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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松用手搅乱小男孩儿的头发，说：
“真聪明。你长大要干什么？ ”
“当消防队员。”男孩儿回答。他从椅子跳下来，边学消防车尖叫边跑出房间，然后消失不见。
勒恩抓住这个机会跟蒙松说起消防车不见的事。
“你有没有到那只鹿的下面找过？ ”蒙松问他。
“我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找不着。”
蒙松擦擦嘴说：
“不可能的，也许我们可以找出来。”
吃过晚餐后，温达把他们赶出厨房，将咖啡拿到客厅里。勒恩拿出一瓶白兰地。
马茨穿着睡衣躺在电视前的地上，兴致勃勃地看电视中一群表情严肃的人坐在半圆形的沙发上讨论什么事情。一个脸上透着慎重的年轻人说：
“我认为有小孩儿的夫妻应该避免离婚，不然离婚的条件也应该要订得很严格，因为单亲带大的孩子会比别的小孩子少安全感，而且容易酗酒和吸毒——”
他话还没说完就随着荧光幕一起消失了，是勒恩关的电视。
“全是狗屎，”蒙松说，“看看我的例子。我一直到四十多岁才见到我父亲，从一岁起就由我妈妈独力抚养，我可是没什么毛病，至少没什么大毛病。”
“这么多年来，你找过你父亲没有？ ”勒恩问他。
“我的天，没有，”蒙松回道，“找他干吗？ 没有，我们倒是很意外地在戴维斯广场的酒店碰了头。我当时还是个小队长。”
“当时你有什么感觉，”勒恩问道，“和你父亲这样见面？ ”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我站在那里排队，旁边的队伍里有个大个子男人，头发都白了，跟我一样高。他过来跟我说：‘你好，先生，我是你父亲。先生，我好几次在城里看到你，都想跟你说话，但是都没有。’接着他说：‘我听说你一切都很顺利，先生。”
“那你怎么说？ ”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然后那老头伸出手说：‘我是扬松。’我则说：‘我是蒙松。’然后我们就握握手。”
“后来你们有没有再见面？ ”勒恩问道。
“有，我们偶尔会碰到，碰到时他总是同样客气地跟我打招呼。”
温达过来抱马茨，他在勒恩膝上睡着了。一会儿后，她回来说：
“他要你去跟他道晚安。”
他们进房间时，小男孩儿已经睡着了。蒙松在蹑手蹑脚走出房问并带上房门前，以专业的眼光审视了房内一遍。
“我猜这里你都看过了？ ”他问。
“看了，”勒恩说，“把整个房间都翻过来了，其他房间也是。
不过你可以再看看，搞不好我哪里看漏了。”
但是他没有遗漏任何地方。他们两人把屋子全找过一遍，没有哪个地方是勒恩没搜过数遍的。他们回到咖啡、白兰地和温达身边。
“是很奇怪，对不对？ ”她说，“那消防车还挺大的呢。”
“约一英尺长。”勒恩说。
“你说他收到消防车后很多天都没出门，”蒙松说，“那会不会是扔出窗外了？ ”
“不会，”温达说，“你也看到了，我们的每个窗户都有防小孩儿打开的安全链，他没办法自己打开，何况马茨在场时我们从来不开窗户。”
“就是打开了，因为安全链还在，开口很小，消防车也还是过不去。”勒恩说。
蒙松在双掌之间搓动着酒杯，问道：“那垃圾袋呢？ 会不会放到里面去了？ ”
温达摇摇头头。
“不会的，垃圾袋跟肥皂粉之类的东西放在同一个橱柜里，门用栓子拴住，他打不开。”
“嗯哼。”
蒙松边思索边啜饮白兰地。
“你这里有阁楼当做贮藏室吗？ ”他问。
“没有，只有地下室有贮藏室。”勒恩回答。
“消防车不见后，你有没有往地下室放过东西？ ”
勒恩看着他老婆问道，她则摇摇头。
“我也没有。”勒恩说，“想想有没有拿出去什么东西？ 譬如送出去修理什么的？ 脏衣服呢？ 会不会混在送洗的脏衣服里？ ”
“都我自己洗的，”温达说，“我们地下室有洗衣房。”
“会不会被他的朋友拿回家了？ ”
“不会，他感冒了很久，那段时间完全没人上门。”温达说。
他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有没有任何人来过，把它带走了？ ”蒙松又问。
“我的一些朋友来过一两次，”温达说，“但是他们不会偷玩具的。而且，东西在他们来访之前就不见了。”
勒恩沮丧地点点头。
“这跟被警察讯问一样惨。”温达笑出声来。
“等他拿出棍棒开始拷问你，你才知道厉害。”勒恩说。
“想一想，”蒙松说，“有没有任何其他人来过？ 来取东西的？ 查电表、煤气表的？ 铅管工或是其他工人？ ”
“没有，”勒恩说，“就我所知，没有。你是说可能有人把它偷走吗？ ”
“对，不是没有可能啊，”蒙松说，“人会偷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在马尔默，我们曾抓到一个伪装成除虫工人的贼，从他家里一个箱子里搜出一百一十三条女人的内裤。他只单偷那样东西。不过我倒觉得消防车应该是被人误拿了。”
“温达，你应该知道的，”勒恩说，“你白天都在家。”
“对，我就是在想这件事。我想不起有什么工人来过。那个来装新窗框的工人是在那之前就来过了，不是吗？ ”
“对，”勒恩说，“那是二月的事。”
“对啊。”温达说，咬着食指的关节沉思着。
“对了，”她说，“管理员来过，让暖气机通气。那是在马茨生日过后几天的事，我肯定。”
“让暖气机通气？ ”勒恩说，“我不知道这件事。”
“我可能忘了跟你说。”温达说。
“他有没有带工具？ ”蒙松问，“他应该带了钳子。你记不记得他有没有带工具箱？ ”
“有的，好像带了，”温达说，“不过我不是很确定。”
“他就住在这栋大楼里吗？ ”
“对，在一楼。他叫斯文松。”
蒙松放下白兰地，站起来。
“埃纳尔，走吧，”他说道，“我们去拜访你们的管理员。”
斯文松约六十岁，个子小小的，肌肉发达。他穿着烫得笔挺的暗色长裤和雪白、有袖箍的衬衫。
蒙松早看到客厅鞋柜旁放着一个工具箱，这时管理员说道。
“晚安，勒恩先生。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吗？ ”
勒恩不太知道该怎样开口，但是蒙松指着工具箱问道：
“斯文松先生，那是你的工具箱吗？ ”
“是的。”斯文松惊讶地回道。
“你多久没用它了？ ”
“呃，不知道啊。有好一阵子了。我住了好几个礼拜医院，我不在时都是住十一号的博格在帮我处理事情的。我可以问是什么事吗？ ”
“我们可以打开来看吗？ ”
管理员拿起工具箱。
“请便，”他说道，“不过，为什么……”
蒙松打开箱子，勒恩看到管理员伸长脖子探看，然后脸上露出毫不掩饰、极为惊讶的表情。勒恩踏步上前，看到在众多锥子、起子、螺丝钳等工具中，躺着一辆闪闪发亮的红色消防车。
数天后，更准确说，是七月三十日星期二，马丁·贝克和科里贝尔坐在瓦斯贝加警察局喝咖啡时，私下为这个案件做了个总结。
“蒙松走了没？ ”马丁·贝克问道。
“走了，星期六走的。那人对斯德哥尔摩没什么好印象，我想。”
“没错，我想去年冬天那个巴士谋杀案是够他受了。”
“这人办案真是他妈的一流，”科里贝尔说，“看来慢吞吞的，真是令人跌破眼镜。不过，我一直怀疑——”
“怀疑什么？ ”
科里贝尔摇摇头。
“那个讯问有点儿古怪。那个女人，你知道……”
“你怎么会这么想？ ”
“我也说不上来。总之，事情似乎都明朗了。奥洛夫松、马尔姆跟那个帮他们伪造证件的卡尔松，想出来自己独当一面……”
“对了，那个卡尔松，我们去他工作的保险公司看过。所有他用来制造伪证的工具都在那里。印章啦、纸啦，等等，”马丁·贝克说，“他全放在柜子里，他部门的主管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东西，就全收到一个箱子里。你想看的话，那箱子现在在国王岛。”
“他伪造的技术还相当不错，”科里贝尔说，“总之，那三个人知道太多了，所以那个叫亚沙利、里菲、克拉瓦纳还是什么的，就被上头派来了。”
“干脆叫他王麻子。”
“对，就叫他王麻子。他先到哥本哈根，再去马尔默，然后杀了奥洛夫松。但是马尔姆很害怕，逃走了。接下来马尔姆被警察抓住……”
“对，”马丁·贝克说，“他和西古德·卡尔松都失去了谋生的办法。他们大概知道奥洛夫松出了事。两个人没钱又绝望，最后马尔姆想自己开车去卖，多少换点儿钱，没想到一下就被抓了。”
“然后他被放出来，但那对他的处境一点儿帮助也没有。他跟卡尔松都只能等那个王麻子或是别的杀手出现，好送他们上西天。他们其实都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了。”
“然后那个王麻子果然跟邮件一样准时出现了。他们事先一定知道他来了，也许他给他们打过电话，也许他在查对门牌号码时被他们看到。总之，卡尔松完全放弃了，开枪自杀，死前有一阵子还神志清醒，想要打电话给你，但那个念头只是稍纵即逝。”
马丁·贝克点点头。
“马尔姆怕得要命，因此，尽管他大概知道自己被警方跟踪，还是冒险现身去找卡尔松。结果听到卡尔松死掉的消息。”
“所以他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儿钱买了啤酒，回家后打开煤气。没想到那个王麻子为了早点儿了结他的性命，已经去过他房间，在他床上放了个精巧的小东西。第二天，王麻子搭飞机飞到某处，把我们这些警官和警察留在一团迷雾里。想起来真够蠢的，我们这一群人，你、我、勒恩还有拉尔森，四处奔波了五个月，找的却是一个在我们开始调查前就已经死了一个月的人，以及一个我们到现在连名字都不知道、一开始就跑得无影无踪的人。”
“也许他还会回来。”马丁·贝克沉思着说。
“乐观主义者，”科里贝尔说，“他绝对不会再踏上这块土地。”
“嗯，”马丁·贝克不同意。“我可没那么确定。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他具备一项到瑞典工作很重要的资产——他会说瑞典语。”
“是啊，他到底是在哪儿学的？ ”
“可能在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可能是大战期间以难民身份在这里待过。总之，如果那个组织决定要在斯德哥尔摩重建分部的话，他一定非常重要。何况，他不晓得我们知道他的存在。所以他很可能会再来。”
科里贝尔偏着头，一脸怀疑。
“你有没有想过另一件事？ ”他问道，“即使他真的回来，甚至主动跑到警察局，我们也无法证明什么；他去过河岸村城又不犯法。”
“对，我们是没办法把他跟那场火灾联系起来，但是马尔默那个案件他是脱不了干系的。”
“说的是。但是那件事轮不到我们头痛。反正，他绝不会再回来的。”
“我还是不这么认为。我会要求国际刑警和法国警方注意这个人，只要他一露面就通知我们。”
“你去办吧。”科里贝尔边打呵欠边说。
第三十章
一个月之后，科里贝尔正坐在他瓦斯贝加的办公室里伤脑筋，思索着一个十七岁女孩儿的下落。经常有人失踪，尤其是女孩儿，时间大多在夏天。这些失踪者几乎都会再度出现，有的是一路搭便车去了尼泊尔，在那里盘腿吸鸦片；有的去为德国色情杂志拍裸照，身上多了几个钱；还有跟朋友去乡下度假，完全忘了打电话跟家人联络。但这一个似乎是真的失踪了。眼前那张相片上的女孩儿微笑着，他却沮丧地想着：也许她再度出现时会是在下水管里，或纳卡国家公园的某个池塘里，而且不成人形。
马丁·贝克在放假中，斯卡基不见人影，虽然他一定就在附近。
外头下着雨，清新干净的夏雨，洗去叶子上的灰尘，欢欣地拍打着窗户。
科里贝尔喜欢雨，尤其是一场闷窒燥热之后的清新雨水，他高兴地看着厚厚的灰云，云层偶尔会敞开，允许阳光穿过。他想到很快就可以下班回家了，最晚五点半走，五点半已经相当晚了，因为那天是星期六。
当然，就在这时，电话响了。
“喂，我是斯滕伦格伦。”
“嗯哼。”
“我这里有个电报，不过上面的东西我看不懂。”
“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