学生没有毕业就去军队服役，然后其中的一些人重新回到学校学习，社会的磨练使他们成熟了。对于这个离开学校不久、年轻的澳大利亚人来说，与他们交谈，总是话不投机，似乎彼此之间缺乏共同语言。鲁珀特认为他们太乏味了。与鲁珀特共同毕业于基隆语法学校，又一起来到牛津读书的罗德·卡内基对此表示赞同，他也认为大部分英国人对远离家乡的澳大利亚人“一点也不热情”。
鲁珀特·默多克在牛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尽管一些教员认为这个澳大利亚青年反应迟钝，迟迟赶不上牛津的水准，但鲁珀待·默多克中津生涯的最大收获仍在于遇到了几个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首先要提到的是鲁珀特在牛津的主要指导教师亚瑟·布里格斯，他正力图成为英国情报界、学术界和广播界精英群中最能干的成员之一。他个了不高，身体不是很肥胖，可以称之为“丰满”，他的眼睛总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布里格斯不像一心从事研究的其他人沉默寡言，他非常活跃。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时人热情。布里格斯194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他同时取得厂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学士学位。二战爆发后，他投身于军队情报部门，大部分时间里他和其他情报专家破译、分析德军的情报。他从这些专家身上学到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情报分析方法和情报观点，受益非浅，战后，他来到了牛津从事教学。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他在课余潜心从事研究工作，作为一个求知欲强烈的学者、一个富于创造力的作家、一个天才的健谈者，布里格斯一心想成为英国最优秀的政治理论学者。当鲁珀待·默多克遇到他时，布里格斯已经在历史学界崭露头角，正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他又对媒介，尤其是广播业的理论和实践产生特别的兴趣。
凯思爵士给布里格斯写了几封信，告诉布里格斯他对鲁珀特的期望和要求。根据凯思爵士的请求，布里格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鲁珀特在一起，他教给鲁珀特逻辑性思维的方法。鲁珀特·默多克亲切地称他为“亚瑟”，布里格斯也很喜欢这个爱称。他们俩的一个共同朋友是另一个年轻的历史指导教师哈里·皮特。
鲁珀特在牛津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他不太注意他的同学和他的班级发生的变化，他喜欢沉醉在他自己的世界之中。鲁珀特花费很多时间学习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因为这些课程要求极其严格。他真正的兴趣在布里格斯讲授的政治学上，他对傲慢的哲学和复杂的经济学没有热情。当他与他的老同学罗德·卡内基有一次谈论在牛津的感受时，鲁珀特脸上闪耀着兴奋的笑容，他说：“在这里，我得到我所期望的。我爱好自由，喜欢情报的刺激。”课余时间，鲁珀特非常喜欢去不同的俱乐部和工会。对他来说，小型的进餐俱乐部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去进餐俱乐部享受美餐，有时兴致勃勃地听别人的争论，有时也参与到其他人的热烈讨论中。
然而，像他的父亲一样，在他自己的第一次英国之行中，他没有对英国产生激动不已的感觉。当时鲁珀特赞成大部分人的论断，即“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认为英国的每一件事物都好，双手拥抱它，而拒绝接受澳大利亚的每一件事物”。他很瞧不起这些澳大利亚人。与他们相反，鲁珀特对澳大利亚充满了向往和感情。他经常宣称：“我极其憎恨在英国的那些自称永不回去的澳大利亚人，我对澳大利亚非常动情，它是一块特殊的、神奇的土地，它是一个与其他大陆截然不同的国家。它有着温暖的大沙滩，独一无二的袋鼠和考拉，有我的父母和姐妹。”
在英国，他发现这个国家还没有看清二战后的形势，不承认美国的实力已远远超过英国，全国上下还沉醉于世界强国的假想中，自鸣得意，缺乏迸取。至于这个国家的领导阶层，更是不相信金钱的作用，看不起商业，藐视商业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社会都形成这种认识，并产生一种社会性的藐视商业的潮流。这股潮流对英国造成巨大伤害，并伤害了那些希望英国蓬勃发展的人的美好愿望。这也许是英国后来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发展一直缓慢，在国标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微弱的原因之一。鲁珀特因此对英国的领导阶层充满了怨恨，这种怨恨一直存留在他的心中。
在牛津，鲁珀特·默多克的生活是最高档的。在学院最好的、最宽敞的“德昆西套房”中，鲁珀特·默多克分享了一套，享受最好的服务。他还拥有一辆小汽车，对一个未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几乎前所未闻的奢侈消费品。他经常驾驶汽车旁若无人、趾高气扬地驶过学校，向英国人炫耀他的财富和与众不同。也许他想以此激怒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对他的纨绔子弟的生活方式非常不满。当然，小汽车也给他去看望朋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入校不久，他加入了牛津劳工俱乐部。他言谈举止锋芒毕露，经常出口伤人。在推举俱乐部司库人选时，他被排斥在外。那些比较保守的校友们批评他一面占据舒适的“德昆西套房”，一面又侈谈社会主义。当一名澳大利亚同学提名他为板球队候补队员时，他再次被否决。
‘与此同时，他的思想也与众不同。冷战开始后，东欧国家纷纷投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鲁珀特对别人的劝说充耳不闻，我行我素，投身于这股热浪之中。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如果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也可以称之为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在其他许多方面，他也极具挑衅性。
鲁珀特·默多克在基隆语法学校的朋友理查德·西尔柏也在英国，就读于科普思克里斯第学院。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经常吸引别人的注意。他是一个狂热的古典崇拜者。他与鲁珀特相处的时间比较多，很了解鲁珀特，他一直说：“在政治上，没有任何人能影响鲁珀特。”亚瑟·布里格斯也对这个评论表示赞同。鲁珀特的金钱万能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拜及其他的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