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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朔节前夜，春天终于来了，至少，在瑞典南方是来了，由布洛玛过来的早班飞机准八点五十五分抵达马尔默的布拓夫塔机场，鱼贯而出的除了一些商人之外，还有一位全身冒汗的刑事组组长。马丁·贝克感冒、头痛，并且讨厌搭飞机，而斯堪的纳维亚航空提供的所谓咖啡饮料对他也毫无帮助。蒙松站在出口处等他。蒙松身材高大、壮硕，肩膀厚实，他双手插在大衣口袋中，嘴里则叼着那天早上的第一根牙签。
“嗨，”他说，“你看来气色不佳。”
“没错，”马丁·贝克说，“这里有没有洗手间？ ”
五朔节是瑞典的重要节庆，这天，大家穿上春装，喝得酩酊大醉，跳着舞，尽情欢乐，享受美食，盼望夏天到来。斯科讷省的路旁开满了花，叶子也都冒出了新绿。草原上，牛羊低头啃食春草，农作物也都下土播种。学生戴上白帽，商会领袖从防蛾袋里拿出红旗，努力回想工会条文的内容。很快就是五月节了，又得暂时伪装成社会主义者，在那象征性的游行中，当管乐队奏起国歌时，连警察都马上站得笔挺。当天警察唯一的工作是指挥交通改道，确保没人对美国国旗吐口水，以及真正有话要说的人不会混杂在示威群众中。
四月的最后一天是准备的日子。准备迎接春天的到来，准备迎接爱情，以及政治上的讴歌。这是一个快乐的日子，特别是天气又很明朗的时候。
在这个快乐的日子里，马丁·贝克和蒙松一同审视奥洛夫松的残骸，并且绕着停在警察局停车场上的那辆旧车走了一两次。他们也审视那块石头和黑袜子及奥洛夫松上颚的石膏模，然后花很长的时间阅读验尸报告。他们很少交谈，事实上，也没什么特别要说的。
有次，蒙松问了一个问题：“除了是在这里被谋杀之外，奥洛夫松跟马尔默有什么关系？ ”
马丁·贝克摇摇头，说：“看起来奥洛夫松主要是做赃车买卖，当然还兼卖毒品。但大多是汽车，他把车子重新喷漆，弄个假车牌，配上假的行车执照，然后运出国去。他似乎时常取道马尔默，也许偶尔也在这儿停留。他在这里应该会有几个熟人。”
蒙松点点头。
“很糟糕的人体标本，”他有些自言自语，“身体状况显然很差，法医才会对他的年龄判断错误。一团糟的混蛋。”
“马尔姆也是，”马丁·贝克说，“但这对我们的办案毫无帮助，不是吗？ ”
“没错，一点儿帮助也没有。”蒙松说。
数小时之后，他们坐在蒙松的办公室里，看着外头铺了柏油的停车场上黑白二色的警车，以及偶尔匆促来去的警察。
“呃，”蒙松说，“我们的起跑点看来没想象中那么糟糕。”
马丁·贝克惊讶地看着他。
“我们知道他二月三日在斯德哥尔摩，而法医发誓说他最晚二月七日就死了。所以案发时间已缩小在三四天之间。我也许可以找到那段时间内见过他的人，看看会牵出什么样的线索。”
“你这么有把握？ ”
“我们这个城市不大，而奥洛夫松活动的圈子更小。我有些线民，迄今为止他们昕以帮不上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要找的是谁。我想，我也可以通过报纸把消息传出去。”
“我们不能发新闻，那是检察官的职权。”
“那不是我办事的方式。”
“你不会把我们牵扯进去吧？ ”
“我对你们斯德哥尔摩的事一点儿兴趣也没有，”蒙松颇有感触地说，“还有，有关检察官等等不过是形式，至少，在我们这里是这样。”
当天傍晚，马丁·贝克飞回家。他十点左右回到斯德哥尔摩，两小时后就躺倒在巴卡莫森他家那张放在客厅的沙发床上了，灯也关了。
但他睡不着。
不过，他老婆已经入睡，他可以清楚听到她轻微的、均匀的鼾声隔着寝室关闭的门传过来。孩子都不在家。英格丽去为明天要举行的青少年示威游行制作海报，洛夫也许在某个没有父母在场监督的派对里喝啤酒、听唱片。
一阵孤独袭上心头。他觉得生命中缺少一些东西。譬如，起身到寝室将老婆身上的睡衣剥下来的冲动。他觉得他至少该有渴望跟某人，比如说，别人的老婆，做那件事的欲望。但是，跟谁呢？
英格丽夜里两点回来时他仍未入睡。那或许是他老婆给她的宵禁时间。但是洛夫则没有特别的回家时间要遵守，尽管他比姐姐小四岁，只有她一半聪明，连她百分之一的自我保护的直觉和自我照顾的能力都没有。不过，当然，他是男的。
英格丽蹑手蹑脚走进客厅，弯下腰，在他额头上轻轻地亲了一下。她身上有油漆味和汗味。
太荒谬了，他想。
又过了一小时他才终于睡着。
五月二号早上马丁·贝克抵达国王岛街的警察局时，科里贝尔跟梅兰德正在说话。
“太荒谬了！ ”科里贝尔一拳击在桌上，除了梅兰德外，每样东西都跳起来了。
“没错，是很奇怪。”梅兰德沉重地说。
科里贝尔穿着衬衫，领带放松，领口敞开。他探过桌面，说：
“奇怪？ 也许奇怪的是我们。有人在马尔姆的床垫里放了一颗定时炸弹。我们以为是奥洛夫松放的。但奥洛夫松一个月前就死了，因为有人敲碎了他的头骨，把他的尸体塞到一辆报废的旧车里，然后连车带人全部沉到海里去。我们则坐在这里像野地里的鸟群一样，漫无头绪。”
说完他静下来喘口气。梅兰德没说话，只是心不在焉地对马丁·贝克点点头，仿佛他并不在那里似的。
“如果我们假设马尔姆的死亡与奥洛夫松之死有关系的话……”
“但这纯粹只是揣测，”梅兰德说，“虽然这两个事件看来不可能毫无关系，但是我们没有证据可以把两起案子连在一起。”
“完全正确，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事件里的第三种要素与另两件是脱不了干系的。”
“你是指自杀？ 马尔姆自杀的事？ ”
“当然了。”
“没错，”梅兰德说，“他或许知道时间到了。”
“正是如此。而且他大概觉得自己开煤气解决会比另一种死法痛快些。”
“事实上，他害怕得要命。”
“他是有理由害怕。”
“结论是，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活下去，”梅兰德说，“他害怕被杀，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杀手是谁？ ”
科里贝尔思索着，突然很突兀地冒出一句：
“也许是马尔姆杀了奥洛夫松。”
梅兰德从抽屉里拿出半个苹果，用裁纸刀切下一小片，放到他的烟袋里。
“听起来不太可能，”他说，眼睛抬都不抬一下。“像马尔姆那种蹩脚人物，不可能有能力犯下这么大的案子。他可能不会有道德良心上的顾虑，但他也得有能力处理技术上的问题。”
“棒极了，弗雷德里克，你的逻辑一点儿也没错。那么，你推断出什么结论呢？ ”
梅兰德没说话。
“你那漂亮的逻辑推论是什么？ ”科里贝尔不放过他。
“结论是马尔姆和奥洛夫松都是被灭口的。”梅兰德略带勉强地说。
“被谁？ ”
“我们不知道。”
“对，确实如此。但我们一定可以查出来。”
“是的，”梅兰德说，“或许你说得对。”
“专业手法。”马丁·贝克自言自语。
“完全正确，”科里贝尔说，“职业杀手。只有职业杀手会使用装在袜子里的石头，以及炸弹之类的东西。”
“我同意。”梅兰德说，“就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坐在这里摇头瞪眼，以为见到什么神迹了。因为我们处理的一直都是外行人犯的案子。时间一长，我们自己多少也都成了外行人了。”
“百分之九十八的刑事案件都是外行人犯下的，即使在美匡也是如此。”
“那不能当做借口。”
“没错，”梅兰德说，“我只是在解释原因。”
“等等，”马丁·贝克说，“这跟别件事也能联系起来。自从贡瓦尔写了那个备忘录什么的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
“对啊，”科里贝尔说，“那个在马尔姆的床垫里放定时炸弹的人，干吗要打电话给消防队？ ”
三十秒后他自己回答了问题。
“因为他是专业人士，是职业杀手。他的工作是除掉马尔姆，他对于同时杀掉十个人毫无兴趣。”
“唔，”梅兰德说，“这样的说法挺有点儿道理的。我听说职业杀手其实不像业余的那么嗜血。”
“昨天我刚读过类似的东西，”科里贝尔说，“如果我们换一个相反的角度，举一个完全外行人的例子，譬如我们一度受人尊敬的同事欧丁，十七年前他在斯科讷省杀了九个人时，可完全没有这些顾虑。只因为他的未婚妻取消婚约，他就放火把整个老人之家烧了。”
“可是他是精神不正常才会那样。”马丁·贝克说，“所有犯下杀人罪的外行人都是精神不正常的，即使只是在作案时不正常。但是职业杀手就不一样了。”
“可是瑞典现在并没有职业杀手啊。”梅兰德沉思着说。
科里贝尔看了他眼，说：
“谁说他是瑞典人？ ”
“如果他是外国人的话，那跟贡瓦尔的推论就很吻合了。”
马丁·贝克说。
“最重要的是，那跟我们所猜测的吻合，”科里贝尔说，“既然在讨论，就干脆猜个够。比方说，你们认为那个在马尔姆床垫里装炸弹、又把奥洛夫松头骨砸破的家伙现在还在瑞典吗？ 你们以为他作案后还会留到第二天吗？ ”
“不，”梅兰德说，“他干吗要这样？ ”
“当然，没有证据证明我们说的是同一个凶手。”科里贝尔思索着。
“有的，”梅兰德说，“有一件小事。”
“对，”马丁·贝克同意。“有一件事使这个假设变得很可能。
要在马尔默杀人并在盾牌街纵火，这人得要对当地有某种程度的熟悉才行。”
“嗯，”科里贝尔噘起嘴。“一个以前来过瑞典的人。”
“瑞典语说得还可以。”梅兰德说。
“对斯德哥尔摩和马尔默都挺了解的人。”
说话的是科里贝尔。
“但是知道的还不够多，所以会搞错对象，打电话去河岸村城而不是斯德哥尔摩报火警。”
发言的是马丁·贝克。
“话说回来，谁会想到把盾牌街上的房子说成是环路三十七号？ ”科里贝尔突然问道，“我是说，除了交通管理局和一些警察之外。行政部门有谁会这样？ ”
“有人替他把地址写下来，但没有在地图上指给他看。”梅兰德边说边点燃他的烟斗。
“一个对本市街道所知有限的人。”马丁·贝克说。
“一个外国人，”科里贝尔说，“外国的职业杀手。在两个案、件中，他使用的都是以前不曾在瑞典使用过的凶器。耶尔默说那种定时炸弹是在法国发明的，在阿尔及利亚很流行。如果有个瑞典的帮派人士突然想杀奥洛夫松的话，他一定是用铁管或单车的链条。”
“把石块塞在袜子里当凶器在大战期间常用，”马丁·贝克说，“间谍和情报员之类的人等常用这个来除掉通敌者或碍事的人。一些不想被搜出身怀枪械或刀子的人也用这个。”
“挪威也有这样的案件。”梅兰德说。
科里贝尔抓抓他的一头金发。
“这些消息都不错，”他说，“但是，总该有杀人的动机吧。”
“应该是的，”马丁·贝克说，“事实上这更强化了马尔姆与奥洛夫松两案之间的关联。一个人会被职业杀手杀死的原因是什么？ ”
“因为他们令人不安，”梅兰德说，“我们可以猜测奥洛夫松和马尔姆之间的关系。两人应该都是偷车贼。反正，是跟偷车行业有关。”
“对偷车贼而言，车子值不了很多钱，”马丁·贝克说，“他是只要有人买就贱价卖出。”
“奥洛夫松和马尔姆把车子重新喷漆，配上假的车牌和证照，然后开过边境，到某个国家，不是自己卖掉车子，就是把车子交给别人。”
“后者最有可能，对不对？ ”科里贝尔说。
他生气地摇摇头，继续往下说：
“他们跟别人，或者别的一群人，替某个涵盖许多其他行业的大企业集团，打点他们在瑞典这边的事业。但他们出了状况，所以公司决定将他们灭口。”
“没错，应该就是这个方向。”梅兰德说。
科里贝尔沮丧地摇摇头，说：
“你想，我们把这个假设说出去的话，这里他妈的有谁会相信？ ”
没人回答，约三十秒钟后，他拉过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等接通后说：
“埃纳尔吗？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