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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皇帝、做大独裁者，要日理万机，明察秋毫。那项繁重工作，岂是一个精气神皆孱，连个儿子也生不出的像溥仪先生那样的人，所能胜任的呢？
总而言之，时至晚清，我国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大清气数已尽，不是出几个像李鸿章、邓□□一类的人物，搞两下什么「中兴」就可挽救得了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我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一到，就要出现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结果赤地万里，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中华文化遗产，玉石俱焚……最后才能海晏河清，再产生一个新的朝代来。
这一种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痛苦，已经是够大的了。到二十世纪，我们要把中古的中国改变成西式的现代国家，那这个周期性的变乱，就要拖得更长更惨了。
揭竿而起和揭竿不起
大致说来，满清没落的周期，盖始于乾隆之末、嘉庆之初。在我国古代这一个周期开始时的征候便是地方不靖，盗匪横行－－用个现代化的名词，那便叫做「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之初，类多为零星土匪，在乡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时，他们就渐渐的彼此并吞裹胁，变为股匪了。发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识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刘邦、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张作霖、毛□□……都是农民暴动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们利用农民的方式虽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则基本相同。－－这也是我们中华农业大帝国传统之内，政治上新陈代谢过程的特有现象，其它文明中是没有的。
笔者这一辈在农村中生长的中国人，有许多便有目击，甚或参与这种传统农民暴动的亲身经验。这种经验在今后的中国是不会再有了，因为那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大帝国」的特有现象。农业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不会再出现了；这一农民暴动的现象也就不会再有了。
毛□□、邓□□诸公就不了解这一点。毛搞「大跃进」饿死农民两千余万，人相食，而农民没有出个陈胜、吴广，来「揭竿而起」。毛氏觉得很奇怪。不知其所以然，他只好说是「中国农民太好了」。毛始皇就不知道，当年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为十二金人」，这些「金人」老爷是不能拿刀杀人的。农民没有「兵器」，在那个时代，他们「削竹为枪」，还是照样可以造反的啊！
毛主席收尽天下兵器，铸为千万机枪、坦克；农民「揭竿而起」就办不到了。帝国时代的中国农民就那样不好？动不动就造反？人民中国时代，农民就那样「好」？饿死也不造反？他们承毛主席高看了！
刘邦，这个农民领袖，「入关」时「约法三章」的第一章便是「杀人者，死。」毛□□在「大跃进」中，一下便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谋杀案，或过失杀人案，农民要判他两千五百万个死刑啊！润之兄，你还想在历史的地狱里超生！
邓□□先生是有大恩于中国农民了－－他把农民从毛□□的「农奴制」（serfdom）中解放出来。这样他就以为中国八千万农民是他邓家政权的老本了。「有八千万农民支持我，怕什么？」邓公有所不知，时至今日，甚至早在十八世纪的法兰西，「改朝换代」的枢纽已不在农村。它的重点是在「巴士底狱」围墙之外啊！拿破仑将军哪是什么农民的领袖呢？
题外之言，扯得太长了，就此打住。
白莲教和严新的「带功讲座」
晚清农村发生严重性造反现象，盖始于干嘉之际的「白莲教」之乱。这种清史上所谓「教匪」便是失意知识分子利用宗教迷信，以煽动贫苦绝望的农民联合造反，很标准的「农民大起义」。
「白莲教」是我国宋、元、明、清四朝潜伏于民间，最有号召力的秘密「会道教门」（folk religion）。清末的「天地会」和搞「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民国时代的什么「同善社」、「一贯道」、「红枪会」、「大刀会」，乃至今日风靡台海两岸的「气功」传习和「特异功能」等等，都是他老人家的嫡系或旁支。
愚夫妇最近在纽约花了一百美金，去参加大陆访美的气功大师严新所主讲的「气功带功讲座」。我被主持人延坐于讲台之上、严新之侧，面对听众数百人。当严医师带功讲演时，听众之中顿起骚动－－哭者、笑者、颤者、抖者、盲行者、跳舞者、拍手者，甚至翻斤斗、打滚、少女沿墙倒立……不一而足。我邻座一位妙龄少女也随众离座起舞，舞姿美妙。我坐于她的「磁场」之内，她向我「发功」（她事后告诉我的），我也在无意中扭了若干次，为坐在远处的老伴所目击。杂座于听众中的李又宁教授也在座位上起舞，舞态也颇为可观。
那位在讲台上一讲数小时，讲话既无阴阳顿挫，口中也不要喝水的严医师，却频频招呼摄影记者「把这些美妙姿态照下来」。我虽未带照像机却高坐于讲台之上，整个会场一览无余。眼见那些满嘴胡须，粗壮无比的大洋人也失去控制而摇头晃脑，手舞足蹈，与邻座指手画脚的东方夫人，相映成趣－－真是好一场大魔术表演，不见不信。
据严新说，他在大陆上最大的一次「带功讲座」，听众有十九万人之多，盛况可知。我这位「无师自通」的气功学徒，也告诉他说，我要拜他做老师。－－朋友，人家是真有本领！不是瞎扯淡的嘛！
我想：我如是个晚清时代的失地农民，严新如果是个白莲教的「老头子」，那我一定会跟他去「造反」的。他如被「招安」了，要替叶赫那拉老太太搞「扶清灭洋」，那我也会追随到底的。
舜犹人也！读者与作者亦「人」也。做个「人」，则我们的社会行为都有其相通之处。是造反或是保皇，彼此都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看过严新，就不免使我联想起那位「上帝的小儿子」、「耶稣的弟弟」、「天王洪秀全」来了。
广东洪秀全何以在广西造反？
洪秀全所生的那个时代便是传统中国历史上产生陈胜、吴广、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上面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已彻底锈烂，不堪使用了。下面的社会也百病丛生－－黑死病、爱滋病都一时俱来。病入膏肓，医药罔效，人死病断根，那就要改朝换代了。
在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体制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农民中之绝大多数又是些终年难得一饱的贫下中农。当他们在这种「上下交征」的残酷环境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时，他们就要挺而走险，集体暴动了。在农民暴动蓄势待发之时，上帝忽然派了他的小儿子下凡「除妖」，这位小上帝：「天兄耶稣之弟」的「洪先生」，和这些农民自然也就一拍即合了。－－洪先生搞「带功讲座」的本领，可能比严先生还要大上几倍，也未可知。
洪秀全就是以「带功讲座」这一类的方式开始，领导数万农民造起反来的。
洪秀全本是广东花县人，他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跑到邻省广西去造反呢？这就是因为在那个造反有理的要求之下，广西的造反条件实远优于广东。
广西在今日大陆政治区划中已经不是个「省」，它被划为「壮族自治区」。壮族在我国少数民族排行中是最大的一族，有六百万以上的人口。其中兄弟民族又有苗□彝黎等等种族繁多。其实这些少数民族事实上只是「中华民族大熔炉」（The Chinese Melting Pot）中尚未完全熔化的部分。根据熔化的程度他们且有「生」、「熟」之分。笔者在抗战期间读中学曾随校迁入这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那时我们所接触的苗族同胞即有「熟苗」、「生苗」之别。最熟的熟苗那就与我们所谓「汉族」毫无分别。他们的子女也就进入我校读书。可是我们如与「生苗」往还，那就要带「通事」（翻译）了。
清末的广西当然比抗战期中的大西南更为复杂。全省汉番杂处，生熟兼备。而汉人之间亦有土居汉人（早年南迁者）与「客家」（后来的北方移民）之别。其情形盖亦如台湾今日的「本省人」与「外省人」吧！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劣根性在作祟，这两帮「汉人」之间的摩擦，原是没止没尽的。至于汉番之争，乃至少数民族本身之间的斗争那就更不用说了。再加上地理条件－－全省地瘠民贫、谋生不易。因此落草为寇，实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终南捷径。纵迟至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的时代，他所熟悉的广西，还是「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
广西在人文和自然环境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于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说「粤语」（广东话）；而住于桂江两岸的，则说「桂林官话」。说这两种不同语言的也难免有其不同的畛域观念。
上述种种也都为有能力有魄力的野心家提供条件，使他们能因时、因地而掌握其特性，组织群众，揭竿而起。
洪秀全是一位科场失意、能说粤语的客家人。他在花县是一位被歧视的汉族中的少数民族。所以在花县他是不会有太多的群众的。加以花县地邻广州，居民的文化和经济水平都相当高。洪先生想搞点「妖言惑众」、「带功讲座」，也是不太容易的。可是他如跑到地瘠民贫，客家聚居的广西西江两岸的贵县、桂平紫荆山、金田村一带，那洪先生就可称圣称贤、称王称霸，如鱼得水了。
一口通商和「五口通商」的经纬
洪秀全造反还有一个那时代所特有的经济背景。
洪氏起义金田是在「鸦片战争」结束的八年之后。在结束鸦片战争的缔结之前，中国所搞的「外贸」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国货物－－如苏杭宁的丝绸，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红茶、漆器，安徽的绿茶，长江下游的棉纺织品等等－－销行欧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岭，通过广州「一口」去漂洋过海的。欧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银，英国的呢绒、钟表（且看北京故宫的「钟表馆」）和后来的鸦片，美商所运入的檀香、人参（所谓「西洋参」有别于东北产的「高丽参」）、皮货等等，乃至南洋产的珍禽异兽、犀角象牙……也都是通过广州逆流而行畅销于内地的。中外商家要搞「外贸」都要在广州一口去参加变相的「广交会」。中方出口贸易则由专搞出口的「公行」（大致有十二三个独立商号，如上述浩官）加以垄断；番禺所谓「金钱堆满十三行」是也。
来华贸易外商则各有「夷馆」，长期划界居留，各营其利。中国管制外贸关卡，则有所谓「粤海关」，年入正税约在八十万两上下（税收略次于长江中游的「九江关」）。粤海关不属于「户部」（今之财政部），而直辖于「内务府」，是皇帝的私产。关税收入作为北京禁城的「维修费」。
〔附注〕满清皇帝是不能乱花钱的。他是个「制度」（institution）。国家为维持这个institution是有其一定预算的。中国的皇帝是「中央集权文官制」中，最高级的「官僚」。他不是个「寡头独裁者」。清末女主当权，叶赫氏破坏了这个制度。她因此亡了夫家，也报了娘家的世仇，才成为亡国之后的。
我国当年「广交会」的贸易额是可惊的。在伦敦、纽约等现代港口兴起之前，广州可能是独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纪的泉州不相上下。
泉州在中世纪欧洲和伊斯兰史上号称「四桐市」（Zayton），以其四周有巨桐四株也。余年前访古四桐，瞻拜郑和行香遗迹，登临唐代古塔，觅四桐而不见，然其海天形势迫人，固古今无殊也。嗣趋番禺，偕内子投宿于「白天鹅宾馆」之最高层，俯视香江，见粤海之胜；想中国近代史上多少英雄人物：林则徐、伍敦仁、孙逸仙、蒋介石、李宗仁、毛□□、赵□阳……均逝于足下。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能不感慨系之。
其中浩官伍氏一家于上一世纪四０年代之破产衰败，即关乎本文阐述之主旨。盖（一八四二）之后，通商扩及五口，上海乃扶摇直上，顿成五口之王。全国外贸进出中心移往长江下游。广州十三行垄断结束，生意一泻如注，改业乏术，便沦于破产。
十三行破产不打紧。要紧的是广州的衰落；广州衰落不打紧，要紧的是靠它生意吃饭养家的千千万万，翻山越岭，摆渡撑船的搬夫船夫。他们因广州之衰落而失业，则妻儿哓哓，如何是好？
广州「腹地」居民，尤其高居南岭深山的客家同胞