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鄹窠档秃芏嗟模�105mm的榴弹才二十元一发。以河南的短暂战斗时间估计，恐怕一路都是以大炮开路了。
我便安慰道：“不管怎样，赵颂清还给你省了1000万。要不然，我给他发个勋章吧！”
这时候，我说什么都不适合。过后，倒是应该去封电报。当然，我也正是这么做的。当天晚上，我给四路大军的指挥官发了封密电，提醒一下，“……如此消耗，以目前之运力，勉能维持。若战事起于东北等边疆，补给必不能及，奈何？北军战力平平，此正练兵良机，不可错过。……”
虽然，有着小小的不足，河南战役还是顺利结束了。预定目标，全部实现，极大的改变了国防军的战略形势。同时，也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的局势。
对此最敏感的，应该算是报刊媒体了。尤其是北方报界的转变，最为明显。以袁世凯生前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报》为例。国防军出兵时，《亚细亚报》在头版加以报道，宣称“政府军必将迅速消灭叛军”；国防军攻克开州等城市，《亚细亚报》在二版加以报道，宣称“政府军与国防军连连大战，民众流离失所”；国防军攻克保定，包围北京，《亚细亚报》在三版加以报道，宣称“国防军大获全胜，政府军形势不妙”；北京城被攻克的当天，《亚细亚报》在头版头条加以报道，套红的标题就是“董都督龙颜大怒兴义兵，国防军百战百胜灭国贼”。
汗！墙头草的心理，大多如此。茶余饭后，平添一笑料而已，却是不必放在心上。
真正值得注意的，还是国内各势力的变化，及各国对这一事件的态度。
总的来说，各方面的态度，都是向好的一面转变。毕竟，国防军大胜北军，双方的形势一目了然。
芮恩施的态度，可以用欢欣鼓舞来形容。眼看着统治中国的，将换成一个亲美政权，其领导人信奉民主，尊重法制，极为符合美国标准。最最重要的是，这个领导人还承诺：废约之后，为美国提供贸易最惠国待遇——这何异于把中国变成美国的专署殖民地。当然，芮恩施也知道我是个精明务实的人，美国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无论如何，美国在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都将超过英国。如果不能拆散日英同盟，起码也可以结成美中同盟，抑制日本在太平洋的扩张。这样的成绩，不管是对美国，还是对芮恩施本人，都是极为有利的。
所以，芮恩施态度鲜明，全力支持我，需要的时候，美国将会率先承认中国政府，可以考虑我之前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且主动要求为我提供贷款。
我对此表示了感激，声明如果需要贷款，一定优先考虑美国。然后，我主动提起了承诺，再次重申了承诺——“为美国提供贸易最惠国待遇”。同时，我也提出了个小小的要求，希望芮恩施能够帮助争取美国的订单——特别是造船订单。芮恩施考虑一下，答应了，但要求我提供部分资料以证明制造能力。这个，我也没有，我告诉芮恩施，厂家会去人拜访你，有什么要求，你与他们商量。然后，我笑着说：“你还可以和他们谈谈佣金”。芮恩施毫不在意的说，“当然。”我虽然理解这种行为，却总觉得有些好笑。
承诺是一定要遵守的，国家信誉很重要，我说到做到，言而有信。只是过程么……有点小小的不同，区区小事而已，想必芮恩施也不会在意。
英、法、德等国的意见，其实并不重要。这几个国家正在欧洲打生打死。就算我把这几个国家的领事抓过来，打上一顿板子，这几国也最多表示一下抗议，绝对无法出兵干涉。所以，这几国的态度，目前并不重要，我只要表示适当的尊敬，也就够了。当然，我绝对不会真去打这些人的板子，虽然中国的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却还是要比法国差一点儿，更不要说英国了。不过，自从国防军1914大阅兵以来，各国使节的态度，也好转不少。起码不会在我面前，再做指手画脚的样子。英、法两国的使节，都默认了军政府行将统治中国的事实。都通过顾维钧提出要求，要求我承认此前的种种条约。我自然不会答应，便叫顾维钧敷衍一下，反正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参，自从北京对德国宣战后，就转职成了难民，生活在原青岛德租界。
1914年以后，滞留在中国的德国人，被集中到原青岛德租界内的几个挨着的社区里。社区内居民生活，起初仍保持了原状。生活在这里的德国人，趾高气扬地说着德语，假装看不到中国警察的出没。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失业的德国人，慢慢花光了手里的积蓄，靠典当度日。迫于生计，许多德国人不得不努力挖掘自身的潜力，陆续开办了许多学习班，来讲授自己的知识，或者到中国人的工厂担任工程师。实在不行的，只好去中国工厂作技工了。军政府也从中聘请了一些教官，到海军/陆军军校任教。偶尔，也有德国人，被大学聘请任教，军政府也一律绿灯。当然，这中间难免有磕磕碰碰，但军政府还是基本公平的处理了一切——如果有不公平，也是偏向中国人。自然，这是不受鼓励的，政府工作人员要十分小心分寸。但多少有些政府工作人员，乐此不疲。
至于俄国使节，不知道您指的是沙俄使节，还是苏俄使节。前者自去年8月沙皇专制统治结束了，就已经悄无声息。我听到的最后的消息，是公使本人在三月革命以后，就转职成难民，卷了所有资金，躲在租界里醉生梦死。后者则还没有的到我的接见。
＇注＇：俄罗斯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粮食问题，由于某些原因，我假设联省的粮食大量增产后，一部分流入俄罗斯，加上大量军火的输入，将之向后推迟了五个月。
贪婪的“北极熊”从来没有这么虚弱过，欧战使俄罗斯土地荒芜，物价飞涨，食品奇缺，工业萎缩，外债大增。中东铁路现在正处在日、美、法、意等国的“国际共管”中。苏俄的使节预备了很多条件，希望能够得到北京政府的承认。现在的北京哪里顾得上俄罗斯如何如何，自然毫不理会。于是，在考察了中国形势后，苏俄使节便辗转来到安庆。
根据某些朴素的道理，我在这种时候，应该想方设法从俄罗斯身上，谋取更多的利益。所以，一直拒绝接见他，只让顾维钧敷衍一下，什么也不要答应。我听说，苏俄使节正在安庆四处活动，想购买一批粮食。这是商业行为，与政府无关，我只是提醒商家，不要收取卢布，小心贬值。
此时此刻，日本是唯一有能力出兵干涉的国家。理所当然，日本的态度，也最受重视。对于中国的政策，日本政府内部存在着争议。现在，亲中派和大陆派争执不下，双方便各行其事。一面联系安庆，大谈中日友好；一面武装北平政府，扶植代理人。具体到中国，就反映在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和日本驻安庆代办小幡身上。日本公使馆设在北京，日置益却常年生活在安庆，而小幡则常驻北京。由于《二十一条》的签署，日置益在国内的人气有所回升，起码没有人喊打喊杀了。但是，“卖国贼”的名声，不时的闪现成为日置益的头衔。所以，日置益也曾很是苦恼。于是，我就鼓励他，“我们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奋斗，中日之间存在着许多的共同利益，双方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日置君的苦心，到时候自然会被国人所理解”云云。使日置益坚定了信心，坚持“亲中”不动摇^…^。
日置益很关心我的承诺，我也再次表示一定信守承诺。但是，中日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是一定要废除的——平等方存在同盟。日置益对此也表示出了理解，同时，告诉我日本民众恐怕很难接受。我就说，“这就需要我们努力沟通，想办法解决了。其实，给予日本贸易嘴惠国待遇，还不是一样？”
其余的，就要日置益与日本国内解释了。能否最终实现，我已经不太担心。事情就是如此，日本不能够吞并中国，自然就只能与中国合作。至于其间的冲突，我并不放在心上。以目前的情况而言，中国最差，也能够与日本打个两败俱伤。也就是说，中国的独立不成问题。我的最低目标算是达成了，心情当然不会那么担心了。
顺便说一句，我送了一筒“大红袍”给日置益，日置益表现的感激万分。我有点恶心，但挺住了，恰到好处地表示，不必客气。
国内各省实力派人物的态度，也有了明显好转。广东、云南和贵州之间，加紧了联络。有消息指出，孙小山又秘密出现在了广东。这个，不管他，不要看他现在闹的欢，早晚给他拉清单。四川的战事，在短暂的停顿之后，再次激烈起来。看来唐继尧野心还是很大的。广西陆荣廷代表已经表示，希望加入联省，目前正在谈条件。其实，来谈条件的，何止广西一家，多了去。中国政府实际控制的，有二十二个省份，现在安庆的代表倒有四十几位，上述几省的都有。
我没有接见所有这些代表。只是让人接待他们，记下他们的条件，再慢慢加以讨论。能见到我的代表，数量不多。大体说来，有山西阎西山的，辽宁张作霖的，广西陆荣廷的，以及南方及陕西等地的几个代表。
现在，比较重要的，要算广西和山西的来人。广西的原因已经说过了，这里说一下山西。山西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地理位置。通过山西，我可以派兵迂回，截断北军的退路，以避免战事的扩大，快速结束战争。说句心里话，这一天的军费开支，可要几百万的，早一天是一天。 山西代表景穆，是阎西山的得力幕僚，阎对其言听计从。景穆一口答应了国防军过境的要求，同时，提了几个要求。我的回答也很直接，阎西山的能力是有。所以，阎西山可以在从军，从政两者中，任选其一。然，联省制度，军不干政，政不干军——“你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但你不能公开发表你的意见”。从政，可以担任省长，或者某一部长；从军，也会是一实权之职——需要经过学习和考核。
8月5日，景穆返回山西，安排国防军通过事宜。阎西山听闻我的条件，十分生气，杯子都摔了，对景穆的许诺很不满意。景穆冷笑问道：“山西军比北洋军如何？”此时，山西军不过四旅，不足三万人，如何能够与北洋军相提并论。阎西山不禁默然。景穆遂道：“此已经是极好的条件了，后来者恐欲得此而不能”。
8月6日，冯国璋通电辞总统职；这里提到冯国璋，是因为我在五日后见到了他的密使，其间过程不必详述，冯国璋野心之大，我尚可容；其为人之贪婪，断不能容——冯国璋就任总统竟为区区8万元搞出个“总统鱼”，贻笑大方。所以，其间种种无非敷衍冯而已。
而北平段祺瑞自然不甘心束手待毙，乃命陆军次长徐树铮统帅北军，把守石家庄、保定和静海一线。
8月11日，李良治率山地第二师进入山西，同行卡车3500辆，携带了大量的装备物资。
8月22日，山地第二师越过大同，袭取张家口，出现在北平侧后，震惊了北平政府。段祺瑞紧急从前线，调动军队回防。北平市民开始离城，躲避战乱。
河南的土匪是个问题。我不喜欢匪徒之类的人物，总觉得他们好逸恶劳，期望不劳而获，不值得同情。所以，我一直以来的政策，对此类人物都很严厉。但是，河南的情况又不一样。豫北和豫中诸县的土地比较肥沃，有时情况还不错，豫西南诸县与此不同，其贫困是惊人的。在鲁山县和宝丰县的一些村庄里，大地主几乎占有所有的土地，地租高达六成。在收成不好的时候，饥民们就吃不成熟的庄稼（吃青）、糠、树皮、苔藓、甚至鹅粪。
丘陵地区的灌溉很重要，所以，在那里挖沟是一种重要的副业。这些挖沟的人，被称为蹚匠。 民国初年，鲁山一地估计就有数万名蹚匠。当工作减少时，成队的蹚匠非常容易变为匪帮，两者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直到鲁山把“土匪”称为“蹚将”。 此外，在河南比较富庶的地区，还有许多秘密社团，红枪会等等，他们是乡村自卫社团。
总而言之，河南的情况乱得一蹋糊涂。每每知道这样的情况，我就能够理解，为何会有那么多人相信共产主义，并愿意为之前仆后继了。无论如何，我很难在河南实行严厉的政策。
我派了五个师到河南，二个山地师，三个新编步兵师。一面以较宽松的政策，要求作恶较少的土匪投降，宣布了“免于追究”的赦免令；一面开始剿匪，收缴武器，维护河南治安。与此同时，我将河南的几路大军都调往河北。
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